文革整人花样百出 散步谈心也遭横祸

三、1970年滥杀风再度兴起

塘田会议后，大部分地区的“黑杀风”开始平息。但由于极左路线盘根错节，根深蒂固，有人怕“留下活口遭报复”，务求斩草除根，不留后患。据塘田市区了解，该区在会后又追杀了30多人，其他各地也有追杀现象。有的地方则等待时机，准备新账老账一起算。在1969年的“斗、批、改”（又叫“三分之一”，因为全县的斗、批、改运动计划分三批搞完）运动和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又相继发生了捆绑吊打和刑讯逼供等死人事件。

1.邵阳县革委会主任汪某的“七杀令”

1970年春，全国根据上级的统一部署，广泛开展“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的“一打三反”运动，具体到邵阳县，就成了抓“黑杀队”的继续。这一年的农历正月初八日，邵阳县召开3，000人的干部大会。县革委主任、人武部部长汪某在会上声色俱厉、杀气腾腾地说：“这次‘一打三反’，就是要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那些污泥浊水、资产阶级毒瘤，也就是那些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以及有各种各样严重问题的人，全部、干净、彻底地清查出来，该抓则抓，该关则关，该判则判，该杀则杀，以免他们一有风吹草动就跳出来兴风作浪，危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没。对于这些危害社会的残渣余孽和害群之马，绝不能心慈手软，要下狠心将他们一网打尽，斩尽杀绝。”紧接着，注主任一连喊了“杀杀杀杀杀杀杀”等七个“杀”字，说“要杀出全县城乡一片红，要杀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邵阳县全境立即陷入一片惊惶恐怖之中。

据原和平公社党委书记陆古成回忆，会议当晚，该社即有7人被吓得自杀身亡。他的回忆足以佐证当时的恐怖气氛：此时县里正筹建氮肥厂，向和平公社布置红砖生产任务，陆古成不该在电话里询问，红砖的价格是按市场价还是按调拨价？结果被县革委会主任在全县电话会上大骂特骂，说他“算资本主义帐”，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派”，要“查他出身九代”，并“撤职查办”。后来，县委果然派出专案组对陆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和工作经历明查暗访，彻底调查，结果什么问题也没有查出来。但陆古成为避祸，就此辞职，远走高飞。[12]

2.“学习班”成了阎王殿

“一打三反”运动分为农村、县城两大块。县直属机关集中财贸、工交、卫生、农、林、水系统干部，举办所谓“三清三反”学习班，即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学习班地址选在靠近县人武部、紧邻芙夷河畔的原县一中校舍。抽调一百多名干部组成专案班子，再选拔177名贫下中农代表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同时参加。“造反”起家、红得发紫的县革委常委黄明宣负责全盘操作。办学习班前培训骨干时，柴政委强调：“怀疑就是对象，交代就是证据”，“箩索就是逮捕证，吊断箩索数现钱。”他还告诫大家：“林副统帅指示，文化大革命有大战役小战役，文战役武战役，配合进行。现在是200米拼刺刀的时候了，不要心慈手软，要把火药味搞得浓浓的，给他们以致命的打击。”他的行动口号是：“领导者威风凛凛，指挥者杀气腾腾，执行者步步扣紧，搞得他们昏昏沉沉。”

学习班一共开办了3期，先后有两千多人参加，由黄明宣一手操作。黄仍然沿用抓“黑杀队”、“刮台风”那一套极左的高压手段，动用了集中国酷刑之大成的40多种刑罚（详见附录1），半数以上人受过多种酷刑，3人被逼死，41人被毒打致残。群众如此描述这学习班：“四门紧闭站双岗，中间流动背起枪。大房子设刑场，小房子搞审判，大礼堂设法场，进了一中无有好下场。”在严刑逼供下，学习班的人当中有82%的人被打成贪污、盗窃分子、反革命、或其他坏分子。

九公桥粮站保管员王克俊，60岁。在学习班期间，他经受了21种刑罚，9次昏死，坐黑牢长达一年多，被毒打致残。后查证落实，只有34元钱账目不清。

黄亭市粮站会计罗庆云，家庭成份中农，红旗公社红旗大队人。原怀疑他是只“大老虎”，用“车轮战术”轮番轰炸，两天两夜间用尽各种刑罚。罗实在无法熬下去，趁上厕所时用剃须刀片割颈自杀。死后，学习班立即召开大会，说罗以自杀向党“示威”，对抗运动，是自绝于人民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还举办了罗的“罪行展览会”，从国库取钱取粮，派专车从他家里把稍值钱一点的东西，包括他妹妹用作嫁妆的被褥，全部拉到县城塘渡口做“罪证展览”。更让人奇怪的是，罗死后一年多，即1971年3月4日，县人保组、军管会还发出“联合通知”，要“罗庆云遵纪守法，老实改造，争取成为新人”。杀人者的草菅人命与漫不经心，由此可见一斑。

