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祖笙：我在大监狱和小监狱

１

我被关押后，妻和母亲、岳母大放悲声，仰天而哭。母亲和岳母今年同是86岁高龄。母亲为打探我的消息，在四处奔走中摔伤了右腿。我在死亡线上挣扎煎熬了5个白天，6个夜晚，获释后简直不敢相信镜中急剧消瘦者，是本微胖的自己。嚷着要瘦身的妻，也蓦然颧骨突出。

从小监狱回到大监狱，虽经内人悉心调理，但我仍觉身体不适，慵懒得要记录这段人生的磨难，也一拖再拖。文字在疯狂的强权面前何其苍白，充其量只是为历史留下了一点印痕。而这在他们抑或只是又一次开始。我知道不将我夫妇俩折磨至死，恶势力是不会收刀检卦的。

一个温文尔雅的作家，怒言要杀了某个政法委书记，虽说的只是气话，但其间无疑蕴含了故事，也给人以足够的想像空间和反思。在我哪怕只是一种愤怒的排遣，固然也不该说类似的气话，但这从又一个侧面所凸显的，又何尝不是伤天害理的残酷迫害，强加给人的难耐呢？

凭借我在外力作用下所说的一句气话，就迫我蹲班房，并折磨我全家，所引发的心理暗示适得其反，会使人油然推断：一个作家不堪长期迫害，只说了句气话就要吃牢饭，那么写下过大量令当局不悦的文章呢？匪类恼羞成怒、投鼠忌器杀了其孩子，这八成也是干得出来的。

我一家所遭受的迫害，要比外界所知道的更为严重。为免自己处境更加艰难，有些事情我不能对外详述。讲述这次的无妄之灾以及事件背景，我也只能是以粗线条的形式，大致勾画，有所取舍。在全然不讲法理和道德的荒野，文字的言说有如羊膻，有时只会招来狼群而已。

２

他们仅凭一句气话，就在8个多小时里将一个作家囚禁在铁笼内，随后又将我关了5个白天，6个夜晚，只是一种幌子和警告，其真正目的在于钳制我的生命自由和言论自由，以阻止我摆脱迫害，逼使我继续处在高压之下。我的被抓起因上街卖房，故而不能不讲述卖房的背景：

正月期间国保和片警登门，我就已坦承自己的打算：妻子取环后一直没怀上孩子，我夫妇俩准备用房产抵押，向银行贷款35万元，拿5万元去找出妻子不孕的原因，用30万元开个商铺，以免被封杀后坐吃山空。国保听后当初还挺高兴，说这样的话，政府对你廖祖笙就放心了。

我不该明说不准备在本地经商。每次有人和我夫妇俩说起梦君，我们的胸口就要痛上一次。这还只是原因之一，更主要的，还是因为这般“和谐”生态，使我夫妇俩感觉到了僻壤的恐怖。当时我因言被“取保候审”，行伍出身的我家乡观念较强，不想让家乡官方陷得更深。

结果贷款遇到阻碍，银行的人说有批示“不宜贷款”。我致电国保，请求予以协调，国保要我夫妇俩去找政法委领导，我夫妇俩去了，但在推三阻四中看不到助人的诚意，于是写了篇文章向上反映自己的生存困境，岂料次日公安就“命令”电信对我家断网、断电视到现在。

憋屈和恐怖的不只这些。我家曾被警方包围过，我也屡被传唤，被骚扰，房门旁被刻有侮辱我的字画……许是巧合，在我发布《何以最好的改良是解散中共》的当天，有人拉了满满一车的煤气罐，把车停放在我窗外任其暴晒，我夫妇俩找了保安两次，司机才来把车开走……

我夫妇俩的社交圈不断遭到破坏。某些人对我的故交做了什么或说了什么，只会比我更清楚。已有故交告诉我们，有司某官员曾向其明示，谁和我走得近谁就没好果子吃。在故乡我夫妇俩再不能像当年那样，宛若水中的游鱼，而是被隔离开来，难于和乡亲们有正常的交往。

