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近对中国金融稳定性的评估突显出,中国政府在信贷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和不灵活的利率政策,正日益带来风险。那些认为银行部门的缺陷有可能引发金融崩盘的人,对中国的实际负利率和由之带来的大量投机活动提出了严厉指责。他们认为,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高度依赖信贷扩张来刺激经济的做法,最终会导致不良贷款的飙升。所有这些,都被看作金融压制战略的一部分,推迟了中国四大国有银行成为真正的商业银行那一天的到来。
但专注于这些浮现的金融风险,实际上只是从问题的表面症状着手,而没有理解和着眼于它的根源。数十年前,当邓小平启动刺激经济增长的改革措施的时候,他需要获得资源来扩大沿海地区的投资。但这位共产党领导人面临一个现实: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政府收入已降至仅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1%,唯一的选择就是利用银行体系中的家庭储蓄。虽然此后政府收入一直稳步上升,但目前中国国家预算仍然只占GDP的25%,而其它中等收入国家的这一比率平均为35%,经合组织(OECD)经济体平均为40%以上。
在这样一个社会主义混合经济中,由于政府承担着提供大量公共服务的责任,中国国家预算规模如此之小,实在令人称奇。所以,中国政府一直利用金融体系为公共开支提供资金——其中许多开支实际上并非商业性的,正常情况下应该由预算承担。虽然这种做法在早些年是不可避免的,但在过去10年应对全球经济动荡的实践中,它却成了一种诱人且有效的政治手段。因此,这些银行体系中的隐性亏损实际上是准财政赤字,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不良贷款。虽然中国在账面上没有严重的预算赤字,但这些银行体系中的准财政赤字多年来一直在积累,到了一定的时候(和过去一样),这些不良贷款会被正式确认并核销——中国的庞大储备和相对较低的公共债务比率会为此提供缓冲。
中国需要进行金融改革,这一点无可辩驳,但北京方面的真正挑战是,承认增强财政体系、使之以更透明、更不易损害稳定的方式满足支出要求的重要性。除非领导人下决心这样做,否则关于中国应采取更灵活的货币政策、改善关键金融机构治理的劝告,将继续是对牛弹琴。
不幸的是,使欧元区和美国都陷入瘫痪的预算问题,在此无法被引以为鉴。中国政府惊讶地看着欧美各国政治领导人,为了达成加强本国财政状况的一致意见而苦苦挣扎。这种情况只是强化了中国的观点:在应对不可预测的全球经济方面,预算程序在政治上太碍事了。这使得如下情况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大了:北京方面将继续利用银行体系,去做一些教科书上从不认为恰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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