李根银，下花桥区医院革委会副主任，复员军人，共产党员。1970年3月作为积极分子和接班人来参加学习班。只因在一次夜晚巡逻放哨时说了一句，“听说中央来政策了，松了”，就被扣上“动摇军心”的帽子，成了“运动的绊脚石”，批斗3次后交附近的沙坪大队农民监督改造。李实在想不通，割颈自刎。死后被定为“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不准家属收尸，不准埋棺材，不准亲友吊唁。当地群众将李的遭遇编成顺口溜：“头天是红人，二天是罪人，三天是死人”。

国营五丰铺林场工人莫益成，1968年秋“刮台风”时被打成“炮打三红”的“坏头头”，已经被整过一次。1970年“一打三反”中又被说成是“贪污盗窃”分子，新帐老帐一起算。时值严冬，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学习班强迫他脱光衣裤，在雪地里接受批斗。这天其妻分娩，无人照管，婴儿被活活冻死。

学习班的“经济帐”算得更加离奇古怪，旷古未闻：厨师尝菜的咸淡，炊事员吃锅巴，酿酒工尝酒，药剂员检药、煎药，养路工坐车，值班员睡公铺，屠业员扣秤，以及出身不好的教师家属按当时的政策享用“四属户”照顾粮、公费医疗与粮食补差等等，都要按工龄长短累进计算，高价退赔。一个区机关的炊事员因吃锅巴、尝菜，共计退赔1，630元；一个屠业员因卖肉扣秤加罚款共9，999元，因为考虑到上万元就是死罪，人被杀之后就无法收退赔款了。甚至连教师星期天休假，也要罚1.3元钱一天，理由是农民没有星期天（注：当时视工厂所有制不同，学徒工一个月18－20元，工人一个月32－36元）。

县中医院一位姓肖的煎药工，62岁。在学习班上有人质问他说：“你天天帮病人煎药，药中有红枣、桂圆、党参、当归等补药，你就没有呷过一点？”肖答：“中药配方有一定的份量，哪个敢乱动。”主持人大喊：“不老实，吊起来。”肖老头怕吊打，心想好汉不吃眼前亏，就承认尝过一些甘草、党参。主持人追问：“究竟呷了多少？”答：“两三片吧！”片、钱在邵阳话中发音相近。主持人又问：“一天三钱是不是？”老肖心想，只要不吊打，三钱就三钱，于是回答说“是”。肖老头从事煎药工作共10年，最后由主持者算帐：一年365天，一天3钱，1年就是10多斤，10年共1百多斤，甘草、党参各半，按市场高价计算共140多元。结果硬逼肖如数退赔。

更奇怪的还有：受害者被抓，要出抓人费；被看管，要出看守费；被调查，要出脚步费；被审讯，要出烤火费；被吊打，要出手续费；连头戴高帽，身穿白褂，颈挂黑牌，都要按制作成本和加工费，高价算钱。这笔钱没人能够逃交，有的交钱赎人，有的从工资中扣除，还有的在平反复职的补助费中扣除，并说这是“照章办事”。有个人被关押35天，各项费用105.6元，要家属交钱赎人。还有个人被打死，要家属交300元领尸，死者家贫交不出，妻子被活活气死，最后还是他人帮忙将房屋发卖，交了钱才把尸体领回去。有个现役军人回家探亲，看到如此情形，说了句“如此搞法不符合党的政策”，立即被戴上“破坏运动”的帽子，坐牢数月，被毒打致残，还被罚跪罚喝尿。

教师虽然未参加学习班，但也有470人被抓斗审批，有241人惨遭毒打，7人被迫自杀。学校并没有什么经济问题，黄明宣等人便挖空心思，亮出“高招”：凡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教师，没有资格享受公费医疗和粮食补差，要按高价退赔；其家属在农村按“四属户”（即干部家属、职工家属、教师家属和军属）吃照顾粮的，要按自由市场的价格退赔差价，星期天未回农村参加农业生产的教师要退赔一天的工资。长乐公社的周凤翔因此退赔314元；王玉清退赔787元；赵碧霞退了402元；双江公社的郭雄退赔医疗费290元，退粮食补差款90元。当时小学教师的月工资高的为48元，低的仅32元，几年不吃不喝也难交完这些退赔账。[13]