在维稳经费高于国防开支的“和谐”年月，悲惨的人生会衍生出巨大的食物链，也可能或多或少滋生着贪腐。早前在家乡亦商亦文，也曾春风得意的我，这次回乡定居，有着前所未有的孤独感。我夫妇俩发现我们无尽被啃食人血馒头的男女纠缠，这并非我们所想要的生活。

心灵的伤口鲜血淋漓，回乡后非但不能愈合，在换了政法委书记后反而被不时撒盐。这个政法委书记和其前任大为不同，迄今不曾找过我，我夫妇俩去了政法委几次，也一次没见着他。我觉得他官僚，工作方法不如前任，简单粗暴，对他有所抱怨，认为他有责任制止迫害。

前阵子我遇到信访局局长，也让局长给政法委书记带话，要其制止迫害。我说我家已是被断网、断电视两百多天了，就这事，我已向县里的多部门反映了两次，但到现在没人管，这让我夫妇俩真没办法正常生活，这样会逼得我夫妇俩跟人拼命。不料这也成了“证据”之一。

我夫妇俩在当局对我们断网、断电视不久，就已感到心寒，决意卖掉房子离开，但在街头贴出的卖房小广告往往很快被撕掉，而且有一阵专撕电话号码。在仅有的3家中介放盘，不见任何效果。总算熬至房产交易旺季，电话的接听又出现明显的异常，于是只能上街摆摊卖房。

３

我夫妇俩被乡亲们反复问及卖房的缘由，我一遍遍讲述，一天天声音嘶哑，后来说得烦了，于是在A4纸上打印了两段文字，简述自己的卖房缘由。党国警察在抓我之前，就已多次来抢夺这张贴在我们自己摩托车上的A4纸。随后我便有所风闻，当局在准备把我给“弄进去”。

2011年10月16日下午4时许，我夫妇俩像往日一样在市民广场上静静坐着，突然来了一群穿制服的警察，说要对我夫妇俩进行传唤，我要其出具法律手续，他们说去后会把手续补给我（后来没给）。我们不想去，结果十几个警察个个凶神恶煞一般，将我夫妇俩硬往警车里塞。

警察的蛮干，当即招来大量群众的围观。我也感到窝火，故随口说了句，你们这样搞，等于是在逼我夫妇俩去杀了政法委书记×××。后来警方竟倒果为因，制作对我的处罚决定书时，写成民警巡逻至广场时，看到有很多群众围观，经询问得知我在扬言要杀掉政法委书记。

在那样的情况下，别说我被逼得说出了那样一句气话，就是说出了任何气话，均属正常。街上每天说了类似气话的人，也大有人在，而且还有说得更激愤的，倘使个个都要像我一样，被当局另类“以言治罪”，就是把整个中国的楼房全部改成囚室，只怕也还是要人满为患。

在肢体冲突的过程中，我妻子的提包和衣服被警察们扯坏，手脚也多处被他们抓破并现出淤青。被控制在警车里了，我妻子拿在手上的摩托车头盔还被一名警察抢走，扔在车外。妻子要求车外的一名警察帮她捡起头盔，那警察一脚把头盔踢出了老远，说：“去你妈的头盔！”

在警局我夫妇俩被他们分开扣押。他们解去我的皮带，之后对我全身上下进行搜身，接着将我关进一个两米见方的铁笼子，开始给我做笔录。他们这次共给我做了两次笔录，第一份笔录侧重于问卖房的事，第二份笔录则围绕我的那句气话以及我过去写下的政论、时评讯问。

做第一份笔录时，我几次问他们百姓卖房不能如实讲述卖房缘由的法律依据何在，他们依然答不上来。有人在等着看笔录，也许是他们自己也觉得仅凭我上街卖房，就弄我去蹲班房，理由不够充分，操作邪门，于是后来又给我重做了笔录。以前他们传唤我都只做一次笔录。

