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终结文革 上位前串联政变

终结文革的华国锋
　　
1976年9月10号深夜，毛泽东去世的第二天，专门为中共高级领导人照相的杜修贤被汪东兴召入中南海。在那里，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毛远新和华国锋、陈锡联、汪东兴手拉着手，站在毛泽东的遗体前，杜修贤为他们拍下了一张纪念照。

政治合影意味长
　　
在这张照片中，有7个人是中共政治局委员。毛远新则是代表毛泽东参加政治局工作的联络员。据杜修贤回忆，照相显然是事先商量好的。四人帮愿意和华国锋、陈锡联照这样一张像，这很可能显示希望同他们结盟，也可能显示了四人帮设想的在毛泽东身后应该出现的政治格局。江青前一天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的表现可能也证明了这一点。
　　
澳大利亚莫纳虚大学前中文系主任孙万国博士说：“在毛死后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面，9月9号，恰恰是江青带头高呼‘我们要团结在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还说：如果谁不团结在华国锋周围的话，就请他站出去。”
　　
文革派设想的政治格局同毛泽东给自己身后安排的政治格局有所不同。

谁主沉浮？毛属意自己人
　　
在毛泽东安排的中共政治局里：四人帮有政治局常委两人，委员两人。元老派有常委一人──叶剑英，当时已被剥夺军权和参加政治局会议的权力，政治局委员三人，其中刘伯承属于摆设，许世友和韦国清是住在外地的大军区首领。
　　
其余的人是中间派人士，有人称他们是“文革受益者”，因为他们在政治上的窜升是文革的结果。这些人当中有政治局常委一人──华国锋，委员六人──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德生，其中农民副总理陈永贵纯属摆设。
　　
1976年6月15日，毛泽东召见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和王海容等人时谈到自己一生中的两件大事，其中一件就是文革。他说：“......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从毛泽东安排的政治格局可以看出，他显然是要让文革派与“文革受益者”合作掌权，将元老派边缘化，不让元老派否定文革。

江青到处树敌结怨大内总管
　　
糟糕的是，江青和中间人士矛盾重重。早在1975年，江青就曾经对毛泽东的女秘书张玉凤说：“纪登奎是苏联特务，汪东兴是大特务，吴德是国民党。”张玉凤向汪东兴汇报了这件事。那三个人先后都知道了这件事。可见，江青不信任这三个人；这三个人也不会同江青一条心。
　　
被毛泽东委以军权的陈锡联尽管与四人帮和毛远新关系很好，但是他背着他们保持着同叶剑英和元老派的密切联系，骨子里和元老派站在一起。毛泽东刚刚去世，陈锡联马上连续两次提醒李先念说，四人帮可能要夺权，要当心。
　　
这样，在这张8人照片上，可能与四人帮合作的就剩下华国锋了。他是中共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他的意向举足轻重。当时，华国锋对两派都有些担心。

华担心两翼汪欲除毛妻
　　
据陈永贵回忆，在毛泽东去世前几天，华国锋对他说：毛主席可能不行了，老人家不知道会不会留下遗嘱。我最担心他的话对我们封锁。那么一来，我们就可能掉进陷阱了。人家手里拿着尚方宝剑，想怎么就怎么。我可怎么办？他还说：现在党中央派别很多，我最担心的是邓小平的复辟势力还有很大的市场。
　　
显然，华国锋既担心毛泽东更信任四人帮，把遗嘱交给他们，更担心支持邓小平的元老派复辟。
　　
此时，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直接控制中共领导人警卫部队的汪东兴对华国锋的政治走向产生了关键的作用。汪东兴与江青长期不和。他认定，如果在毛死后江青掌权的话，自己绝无好结果，因此他早有除掉江青的意图。
　　
据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回忆说，1976年7月的一天，汪东兴对他说：“你看乘主席没有恢复，现在把江青干掉了，怎么样？”汪东兴还告诉李志绥说：“我同国锋同志讲过。他说就怕弄不到江青，江青一跑就糟了。我说，让她跑到天边上，我也要把她抓回来。”这说明，早在毛泽东去世之前，汪东兴已经在怂恿华国锋除掉江青，而且得到华国锋某种程度上的认可。