3.农村深挖“反革命集团”

农村的“一打三反”以深挖“反革命集团”为主。据县公安局统计，在抓“黑杀队”和“一打三反”运动中，全县共挖出“反革命组识”98起，成员744人。蔡桥公社有13个大队，其中10个大队挖出了“反革命组织”：黄亭市公社茶铺大队打出了5个“反革命集团”。

在这些案件中，河伯公社的“五洞反革命集团案”可算是惊天冤案。详情如下：

此案缘起1968年8月大抓“黑杀队”之时。当时五洞大队分为两派，互相攻击。有人说地主子弟陈良柱在邻近的东安县打工，抄回了刘伯温的《烧饼歌》和《五公经》，并且秘密传播，这在当时属大逆不道的“反革命言行”。大队干部即据此罗织了“以地主子弟陈良柱为首，地主分子陈夷如为后台的反革命集团”案，陈良柱被惨杀。两个小小的生产队，折腾得昏天黑地，神哭鬼嚎，县里马上派人帮助破案。在办案过程中，该专案组负责人、县公、检、法军管小组侦破组长陈某某，利用手中的权力，以做思想工作、与所谓“反革命分子”划清界线、积极检举揭发为由，对该队“反革命分子”陈时元年轻貌美的妻子廖某某威胁利诱，逼迫成奸，而对其夫陈时元则严刑吊打，酷刑问罪，百般折磨致死，廖女被陈霸占长达7个多月。在此期间，陈某廴发现有谁议论其男女之事，就给谁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捆绑吊打，酷刑逼供，投入监牢。结果风言风语越来越多，“反革命集团”也越滚越大，最后在五洞大队100户人当中竟有96户半成了“反革命”，占96.5%，其中这“半户”指陈时元被当作“反革命分子”长期关押致死，其妻廖某某既被陈长期霸占，便被排除在“反革命”之外。这个“反革命集团”中计有30人被严刑拷打逼供，18人被逮捕入狱，最长的坐牢28个月，最短的也坐了8个月；7人被判刑，刑期短的判了4年，长的判了20年，其中6人致死，5人致残。这就是“五洞反革命集团案”中的“杀夫奸妻案”。由于“反革命分子”特多，本队的社员要分散交外队管制、监督，同时还要请外队人到本队来当队长。

这一耸人听闻的冤案从1968年抓“黑杀队”开始，于1969年“斗、批、改”当中定案，当地干部、群众受苦之深，冤屈之重，罄竹难书。此案虽经受害人（即被该干部霸占的陈时元之妻廖某某）多次反映上诉，又经正县级离休干部张必烈等3人查证核实，但因派性干扰等种种原因，直至80年代末全案才获平反，而后，当事人陈某某已死，只好不了了之。[14]

黄塘公社有8个知识青年参加修水轮泵站非常卖力，被群众誉为“八大金刚”。因8人特别团结，有人便怀疑他们可能有不轨行为，公社“一打三反办”旋将其定为“反革命组织”，名称就是“八大金刚”。抄家时抄出一张8人合影照片，以此为“反革命集团”的“证据”，又将一首自勉诗说成是“反动纲领”，一张寿筵入席名单说成是“反革命组织”成员名单。在“如山铁证”面前，这8个人被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结果查了半年，什么“反革命活动”都未查出来。谷州公社的3个下乡知青因晚上喜欢聚在一起散步谈心，也被怀疑是搞“反革命活动”，画地为牢，惨遭横祸。

那时整人的花样百出，什么残酷，什么刺激“新鲜”，就用什么。在运动中，双清公社双龙大队院子生产队贫农张自卫被指控为“与反革命有牵连”，遭到种种酷刑均不肯“认罪”。有人便想出一个毒招：让张屁股半蹲，双腿微屈，如同打拳的坐桩一般，脚板下各放青砖一块，双膝上再各放土砖一砣，屁股下面的土地上插梭标一柄，标尖向上，对准屁股，脖子吊在一根垂直的箩索上，再用两根稻草把两个大姆指吊起来，名曰“练功桩”，两分钟不到人就昏厥。