做笔录并花不了多少时间，但我夫妇俩在警局却被拘禁了8个多小时。当时我多次强调家里有两个86岁的老人，我母亲和我岳母见我夫妇俩迟迟未归，肯定会受到惊吓，但说了和没说一样。那时我就感觉这是恶意的报复，他们在折磨我夫妇俩的同时，不惜折磨我家里的老人。

其间我几次上卫生间解手，也都有几个警察跟着，而且不让把卫生间的门给关上。后来我和妻子见了面，妻子说她上厕所时，状况与我相差无几，区别所在，只是近距离监视她上厕所的，是一个女警察。那天我衣着单薄，被他们长时间拘禁在那个铁笼子里，感觉又冷又饿。

妻后来在拘留所探视我，说为她做笔录的警察，当时只顾埋头书写，根本就是在自问自答。他写一会儿，拿出去给头头们看看。回来后又写一阵子，又拿出去给头头们看看……常被国保骚扰的我知道所谓的笔录是怎么回事。看到妻蓦然消瘦并泪眼汪汪，我的心里满是怜惜。

笔录做完了，国保们隔着铁笼子的栏杆和我没完没了东拉西扯，主要围绕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围绕着我那篇《何以最好的改良是解散中共》说事，二是说我在一些文章中为身陷囹圄的异议人士说话，是在搞“串联”。他们嘻嘻哈哈，俨然在这种折磨中，感受到了一种快意。

快深夜一点了，警方宣布对我拘留5天，准许我妻子回家。他们要我在拘留书上签字，我拒签，并愤然指出：“这是中国法律的耻辱！这是中国人权的耻辱！”要和妻子分开时，我不只一次对我妻子说：“记住，不论发生什么事，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一定不会自杀、自残！”

４

被押送到拘留所后，我刚扎上不久的皮带又再次被解走，被警察又搜了一次身。我被关进了一个通常情况下，能关5个人的号子，大统铺上当时已经睡着两名被拘留人员，这两个人后来被挪到了隔壁的监仓。在被囚禁的6个夜晚当中，我单独一人在这个号子里捱过了4个夜晚。

号子里装有摄像头。我得知这个摄像头在将我关进来的前两天，加装了一条视频线。我看到新连接的视频线露在塑料管外面，接口崭新，亮闪闪的。“卧室”没门，窗户上无挡风玻璃。“卧室”外有个小“天井”，上面罩有钢网，“天井”里有个洗脸池，还有个蹲式马桶。

我在这的遭遇连杀人犯都不如，吃喝拉撒睡均得在牢门内进行。隔壁监仓关有一个烧伤了手脚的杀人犯，白天有家人照料，晚上有被拘留人员照顾，他能在别人的搀扶下到外面的走道上吃饭、聊天、晒太阳。而我不行，不能放风，也不能和其他被拘留的人一块进饭堂吃饭。

其他被拘留人员相对自由，白天的监仓门是开着的，可以自由进出，能整天在外面的走道和一个院子里活动。而我在被囚禁期间，只在短时间内4次走出过监仓：第一天和第二天，在所长的准许下在走道上呆了一会儿，第三天因妻子探视出来过，第五天国保找我谈话出来过。

一日三餐有人按时送来，伙食极差。米饭颜色奇怪，透着淡淡的蓝色，这种米饭是我先前所不曾见过的。我有所顾虑，加上也根本就没有心情吃喝，因此差不多是饿了5天。有时饭不沾唇，有时则勉强自己吃两三个汤匙的米饭。心想不要饿倒在这地方就好，能活着出去就好。

每天的饮用水，也是有人隔着铁门上的监视孔给我递来的。我对这种“专门为你一个人这样服务”的特别监管方式，内心充满了不信任，但是每次把送来的茶水或白开水都礼貌地接下，并向送水者道谢，之后就把水杯放到一旁。实在渴得受不了，我也宁愿喝点自来水解渴。