华国锋和四人帮
　　
不过，当时华国锋同文革派并不存在你死我活的斗争。文革专家宋永毅说：“华国锋和四人帮没有什么理论路线上的区别。元老派和四人帮还是有理论路线上的区别的。在四人帮的眼里面，他们都是走资派，他们都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的。在元老派来说呢，虽然说他们在文革开始的时候也都是赞成文革的，也都是投了文革的票的。那最后不断搞到他们头上去了，所以对他们来说倒确实是有一个你死我活的问题。对华国锋来说，不存在你死我活。”
　　
而且，即使文革派想干掉华国锋，也并不具备这个实力。
　　
宋永毅：“他们(指四人帮)没有实力干掉华国锋。只要汪东兴在华国锋这边，他们是干不掉华国锋的。而且华要罩住汪东兴，绝对罩得住。他们(四人帮)没有这个实力，因为他们在军内没有人。他们就是搞搞舆论。他们没有8341部队。中共的政治是一个武力政治，就是说，你有枪，你就厉害。你说这个四人帮在北京，我说他一杆枪都没有。”

元老有意动刀兵
　　
对于四人帮，元老派早已磨刀霍霍。许世友的儿子曾经写道：“爸爸说，他只用一个军，就能把上海的民兵全吃掉。他把六十军派在无锡，就是盯着上海的。”
　　
在毛泽东死前的1976年，王震就找到叶剑英说：“我看，干脆把他们几个抓起来，问题不就解决了！”叶剑英后来回忆说，他向周恩来请示此事，周恩来对毛泽东忠心耿耿，坚决反对这种行动。

文革派“篡政”无实据
　　
反观文革派，并无阴谋“篡党夺权”的证据。澳大利亚莫纳虚大学前中文系主任孙万国博士说：“毛死了以后出现了一些事，后来都被认为是企图篡党夺权的证据。但是我觉得这些证据都是很脆弱的证据。
　　
“像所谓王洪文私设办公厅的问题，对华是很大的一个警觉。但是我不觉得这个问题太出格，因为王洪文他用的人还是米士奇，还是汪东兴中办的人，而且当时讲，他让米士奇传达王洪文指示的时候讲的只是在治丧期间，那么这是一种特殊的暂时的安排。也就是指9月11号到18号就结束了，绝对不是像后来夸张的认为这是想要夺权的一个动作。因为后来在“两案”审理的时候，这条罪状也拿掉了，而且米士奇，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放出来的，但是几年前看他写了不少东西。这也就是说明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有好多东西恐怕是子虚乌有，我看不出有何铁证。”
　　
1976年9月16日，四人帮控制的“两报一刊”发表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其中强调指出毛泽东的遗嘱是“按既定方针办”。而华国锋知道的是“照过去方针办”。实际上两句话在意思上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华国锋认为是四人帮要夺取对毛泽东遗嘱的解释权。后来的事实证明，华国锋是小题大做了。
　　
文革专家宋永毅说：“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有几个问题是肯定已经清楚了。第一，四人帮没有准备过搞政变，而是元老派早就准备搞政变了。毛还活着的时候，他们已经串联的很厉害了，要搞政变。
　　
“而四人帮，今天再多的材料，都不能证明他们有任何政变的想法。第二个结论，四人帮是随时处于防守状态，而元老派是处于进攻状态。四人帮给民兵发一点枪，搞一点民兵啊，都是说要准备(被)杀头。”
　　
张春桥在1976年5月写给亲信徐景贤的一封信中说过：“这几年来，有时想，反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
　　
宋永毅：“他们的心情是一种悲凉的心情，就是说准备做烈士的心情。元老派的心情呢，是欣喜若狂，策划于密室这么一个心情。”