抓经济问题，整人整得更惨。例如，和平公社新河大队张十延是个祖传牙医，技术好，医德佳，很受人欢迎。他与生产队签订合同外出镶牙，按规定缴款。运动中说他在外“搞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赚钱盖新房，将其关押批斗，其所有财产包括新砌的房屋在内一律没收充公。小溪市公社文昌大队赤脚医师简雪波，在运动中被指控为“有经济问题”，是“新生的资本主义”典型，被关在大队部办“学习班”，后来惨死在被关押的小屋里。河伯岭林场马头岭工区妇女主任邓细妹怀有5个月身孕，“一打三反”中遭诬陷，强迫她脱光衣裤坐在装满水的大澡盆里，名曰“坐水牢”，最后被活活折磨而死。陈勋尧是河伯公社上阳大队19生产队人，贫农，曾贩卖过几疋土布，1970年“一打三反”中被当作“投机倒把分子”批斗，背脊骨被打断，睾丸被捅烂，疼痛难忍，上吊自尽。死后当地干部不准家属哭，不准送葬，还要在棺材上贴上“反革命分子陈勋尧死鬼灭魂”的字条，勒令他儿子陈上喜照着念，念完后还要高喊“打倒反革命分子陈勋尧”的口号。谢习之乃九公桥公社湘河大队人，贫农，篾匠，1962年起外出搞副业3年，每年按规定缴款投资，未欠集体分文。1970年搞“一打三反”，“县革委会”工作组进驻该队，将他定为“资本主义典型”，算了3笔“剥削”帐：3年中先后带徒弟6人，每人每年算雇工剥削180元，共3，240元，按60%退赔，计1，944元；在外给人打晒簟936床，每床暴利0.5元，计468元；在新宁县花500元买了一座旧屋架子回家修屋，剩余部份木料，做了4副棺材，出卖2副，得230元，重罚500元。3项合计2，916元，责成立即退赔。谢思量全部家当也没有这个数，被逼悬梁自尽。刘再兴是新建公社新民大队团支部副书记，贫农，回乡知青，因爱提意见被人怀恨在心。“一打三反”时被诬为反革命，关入烤烟房，打得遍身鳞伤。他咬破手指写血书，说自己不是“反革命”。被释放后的一天，刘正在理发，被人叫去大队部，一个多小时以后，被吊死在梁上。不但无人追查其死因，反而将其宣布为“反革命”，为其画相供大队和生产队批斗。

以上只是少数几例。全县农村的“一打三反”历时一年，共有19，721人受到迫害，其中贫下中农17，016人，约占受打击人数的90%，6，417人被关押，15，340人被打成“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定性金额123万多元，抄家1.6万户，抄走各项财产无数，有307人被迫害致死，91人被打成残废，不少人被整得倾家荡产、流离失所、家破人亡。这是邵阳县继“抓黑杀队”、“刮台风”后的又一次浩劫。

四、充满荆棘的冤案平反之路

与其它地方相比，邵阳县的政治运动的残酷与多发均属罕见。但这些运动早已使当地政界的人际关系异常复杂，形成一个个利益死结。1974年试图平反冤案而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勇者杨荫甫还因此蒙受不白之冤。在这种局面下，当全国大多数地区的冤假错案已经平反时，只有邵阳县还徘徊在历史罪错的阴影之中。

1.1974年冤案调查，查冤案者反蒙冤

1973年杨荫甫任邵阳县委书记时，曾经给邵阳县带来过一缕短暂的春风。杨荫甫是河北省滦县人，1949年3月随军南下，历任邵东县区委书记、县公安局长、县委书记。“文革”初被打倒，下放到农场喂猪。1972年9月，调邵阳县任县革委副主任，1973年7月改任县委书记。这种经历使杨荫甫与邵阳县的政治势力无任何利益关系，能够比较客观地看待当地的政情。更重要的是，从1968年抓“黑杀风”以来，一直在邵阳县主政的柴德林此时退居二把手位置。

杨荫甫履任之后，发现邵阳县的极左问题极其严重，在“抓黑杀队”等各项运动中死人上千，仅次于以滥杀闻名于世的湖南道县，遗留下来的政治恩怨更是纠结牵缠，民怨郁积。这些情况使杨荫甫寝食难安，他多方奔走，获地区领导批准，组织联合调查团，第一次大胆地摸了这个极左路线的“老虎屁股”。当时确定的调查措施及后续措施有二：第一、对农村组织地、县联合调查团，分期分批调查摸清抓“黑杀队”的死人情况，再依法处置；第二、对机关单位“清队”中被错误地开除的干部适当收回，重新安排工作。但一则由于当时全国的政治大气候仍然是极左当道，二则因为邵阳县的极左路线一向较其它地区更甚，多年的政治斗争使利益关系盘根错节，情况格外复杂。杨主持的调查处处受到掣肘。

