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移民之路迂回曲折。我先逃亡香港，再移民加拿大。为了追求自由民主的生活，我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饱尝了苦难的人间沧桑，所幸的是我终于能梦想成真，终于能生活在自由民主的加拿大国土之上。
为了寻求自由民主的生活，我告别了亲朋, 离别了家乡，冒着生命危险, 从大陆偷渡到香港。我曾被抓回去，被送进收容所，在收容所里过着非人的生活。我在收容所里也听到很多关于同道中人的不幸消息: 有人在崇山峻岭里一去不返，有人被海浪和鲨鱼吞噬。但这一切并没有阻止我继续逃离的决心和信念。我宁愿死在追求自由民主的路上，也不愿苟且生活在没有前途和希望、只有仇恨和恐惧的地方。第四次偷渡, 我终于成功到达了香港。
到香港后, 我找到了一份油画师的工作，自此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但是香港就要回归中共统治的大陆，自由堪虞，我感到困扰不安。文化大革命的悲惨遭遇常常在我脑海里浮现，偷渡的艰辛历程也常常在我梦中徘徊。我不相信香港50年不变。
1986年, 我参加了美加旅行团来到了加拿大, 我被加拿大的美丽和平静吸引住了。我羡慕加拿大人的安宁舒适的生活，我喜欢加拿大人纯朴善良和真诚相助的高尚情操，我向往加拿大的多元文化和自由民主的政制。我决定在加拿大生活！于是我找了一个律师，让他帮助我取到工作签证以后，我就白天工作，晚上读书。 我的努力没有白费, 我终于通过了加拿大移民官的面试。 皇天不负有心人, 我终于以独立移民的方式取得了加拿大居留权。
如果没有悲惨的遭遇，如果没有痛苦的教训，我何尝不想留在父母身边孝顺父母？我又何尝愿意离乡背井，跑到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国度去生活？ 岁月可以冲淡过去的记忆，但却洗不掉恐惧的阴影，也抚不平心头的创伤。
回首过去，辛酸的往事历历在目，揪心的痛楚也涌上心头，不知不觉中我已泪盈眼睫。让我永世难忘的是“文化大革命”带给我和我家人的十年浩劫和深切创伤。
我妈妈是印尼归国华侨，在香港读完大学以后，怀着满腔热情回国从事教育工作。在“文革”中，妈妈被怀疑成国民党特务而被关进“牛栏”里批斗，被剃光头，每天被迫写检讨书和悔改书。妈妈为了跟曾经加入过国民党的父亲划清界线，早就跟父亲离了婚，加上妈妈平易近人，热心教学，爱护学生，任劳任怨，所以妈妈被关了几个月就被放回家了。
想不到妈妈刚刚从“牛栏”里出来，我们家就被挂上了一张8尺长4尺宽的大字报，上面把我妈妈写成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 那张大字报从二楼的窗户一直吊到一楼的窗户，十分引人注目，邻居和行人都停步阅读。每逢我们上街，邻居们都一边用奇异的眼光盯着我们，一边窃窃私语，让我们感到既生气又害怕。
灾难接踵而来，我妈妈和继父以及弟妹们被街道派出所强迫疏散到乐昌县的一个穷困偏僻的小村庄里进行劳动改造。大弟和二弟到乐昌后，因为水土不服而回流广州，他们无家可归，只好躲在他们的朋友家里。三弟那年只有6岁，正是应该踏进学校接受教育的年龄，但是在那不知何处是家的时期，在那动荡不安的年代，他根本没有机会进入学校读书。
而我在我的家人还没有被疏散之前，就因为家庭成分不好，失去了继续求学的机会而被下放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刚开始，我也是满腔热情的希望能闯出一条新路来改变我的命运。尽管下放的地方是那么肮脏和落后，我仍然积极的学习耕种，并且和农民打成一片。我屡次获选为知识青年领导。后来大队把我送到公社去当教师，我还代表大队的知识青年出席过“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份子代表大会”。但是当大队党委书记知道我的家人被疏散以后，马上就选出别的知识青年来取代我的领导地位。不管我如何努力奋斗，我最终还是要面对出身不好的残酷现实。我对自已的将来彻底的失望了，我甚至害怕自已的一生会被葬送在农村里。在那风吹雨打、日晒雨淋的艰苦工作中，我醒悟到：我必须离开大陆，才能找到我的前途和希望。
“文化大革命”后期，要求平反的人很多，我们都支持妈妈去广州教育局要求平反。但街道派出所的“同志”却千方百计阻挠我们的行动。妈妈刚刚回到广州市, 派出所的“同志”马上就跑到我们家, 把妈妈的床单被子都扔到门外, 然后让他的亲戚搬进我们的房子居住。房子是我们的，但是我们却没有栖身之所，虽然我们都很气愤，但是为了争取早日平反，我们只好把满腔怒火、屈辱和泪水通通都咽到肚里，一家人全都挤在外婆住的小阁楼里。我们没有煤米油肉的分配，只好靠亲戚朋友送给我们的一点粮票和油票来维持生活。生活本来已经没有保障，派出所的“同志”更常常半夜敲门来检查户口，并以“黑人黑市”的罪名，把我们带到派出所去写检讨书和悔改书。
四人帮下台以后，妈妈终于得到了平反。但“文革”已经给我们留下了恐惧的阴影，祸及我们这一代，我们被称为“黑七类”“兔崽子”，我们受歧视，受欺压，而且随时有可能被整治被批斗。那黑暗的苦难岁月迫使我们去逃亡，不惜用生命和鲜血去换取自由。说贴切一点，我们是为了摆脱艰难困苦的生活，为了逃避残酷无情的阶级斗争和秋后算账而奔向自由，奔向明天。
看完这篇文章觉得
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