元老派不主中枢孤掌难鸣
　　
不过，元老派当时毕竟不在权力中心，没有实权。
　　
宋永毅：“元老派要发动这个政变，要么他准备大打，那就是说把外面的野战军调进来打。他在北京不具备条件。为什么呢？御林军不属于他领导。最关键的就是8341部队嘛。”
　　
“如果说没有华国锋的作用，没有汪东兴的作用，那些元老派要成事非常之难。如果说华国锋和四人帮结合，汪东兴和四人帮结合，那些元老派成不了事。”

汪东兴利用华江矛盾
　　
在这个时候，恰恰是毛泽东对接班人的安排给华国锋和文革派之间产生嫌隙提供了条件。宋永毅说：
　　
“他是给了华一个副主席。但他并没有说，我死了，华就是顶我的，华就是接班人，像林彪说得那么铁。他没有这么说。那他又跟华说，你在斗争性上等等要向江青讨教，要向江青学习。那这个党主席的位置，如果有人提出江青来做，没有什么错嘛。所以他这个安排就造成了混乱。”
　　
毛的这种安排也使华国锋觉得自己地位不稳。这时，汪东兴便说服华国锋对四人帮采取断然措施。汪东兴说了些什么，我们并不清楚。但是可以肯定，汪东兴的话发挥了关键作用。文革专家宋永毅说：“我在北京的时候访问过一些深入采访过华国锋，采访过李先念这些人，做这些工作的，就是党内的这些人，他们就讲，这个汪东兴在这个(事件)发生中间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他们说，根据他们的调查，就是汪东兴挑出来的。”
　　
有一种说法是，汪东兴在庐山会议曾经支持林彪打击张春桥，因而向毛泽东写过检讨书。毛泽东去世后，江青索要毛泽东的文件。汪东兴怕江青看到这份检讨书，自身难保，于是怂恿华国锋马上干掉四人帮。这种说法还无法得到证实。

江青积怨多逼反华国锋
　　
在另一方面，江青为人骄横拔扈，胡搅蛮缠，很难与人共事，就连同自己派系内的人也矛盾重重。例如，她在文革中最密切的盟友，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和顾问康生都先后与她反目为仇。
　　
1975年6月，毛泽东曾经告诉邓小平说，江青告王洪文的状。他说：“江青也不喜欢他，专门在我这里告他的状。”
　　
在解决四五天安门事件时，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在是否动用军队和武器镇压方面与江青意见不一。王洪文甚至顶撞江青说：“要带武器可以呀，要开枪也可以呀！反正我王某人不担这个罪名。”
　　
对于江青的弱点，毛泽东十分清楚，说江青“积怨甚多”，要求她“要团结多数”。文革专家宋永毅说：
　　
“这是一个性格悲剧。实际上中间派/实权派和激进派，和四人帮没有办法合作。他们的性格(决定)他们不可能一起工作。像江青这个人的性格，毛对她的批评是对的，说她不善于团结其他人一起工作。华呢，你既然给了他第一副主席，再加上汪东兴在后面怂恿，他不可能不要实权嘛。”
　　
因此，文革专家宋永毅认为，汪东兴和江青从正反两个方向促使华国锋下决心除掉四人帮。
　　
宋永毅：“两个人起了关键的作用。第一个人就是汪东兴。汪东兴到底跟华讲了什么，使得他能够定下这个决心，汪是华从毛手里唯一一个接下来的近臣，是向华最早表示效忠的，说要像辅助毛一样地辅助他。汪东兴跟他讲的话是很大的推动力，和四人帮决裂，和搞四人帮。第二呢，一个反推动力就是江青在毛过世以后的这段对他咄咄逼人。”
　　
于是，在1976年，中国的历史在偶然和必然、真实和虚构的恩恩怨怨中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