1974年4月，由100余名干部组成的调查团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对全县自1968年以来“黑杀风”前后所发生的滥杀事件，包括“刮红色政治台风”、“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在内，做了一次全面调查。1974年5月1日，中共邵阳地委正、副书记，邵阳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等地方军政要员齐集邵阳县委，听取调查团的汇报。一条条人命、一桩桩血案，使得领导们喉哽鼻塞，热泪盈眶，一致表示要坚决落实党的政策，纠正极左遗患，地委将从财政上予以大力支持。中共邵阳地委还以14号绝密文件向中共湖南省委及中共中央汇报。

同年5月，调查组把“抓黑杀队”和“一打三反”中使用过的刑罚，筛选、汇集成72种，再用一尺见方的硬纸板，用漫画形式绘制成“72种刑罚图”，公开展出。结果大受欢迎，大家一致要求由县总工会牵头，组织汇报团，带着“72种刑罚图”层层上访，既向各级领导机关详细汇报、展出，又能收到较好的直观效果。

7月初，5人汇报团组成，由张介山、尹邦宋负责，从地、市到省，层层组织大中型汇报会，场场爆满，反响极为强烈，纷纷要求将责任人绳之以法。时任湖南省副省长的孙国治表示：问题一定要彻底解决。汇报团于14日到达北京后，找到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文革”接待站，该站人员听说是汇报一个县的情况，十分热情，由站领导亲自听取汇报，整整听了一天，边听、边问、边记，非常认真负责。接待站负责人最后表态：“一个县死了那么多人，那个主要领导是要负责任的，我先给你们省里打个招呼，要他们调查处理上报，再将你们的汇报材料整理成书面文件，上报党中央，请你们先回县里等候消息。”谁知汇报团回县后左等右等，什么消息也没有等到。这期间发生了一件怪事，“72种刑罚图”被人从北京的招待所偷走了，据说至今还收藏在邵阳县公安局的档案柜里，当作一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重磅炮弹”，准备“秋后算账”用。

1974年冬，冤案调查工作有了眉目，被错误开除的职工也收回了300多人（不到被错误开除总人数的三分之一）。然而，全国“批极左”的大气候却转了向，左祸又成熊熊之势。于是，在邵阳一种说法占了主导地位：调查“黑杀队”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是“为牛鬼蛇神翻案”；杨荫甫是“反党乱军的派头头、派书记”。于是，以“贫下中农”为名的告状信不断向地委、省委飞去。1975年5月，没有地方势力根基的杨荫甫被迫调离邵阳县。这项意在寻公义、正人伦的调查，也为杨此后的仕途埋下了“地雷”，成为他后来屡屡挨整的主要原因。1976年冬，“四人帮”被粉碎。这本来是给极左路线的当头一棒，在“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时，省委向邵阳县这个“文革重灾区”派出了工作组。但该工作组却依靠邵阳县委坚持极左路线的原班人马，给反极左的原县委书记杨荫甫硬戴上“四人帮黑干将”的大帽子。他们声称：“1974年杨荫甫在邵阳县的所作所为，是向‘四人帮’提供进攻中国共产党的黑炮弹，就是篡党夺权，就是为地、富、反、坏、右翻案，做了蒋介石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从此，杨荫甫成了邵阳地区的头号清查对象，后被撤职，留党察看两年，调省医药工业研究所守大门。邵阳地委同时还宣布：将1974年杨荫甫主持的有关抓“黑杀队”等的调查报告、领导讲话、工作简报、统计数字及其他一切有关资料，通统作废并彻底销毁处理。结果，凡是参与或支持地、县联合调查团调查过“黑杀队”的人，都成了“杨荫甫之流”或“四人帮的残渣余孽”，遭批斗、拘捕，甚至被投入监牢。笔者亦是其中之一。

1978年以后，全国各地都在大力“拨乱反正”，“地、富”“摘帽”，“右派”“纠正”，彻底平反冤、假、错案。而中共邵阳县委反而利用“清查”的机会，以“积极参与并支持大乱邵阳县篡党夺权活动”的罪名，多次下发文件，处理干部14人，其中撤职10人，党纪或政纪处分4人，进一步制造出一批冤、假、错案。[15]

