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1年9月持续至今的乌坎群体抗暴事件，已使该村成为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
（法新社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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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杨浩综合报导】广东陆丰市乌坎村维权不懈抗争20日，当局被迫让步。12月20日解禁，撤走封锁该村的大部分防暴警察，中共中纪委委员、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带领的工作组进驻汕尾陆丰。乌坎村民选临时代表理事会会长杨色茂却表示，早就上访省政府多次，如果他们有诚意，早就解决了。
汕尾市委：不追究大多数村民
据香港《明报》20日报导，汕尾市委书记郑雁雄19日做出大致五点让步方案，当中包括愿意由市政府出面收回争议土地，赔偿原来征地者的损失。不过，市政府并没有承诺不向所有村民追究，只保证不向大多数村民追究。
《明报》还指出，乌坎村民选临时代表理事会会长杨色茂表示，郑雁雄虽称会赔偿土地，但又提及未来发展土地，是“新的利益大部分体现在村民的利益”，即暗示土地照样要卖掉，但村民的明确诉求是“取回土地所有权”。
至于升级由到省政府协助处理事件，杨色茂说：“早就上访省政府多次，如果他们有诚意，早就解决了。”
专家：村民自治 揭示中国社会病根
海外中国问题专家横河指出，很多村民在指望中央为他们做主，而村支书和村委会之所以敢卖地，敢贪污卖地款，还是因为有中央政府撑腰。
他指出，土地是该事件的起因，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和支配权。村支书和村委会不属于国家政权，但是它是北京当局和其政权向基层的延伸，所以它的权力的来源是当局；另一方面就是当局经济发展的模式和经济危机解脱的模式，需要基本建设、需要土地。要拉动国内建设时候，基本上靠基本建设，而不是靠消费。
出让土地也是地方财政的一个主要来源。乌坎事件绝不是唯一的，乌坎所在的汕尾市在2005年发生过因为不满电厂征地抗议，遭到武警血腥屠杀的重大事件。而全国各地几乎每个地方都有因为征地所发生的纠纷，因为当局的建设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成本低，就是土地强征，花很少钱或者不花钱。
当然还有就是钱转到中间人手里，其他各级基层官员手里。地方政府这么热心征地，有个人利益在里面，而村支书和村委会之所以敢卖地，敢贪污卖地款，还是因为这是政策允许的，有中央政府撑腰。
社会动荡挑战北京
据法新社12月18日报导，乌坎村民对官方的公开反叛，突显北京领导层更替之际，社会动荡对当局挑战。
另据《广州日报》报导，关于乌坎事件的成因和性质，朱明国传达了汪洋书记的指示：“乌坎事件的发生有其偶然性，也有必然性，这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长期忽视经济社会发展中发生的矛盾积累的结果，是我们工作‘一手硬一手软’的必然结果。”
法新社还指出，本次抗议活动标志著（中国大陆）社会不公引发的公愤正日益高涨。分析人士认为，由于经济增长放缓，中共领导人的日子会越来越难过。
香港《东方日报》表示，事件令广东形象“一再蒙羞”，连累省委书记汪洋在18大的政治行情。
《东方日报》发表〈一村尚难治 何以治天下〉的评论文章指出，乌坎村事件自9月爆发后，广东当局对村民软硬兼施，无所不用其极，最后派出上千军警封堵村民上街，断粮、断水、断电。
文章指出，对汪洋来说，“一村尚且难治，又何以治天下？”
书记：境外媒体信得过 母猪都会上树
据香港《苹果日报》报导，现年48岁的汕尾市委书记郑雁雄19日向乌坎村村民，发放题为〈劝喻和平解决〉光盘，甚至说出“境外媒体信得过，母猪都会上树”等言论。
报导指，光盘由邻村村长送抵乌坎村。郑雁雄首先批评村民为“内部利益纠纷”而向境外媒体求助。他说：“找几个记者来炒一炒，外面说得越难听，我越高兴。你麻烦了，到时候你的上级一急，把你撤了，把我给撤了又有什么好处？再派一个市委书记来，也不见得比郑雁雄好多少。”
郑雁雄说现在做官难：“现在只有一批人感觉到一年比一年艰苦。谁呢？当干部的，包括我。以前的市委书记哪有这么累，什么事都得管。权力一天比一天小，手段一天比一天少，责任一天比一天大，然后呢，老百姓一天比一天胃口高，一天比一天聪明，一天比一天难管。”
他更称，请大批武警、公安维稳花费不少。“好几百个武警、警察驻在这里，我们邱市长（邱晋雄）的钱包一天一天瘪下来。”
最后，他慨叹一声：“国家这样的政策，我自己也深有感受。”不过马上话锋一转，说：“你指望国外几个烂媒体、烂报纸、烂网站，好坏都颠倒了。他们负什么责任啊？啥事干不了，巴不得你们打成一团，社会主义大乱，他们就高兴了。有事找政府，不请外人说短长。”
目前，乌坎村内驻守的外国媒体众多，包括英国广播公司（BBC）、《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每日电讯报》和法新社、NHK电视台，犹如“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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