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检官员日前对记者表示：部分项目三分之一工程款被用于行贿。为了揽到一个报价120万元的工程，包工头竟采取跟踪、守候等手段行贿20万；另一起案件中，官员从一个100万元的工程中索贿38万。“六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的工程款都拿去行贿了，这些工程的建设质量可想而知。”
笔者以为，最高检官员披露的数据，是已经查处的数据，包括貌似合法的层层转包部分，还有大量在招投标过程中以高科技、新技术等名义大幅度抬高造价，从而导致无法查处的部分，我估计政府采购政府投资等都像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一样，80%费用耗在腐败的中间环节。最高检官员也承认，除了权钱交易现象突出、涉案金额越来越大，当前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还具有这样几个鲜明的特点：化整为零规避招标，曲线牟利。招标人为照顾关系或捞到好处，将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分解成一个个不需要招标的小工程，或者将本应一次批报的大工程分阶段批报。还有一些人，借劳务分包之名行工程分包之实从中捞钱，几乎没有被查处。
这就是投资型政府和国企必然导致腐败盛行、通货膨胀、贫富两极迅速分化的根本原因。行政垄断和政府投资如果都砍掉，普通民众收入可以在现有物价水平上提高三四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有一句名言：“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既讲节约，又讲效果；花自己的钱，办人家的事，只讲节约，不讲效果；花人家的钱，办自己的事，只讲效果，不讲节约；花人家的钱办人家的事，既不讲效果，又不讲节约。”准确生动地描述了委托代理过程中碰到的各种问题。
官员腐败、贫富两极急剧分化、通货膨胀都是行政垄断和投资型政府的必然副产品，如果不紧紧抓住根源问题，要治理腐败、缩小两极分化、治理通胀，都是不可能的任务。
今天，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矛盾比30年前更尖锐。中国绝大部分产能早已过剩。为什么这么多年还能维持呢？就是因为产能出口和投资型政府，保证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这种发展由于是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既不必讲效果也不必讲节约，所以具有癌症一样的自我扩张功能，每个地方的一把手甚至部门和单位一把手都可能成为“总经理”——只要他愿意，而且是“我走后哪管洪水滔天”的“总经理”。但这种发展使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扩大内需说了多少年，事实上内需却不断萎缩。根源何在？越发展财富越向少数人集中，老百姓越穷。
在公共权力的约束机制得到比较妥善的解决之前，过度呼吁强化税收和国有机制及政府投资型经济模式，事实上只会助长腐败、通胀和对百姓的掠夺。换一个角度说，如果发展的权利没有真正落实到老百姓和中小企业手里，而是大国企、大政府越俎代庖，也必然会堕入“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既不讲效率也不讲节约”的“公地悲剧”和“权力私有化”陷阱，那时，即使对公共权力的约束有民主之名，也不会有民主之实。而是使“民主”变得非常肮脏和面目可憎。“国有”、“全民所有”、“集体所有”，最后的实质都会变成少数官僚支配和所有。那些在城市化迅猛发展的城市郊区农村，由于土地和农房产权“集体所有”导致的种种乱象，已经在警告我们这样的现实。
洛克说：“权力不能私有，财产不能公有。”两者之间，其实互为表里——权力私有，财产一定会变成“公有”——少数人代表公家所有；财产公有，权力一定会成为少数人为自己谋福利之私有。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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