这个号子里本来有三张凳子：一个塑料凳，一个竹编靠背椅，一张藤椅。但在我被关进来的第二个上午，全被拿到了外面的走道上。看守在将我单独撵进号子时，我要带个凳子进去，不让带。于是我基本上得在大统铺上坐卧，日夜的一举一动，都在那个摄像头的监视之下。

第4个夜晚十分恐怖。外面有人来回走动，这个监仓的铁门拉栓时不时被人轻轻转动或是拉动，直闹腾到半夜。单独睡在号子里的我，内心七上八下，在这期间因了那声响，也一直睡睡醒醒。这个夜晚，我感觉特别的无助，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只随时可能被人轻轻捏死的蚂蚁。

一方面我被隔离关押，一方面每天有人隔着监视孔找我说话，这些人里有看守，也有被拘留人员，说的话宛若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那就是异口同声叫我不要再写文章了。我在被关的第5天，仍在问为什么一直这样将我关着，不让出去放风，有人答曰：“因为你是政治犯！”

这天上午我向拘留所方面提出最好让我晚上一点前回家，省得我在外面接受采访时说他们超期羁押。结果当天下午，有两个国保来把我叫到会议室谈话，谈的都是我接受境外媒体采访的事。国保说，你以后有任何“违法犯罪”的事，我们都不会对你再客气，我们盯上你了！

５

阴森的牢房关得住人的肉身，但关不住人的思想。妻子给我送来的恰好是一床军被，我躺在军被里，又冷又饿，晚上听到楼顶武警巡逻的脚步声，白天听到他们在操练在打枪，想想这国家已是成了这副模样，想到自己竟也身陷囹圄，想到当兵在外的日子，就觉得真够讽刺。

在看守所里苦熬，虽然度日如年，使人难耐，但想到就是坐在家里，我一家人就连上个网、看个电视，在“和谐社会”也已变异成了一种奢侈，内心不由有了对大监狱和小监狱的对比，有了“既来之，则安之”的泰然。其间我也浮想联翩，想得较多的，是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反对的艰难。想到我写评论后所遭遇的种种，想到我为反对而付出的惨重代价，被关后竟还不能和杀人犯、盗贼、抢劫者等等，同等享有十分有限的权利，便也真切体会到了中国反对派人士所面对的是怎样的凶险和艰难。容不得任何反对的党国，来得真可谓穷凶极恶。

二是为这个党付出不值。我立过军功，为党国付出了青春中最美好的年华，在部队机关每天工作到深更半夜，当时劳累得自己的身体几乎垮掉，回到地方后，在写作中也多为忠告，呕心沥血，华发早生，可在我遭受接连不断的迫害时，这个党在哪里呢？党的正气在哪里呢？

三是这个党莫非朝中无人？若非朝中无人，何以手段极其下流，竟要长期默许纵容公安来对付一个苦难的文人？警察的工作职责真的是不择手段修理作家吗？文字上的事情本当在文字上解决。学会倾听不同的声音，学会高贵、优雅并走向博大，在政治团体而言到底有多难？

那些天，我每天在逼仄的号子里不时来回踱行，想到了“蠢人执政＋恶人执政＝和谐盛世”的混帐公式，想到了一些本来不难解决的社会问题，却一直这样久拖不决，想到了大江南北的惨象万千和悲声四起……当然，我同时也想到当局对我百般折磨，实无必要，且无意义。

何以没有必要？我不过是一介文人，而且是个心如死灰、言说场地非常有限的文人，党国犯不着在我的身上不断浪费国家资源，甚而动用国家机器，更犯不着为悲惨若我者有失“大国”风范。我再怎么说也是个文化人，与其愚蠢到用强权压服我，毋宁尝试从心灵上折服我。

