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古的“天信仰”系统

中国人的信仰（三）

中国上古的“天信仰”系统

原始信仰来自对于可以感知的却无法把握的巨大存在的敬畏。“大多数原始社会都存在着天神信仰。毫无疑问，天神信仰是普遍存在的，天神创造宇宙（普降甘霖），确保大地的丰产。……只要抬头仰望天空就能直接揭示一种超越性、权能和神圣性。只要遥想天穹就可以在原始人的心灵里面产生一种宗教经验。这并不是指对天空的一种‘自然崇拜’。对于原始人而言，自然根本不是纯‘自然的’。实际上，‘遥望天穹’一语是指原始人善于接受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觉得难以想象的日常生活中的奇迹。这样的沉思同样也是一个启示。天显明它自己实际所是的那个样子：无限的、超越的。苍穹首先是‘某种’与人类及其生活范围中的微小之事完全不同的‘事物’。其超越性的象征体系来自对其无限高邈的朴素认识。‘最高的’自然成为这个神灵的特点之一。在人类难以企及且布满星星的地方充满着超越的、绝对真实的、永远存在之神圣尊荣。”（米尔恰.伊利亚德《神圣的存在》第35－3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8月版）

以上这段出自比较宗教学研究的论述，对照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考古发现的研究结论，具有十分契合的对应性。

考古发掘显示，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前期发展，并非如传世文献所叙述的那样，是单一拓展式，而是满天星斗、遍地开花。黄土高原固然是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心地带，但北起辽河流域，南至岭南地区，中华文明在各地的起源与发展几乎是同步的。在这种“满天星斗”的中华上古文明起源与发展模式中，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特质，那就是对于“礼”的共同追求和相互影响。这个“礼”，就是原始宗教之“礼天”与“礼地”之礼。在遍布中华大地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文化遗址发掘中，发现了大量用于“礼天”的祭台，“礼地”的陷祭，以及大量的祭器和礼器。

至于祖宗崇拜之“礼”，在发展逻辑上应该晚于“礼天”之“礼”。 原始宗教首先确定的是“天”的神圣性，因为“天”乃是最高天神以及其他附属神的居所。“某些被赋予特权的人通过仪式而升抵天庭。‘高处’乃是人类自身无法抵达之处；自然属于超人的权能和存在；当一个人行礼如仪，踏上通往圣坛的台阶，或者登上通往天空的仪式的天梯的时候，他就不再是一个凡人；那些赋有特权的死者升入天堂之际也将抛弃俗人的状态。”（《神圣的存在》第36页）

因此，可以把祖先崇拜之“礼”看作是“礼天”之“礼”的附属之礼。死去的祖先升入天堂，具备了与“天”同在的神圣性，他的后人也就通过他与“天”建立起了更加紧密地关系。上古社会的祭士阶层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天下”的管理权，因为他可以（或者通过他升入天堂的神圣祖先）与“天”建立紧密地联系，向“天下”的居民传递“天”的意旨。

我在这里用“天”来表达上古中国人的最高信仰，实际上是一种笼统的说法。根据殷墟出土甲骨文的记载，商代的最高信仰是“上帝”，这与传世文献《尚书·汤誓》中的表述“予畏上帝”是一致的。但在《尚书》的商代篇目中也出现了“天”的表述，如《盘庚》“恪谨天命”，《高宗肜日》“惟天监下民……非天夭民……天既孚命”等，“天”同样是作为商代的最高信仰而存在。但无论如何，到了西周，商代的“祖先崇拜与上帝的观念，都是自商到西周一贯相承的。“……将在商代‘无定所’的上帝放到了‘天’上。天与上帝在西周仍是尊敬畏惧的对象，而周人的祖先仍与天、与神的世界保持密切的关系。与商不同的，周人的祖先本身已经不是神了。人王之治理人之世界，是因为人王为天之子，受有‘天命’。……何以天命现在授予周人？因为，第一，‘天命靡常’；第二，上帝仅授天命予有德者。‘德’，也是西周时代在王权观念上新兴的一样东西。”（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第417页，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9月版）

从史前（新石器中晚期）时代到商周时期礼器的发展演变，也可以看出上古中国人对“天”的信仰是一以贯之的。无论是仰韶文化的彩陶礼器（卷沿彩陶盆、小口尖底瓶等），还是良渚文化的瑞玉礼器（玉璧、玉琮等），还有大汶口文化以及龙山文化的陶制酒礼器（陶尊、空足鬶等），上面都刻有特殊的祭祀符号——写实或抽象的鸟纹。这是考古学界公认礼天的标志。仰韶文化的彩陶礼器与良渚文化的瑞玉礼器在时间上大约存在于同一时期，并且显现出相互对峙和排斥、相互争夺礼天的领导权的倾向。“在彩旗飘扬的地区玉器不会很发达；无独有偶，在玉器统治的天下彩陶生存的空间也就不大。彩陶辉煌时代的缔造者是庙底沟文化；独领瑞玉风骚的则是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玉器在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是无可争辩的礼器，相比之下，庙底沟文化彩色陶器的性质不就昭然若揭了吗！……庙底沟文化的彩陶无疑是当时的礼器，甚至可能是古代中国的第一代礼器。”（卜工《文明起源的中国模式》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彩陶和瑞玉作为礼天之权威礼器的对峙与争夺随着青铜器的出现而告一段落。“从本质上说，中国古代青铜器等于中国古代政治权力的工具。《左传》有一句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硬度大，是可以制作生产工具的，但是，在中国它却用来制作政治的工具，用以祭祀与打仗……陈梦家先生说：‘由巫而史而为王者的行政官吏，王者自己虽为政治领袖，同时仍为群巫之长。’研究中国古史的李玄伯先生也说：‘君及官吏皆出于巫。’这表明中国古代是政教不分的。那么，巫借什么工具来‘明神降之’，也就是举行仪式，让神来附体呢？”（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第476－477页）这就是礼器。在青铜礼器出现之前，无论是彩陶礼器还是瑞玉礼器，从原料的采取和工艺的加工上面，都较易获得，因此似乎那时期各部落或部落联盟之间虽有对峙与争夺，但还都能够得到较为平等的以礼器作为工具与“天”沟通的机会。但是，青铜器的矿源则较为稀少，其冶炼及成型技术也更为复杂，这就给掌握青铜矿源和冶炼成型技术的部落领袖人物带来了凭借高级的青铜礼器独享与“天”沟通的权力。