高层串连酝酿巨变
　　
毛泽东去世两天之后，华国锋找到李先念。文革专家宋永毅从中共党史高级研究人员了解到：
　　
宋永毅：“这也是华国锋亲口跟他们说的，而且他们也找了李先念的秘书调查过的。就是说，华当时并不想叫李先念去找叶(剑英)，而是想叫李先念入他的伙，支持他跟四人帮斗。但是李先念当时连这一点都是拒绝的。
　　
“这个是我听党内搞档案的专家说的，他们做了口头采访，包括采访了华(国锋)。据说华很气愤地说，李先念现在在外面说他对这个起了什么作用，我当时跟他一讲这个问题，他吓得都发抖！”
　　
不过，李先念尽管害怕，后来还是去找了叶剑英。但是由于李先念的犹豫，叶剑英并没有与之深谈。过了一天，叶剑英直接去找华国锋，表示坚决支持华国锋。汪东兴在9月11日也表示坚决支持华国锋。
　　
他们经过分析之后认为，由于很难控制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因此不能通过政治手段解决问题，只能采取人们所说的宫廷政变手段。
　　
此后，华国锋和李先念、陈锡联和吴德也多次商讨解决四人帮问题。不过，具体行动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只有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三个人知道，而且他们三人之间也是分别联系，并没有在一起开过会。

“以快打慢”霹雳手段
　　
据汪东兴回忆，在这一期间，叶剑英同他谈过五次。他们约好在10月1日国庆之后准备10天再动手。但是叶剑英后来觉得需要提前动手，并且在10月2日提出要“以快打慢”。
　　
1976年10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四人帮的御用写作班子“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后来的调查和审查结论都证明，这篇文章并不是四人帮指使或者授意发表的。不过，华国锋看到这篇文章之后，误以为这是四人帮要动手的信号。于是，他在10月4日和5日分别与叶剑英和汪东兴见面，决定提前在10月6日动手。
　　
10月5日，华国锋打电话给在外地的陈锡联，让他即刻返回北京，和吴德一起调动北京卫戍区的部队将北京严密控制起来，防止住在外地的军队或者城内有人采取支持四人帮的行动。
　　
汪东兴亲自制定了抓捕计划，在行动五小时之前向中央警卫局局长和几个副局长布置了具体任务，并且亲自从中央警卫团挑选了几十个军官，和他们逐个谈话，交待抓捕任务。
　　
1976年10月6日上午，浑然不知大难即将临头的江青同毛泽东身边的人一起学习《毛泽东选集》。下午，江青到景山公园摘苹果、照相。
　　
晚上，华国锋和叶剑英坐镇中南海怀仁堂，汪东兴亲自指挥，秘密拘捕了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和毛远新等人。
　　
华国锋和叶剑英连夜召开中共政治局会议，通报情况。叶剑英提议华国锋担任中共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并且获得通过。

干将覆灭文革告终
　　
四人帮垮台了，文革结束了。孙万国博士说：“抓四人帮，它的主要意义就是在肉体上消灭了文革能够继续发展的操作平台。如果四人帮不处理的话，毛的那套继续革命啊，永远革命的东西还会继续下去。把四人帮抓起来了的话，基本上打掉了文革继续下去的操作平台。”

毛有预感无力回天
　　
早在1974年3月20日，毛泽东就对江青说：“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
　　
1976年6月15日，毛泽东同华国锋和四人帮等人谈到权力交接问题时说：“......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尽管这场中共内斗没有“血雨腥风”，但也是杀气腾腾。叶剑英在解释自己坚决不担任中共主席的时候曾经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说：“我是军事干部，搞军事的，如果那样做，岂不让人说是宫廷政变！”陈云也曾经对使用抓捕的方法表示担忧地说：“党内斗争，只这一次，下不为例。”

倒戈者竟是接班人
　　
1976年10月6日，历史被毛泽东言中。只是，毛泽东不会想到，终结文革的是他钦点的接班人──华国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