何以没有意义？我清楚地知道我为何而活。于私而言，我希望孩子的亡魂能安妥，希望正义得到伸张，祈盼司法重拾尊严。于公而言，我希望看到国家有公平、正义、民主、法治实现的那一天。故此别说关我5天，就是将我放逐于荒岛，活着我就必会以百般的坚忍迎接朝阳！

６

我在22日天亮时分，终于被允许回家。回来后电话的接听更是异常，我的一些亲人在使用电话时也发现反常。一场噩梦，未必就已经过去。我肯定永远忘不了自己被关在铁笼子里的情景，忘不了被囚禁在号子里的一幕幕，忘不了母亲右腿的伤口，忘不了妻子婆娑的泪眼……

黑夜醒来，我仍然不敢相信正居住之处，就是生我养我的家乡。我从20岁开始就走南闯北，去过不少地方，人见多了，鬼也见了不少，可我这几十年来在异乡所遭受的凌辱，加在一块，也不如这一年多来在家乡所遭受的十分之一。还能再说廖梦君的惨烈遇害是地方行为吗？

当初我不过是希望政府正视百姓的看病难、上学难、买房难，撰文谈论的不过是一些民生的问题，结果却“莫名其妙”家破人亡，随后在国内传媒和网络完全失去了表达权……我夫妇俩创伤累累回到家乡，岂知家乡在世事苍茫中，竟然也是物是人非，竟是这样的一番景象！

许多时候，我在让自己努力去理解。长期以来，我也一直在忍常人之所不能忍。可换来的是什么？换来的是步步紧逼，换来的是一次次迫害的升级，一次次对我夫妇俩做得更趋恶劣！我夫妻俩就是再柔善可欺，在这种“大环境”下胡作非为就是再安全，也不能整人无度啊。

这种罪恶体制下的公门中人，除了“当今圣上”，哪个吃公家饭的，会没有“上面”？“上面”如何如何，不论在现在还是在将来，都不能真正成为逾越起码底线、放任自我沉沦或助纣为虐而免于良知叩问的充足理由。“上面”让你整人你就去整人，你到底是人还是机器？

既然我的回乡在有些人来说是个麻烦，那么就干脆给我夫妇俩办两本护照，让我们走得远远的，一了百了好了。可我夫妇俩的出境自由被非法剥夺。那么，我在本国自由迁徙，另换个环境生存，这总可以吧？然而似乎不行，只是想卖了房子走人而已，居然也会被弄成这样。

我曾以为在故乡能安放一张书桌，现实告诉我这完全是奢望。我曾想尽一分孝道，陪伴着两位老人走完最后的人生旅程，但他们总让老人哭泣，并一次比一次受到更严重的惊吓……我不过就是在文字层面表达了不同的观点而已，一个“泱泱大国”，何至于此，何至于此啊！

一处洼地的沦陷，何尝不是整片荒野全面呈现扭曲的反射呢？沿袭了几千年的某些道德传承，而今竟然不要了，已在弃之如敝履了。一个国家的是与非、对与错、罪与非罪，也反复出现了公然的模糊化。那么，往后让这国家雨霁云收或奔向井然有序的起跑点，又是什么呢？

史无前例的人生大痛，加上回乡后所深味的种种凌辱和悲凉，使我夫妇俩已是无法承受更多的凄风苦雨，我们早就受够了这种丧尽天良的“定期修理”，宁可隐居于深山野墺，也不想再领受类似变态的高压。故乡让我们这般伤感，就是房子不要了，我们也将寻找新的开始！

写于2011年10月28日（廖梦君同学惨烈遇害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黄岐中学，“伟光正”与绝人之后的恶魔连袂共舞第1930天！廖祖笙居所被反动当局连续断网、断电视231天！遇害学生的尸检报告、相关照片及“破案”卷宗是“国家机密”！作家廖祖笙在国内传媒和网络的表达权被党国非法剥夺！廖祖笙夫妇的出境自由被“执法”机关非法剥夺！）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