不过，杨荫甫主持的调查毕竟为邵阳县1968年抓“黑杀队”以来制造的各种冤假错案，留下了极其宝贵的历史资料，这也是笔者写作此文、见证这段痛史的重要材料。

2.不彻底的平反冤假错案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邵阳县委挂出了“落实政策领导小组”的牌子，除了全国皆推行的“右派”“纠正”，“地、富”“摘帽”外，该地还有一项特殊任务，即对“文革”中抓“黑杀队”、“刮台风”、“清队”和“一打三反”中伤亡人员及财产损失作第二次调查摸底。这次的处理方法是：政治上平反，经济上适当补助，全县共补助币22，080元。处理极不彻底，依然上访不断，鸣冤不止。

1985年6月，罗安荣任邵阳县委书记，他按照中共湖南省委（1985）12号文件的精神，决定对“文革”中抓“黑杀队”等一系列乱杀人事件作第三次调查处理。当时，邵阳县的干部们因各自的利益关系，对处理“文革”中的各种乱杀人事件认识差异很大。有的重弹老调说，“贫下中农杀死几个阶级敌人没有什么了不起，要搞，会影响大局，不利于安定团结”；而有些出身较好的受害人亲属则扬言，“政府不管自己管”、“血债要用血来还”，大有报仇血恨之势，如果任其发展，后果不堪设想。针对这种种思想情况，县委新班子以省委文件为依托反复强调：杀人是严重违法的犯罪行为，依法处理“文革”中的乱杀人事件，是伸张人伦，伸张正义、伸张法纪，伸张大是大非，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受害人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的重大举措；“文革”中的乱杀人，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不能再用以牙还牙的方法来处理，只能在法律的基础上，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公平合理地解决。随后，邵阳县学习、借鉴了道县的经验，组织了230人的“专案班子”，专门从事落实政策工作，对在“抓黑杀队”、“刮台风”、“清队”和“一打三反”等运动中的死人问题，作第三次调查摸底。

经过这次调查，按照“特殊情况，宽严适度”的原则，邵阳县重点立案查处乱杀人事件134起；查处主要责任人280人，清查后定性处理242人（其中追究刑事责任的19起，责任人30人，纪律处分217人，其中开除党籍128人，留党察看63人）；受处分人员中，国家干部34人，开除出党11人，留党察看9人，农村党员受处分的208人，其中大队以上干部152人，定为杀人罪的117人，犯严重错误的19人；因主要责任人巳死或责任分散未立案查处的92起；对947位受害者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用县政府红头文件发平反通知书；对死者遗属按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常年分月补助，对致伤致残者发定期生活补助费，有房屋和财产损失的，原物在的退原物，原物不在或受损的折价赔偿，被迫外逃者照样安排田土山水，以便其回乡安居乐业；对有特殊困难的遗属，批准解决农转非7户10人，招工商户2人。原县委常委、县委副书记、县政协主席黄明轩，原区委副书记蒋昭元属于“造反”起家的干部，按“清查三种人”的原则处理，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而在杀人事件中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的柴德林政委，因邵阳县的干部民众对其怨恨颇深，无法立足，早于1977年12月调离了邵阳县，迁回其老家黑龙江省呼兰县。对其“文革”草菅人命之罪，有关方面并未给予任何处理。

直至1987年底，对邵阳县始于1968年抓“黑杀队”以来的系列杀人事件的追究处理才算基本告一段落。“文革”在中国的结束时间是1976年，而邵阳县平反“文革”期间大规模杀人冤案，却比“文革”结束晚了将近10年。在邵阳县，从冤案始直至平反，前后经历了八届县委领导，其间种种政治较量，的确耐人寻味。更令人不满的是，当年首倡调查“抓黑杀队”的杨荫甫等一大批干部，曾因“篡党夺权”罪名被撤职或遭党纪、政纪处分，他们至今未获任何甄别，更谈不上对他们落实政策。当时对他们作错误处理的文件，至今仍然保存在这些受冤干部的档案袋里。“文革”过去已30多年了，但在邵阳“文革”余毒至今依然存在。

注释：
[11]陶柏荣，“一件欣慰终身的事”，《邵阳晚报》2005年4月19日10版。
[12] 陆古成，“回忆”，作者手稿。
[13] 出处同注6。
[14] 张必烈等调查材料，“五洞反革命集团案”。
[15] 出处同注6。

（全文完）

“文革”时期邵阳“黑杀风”事件始末(一)

“文革”时期邵阳“黑杀风”事件始末(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