《国语.楚语》载：昭王问于观射父曰：“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不然，民将能登天乎？”对曰：“非此之谓也。古者民神不杂⋯⋯及少昊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zheng 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威严，神狎民则⋯⋯”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为绝天地通。

这就是史书记载的著名的“重黎绝地天通”的历史节点。

杨尚奎先生解此段曰：“我们虽然不能完全明了他（观射父）的意思，但可以知道是说在九黎乱德以后，人人作起神的职分来，分不清楚谁是神谁是人了。这样‘民神同位’的结果，老天也觉得麻烦，于是派下重和黎来，使重管神的事，黎管人的事；那就是说，人向天有什么请求向黎去说，黎再通过重向天请求，这样是巫的职责专门化，此后平民再不能直接和上帝交通，王也不兼神的职务了。”（《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上册第16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实际上，《国语.楚语》的这一段记载透露出来上古社会从分散的单个部落走向部落联盟乃至于雏形国家的一个关键的节点——在文明进化过程中的先进部落，通过自己掌握的更加高级的礼天仪式和更加精美的有震撼力的礼器（青铜礼器）垄断了与“天”的沟通渠道，迫使那些实力单薄的部落放弃与“天”直接沟通的权利，承认掌握了高级仪式和高级礼器的实力雄厚的部落作为众多部落的礼“天”代理人。这里面还显现了二级代理人的宗教制度，“重”是礼天的一级代理人，可以直接与“天”沟通；而“黎”则是二级代理人，负责在“重”之下具体管理众民事务，把众民的意愿收集上来，汇总于“重”，由“重”向“天”报告，并从“天”那儿得到旨意，传达与“黎”，再由“黎”向众民传布。很明显，“重”即是部落联盟中的首领部落的觋（或者是雏形国家的史巫），而“黎”则是部落联盟中的下属部落的首领。就这样通过对礼天仪式和礼器的垄断，上古社会实现了权力的整合，众多弱小部落逐渐汇拢在实力强大的首领部落之下，形成了具有雏形国家性质的部落联盟体。在这里，与“天”的沟通权（礼天的权利）成为权力整合的中心因素。当然，这种权力整合也不总是文质彬彬的，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戎”是“祀”的基础，没有相对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后盾，仅凭繁复的礼天仪式和精美的礼器是不足以垄断礼天的专权的，也就不可能实现权力的整合。

有一点是至关紧要的，自从重黎“绝天地通”之后，上古社会以“天”为至上崇拜的原始宗教就开始有了代理人制度，就像西方的天主教和基督教有教皇、主教、牧师作为上帝的代理人一样。不过，中国上古“天”的代理人则是人间之王“天子”以及“天子”手下的史巫和诸侯、百官。这个“天子”就是部落联盟中首领部落的首席巫师，他的政治称号为“王”。这一“绝天地通”的对礼天权利的垄断过程很可能是伴随着青铜器的发明而进行的。青铜礼器的顶峰之作是辉煌壮丽的青铜九鼎，青铜九鼎的诞生，宣告了九鼎之外的所有礼器的没落，礼天的专权从此牢牢地与青铜九鼎的主人捆绑在一起，中国上古历史上第一个成熟的王朝就这样在青铜九鼎的护卫下建立起来。这个成熟的王朝就是“夏”。对“天”的信仰就这样与王朝政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国上古特殊的“政教合一”的国家制度——礼乐制度。

从下面这个历史记载中，可以看到九鼎对于中国古代政治的重大的决定性意义：

《左传·宣公三年》：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雒，观兵于胄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人川泽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魉，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问鼎中原”的故事。文中的楚子，即楚庄王，是楚国强盛之初、始霸中原的楚国第一位君主。这个故事，需要说明当时的历史地理背景，方能显现出隐含的意义：鲁宣公三年，即公元前606年。其时中原大乱，列国争雄。楚国位于中原之南的江淮之地，地域辽阔，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地理条件大大优于拥挤的中原。但就是这样一位拥有辽阔的肥美土地的楚国君主，为什么放着自己好好的日子不过，反而跑到人口相对拥挤、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的中原地区来凑热闹呢？原因只有一个——青铜九鼎的诱惑。拥有青铜九鼎，才能够拥有与“天”直接沟通权利，才能做“天”的代理人，成为天下共主。可见，没有得到“天”的认可，获得天命，成为“天子”，即使手握重兵、雄霸天下，也是没有资格真正统治天下的。“天”，对于中国人来说，对于中国的君主们来说，只能匍匐在地，仰面承受，无条件地去绝对敬畏与崇拜。这就是华夏民族从上古社会传承下来的对“天”的信仰。

基于这种对“天”的信仰，中国上古文明的创造者建立起了一种“天——天子——民”三位循环制约的中国式的宗教伦理制度，也可以称之为政治宗教伦理。在人类最早的政治文献《尚书》中，对这种三位循环制约的政治宗教伦理有具体的表述。

（《脸背后的中国》节选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