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美访问期间就人权问题发表“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等言论,继续受到海外民运和人权人士关注。前六四学运领袖王超华在洛杉矶接受本台访问,她指出,从习近平讲话体现中共政权仍把人权视为由上向下的“赐予”,突显当局人权思维仍属落后。
习近平在美访问期间,所谓“人权问题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和“中国人权事业取得巨大成就,有目共睹”等讲话,在习近平结束访美和示威群众散去之后,继续受到关注。
王超华分析,习近平的人权论述恰能体现中共政权看待人权的盲点和落后。她说:“在我来看,‘人权’可分两部分,一是中国中央政府自己也这么说,说人要有尊严的活,温家宝在前几年也如此说。另一部分则攸关人民的政治权力,这也是我们谈及乌坎民主发展,必须交由当地村民自己争取和推广。至于习近平说‘人权状况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我认为最关键的是中国当局仍把人权或公民权当作必须由上向下‘赐予’的东西。”
回看西方国家从人权运动史积累所得的人权概念,王超华直指习近平的说法不足采信。
王超华表示:“美国自60年代开始黑人民权运动,直到现在通过选举选出史上首位黑人总统,包括批评者和争取者都说权力是‘赋予’人民的,人民可以以这个权力为基础,去和压制人民权力的那方抗争,而中国不是这样的。中国当局认为倘若你要争取权力,不应和政府对抗,你需要某些权力,政府会予考虑,如:政府意识到医疗是人民的权力,他会负责提供医疗,教育权也是如此。可是,一旦人民采取抗争态度,就会受到压制。也就是说,中国人民所得到的‘权力’,不是真正的权力,权力仅是由上向下赋予,是一种旧王朝式的概念,是小民对父母官的关系,而不是公民对公仆的关系。如果这问题不能改变,中国人权和公民权将继续遭受长期的挫折。”
王超华也关注“乌坎事件”激荡海内外对中国民主进程的各种想像。她说:“‘乌坎事件’对于像我这样身处国外的外界人士来说,具有两层意义:一是该事件可作为我们观察中国,而且呼吁中国政府做更多努力(开放)的例子;另一意义是我也能够理解凡是谈到民主,就如同我们何以同情藏民和支持藏民一样,民主在现代政治之中最大意义即是‘主权在民’,因此,乌坎的事情应该由乌坎村民自己做主,我们外人不能太对他们指手画脚,我也不愿看到乌坎村民受到各种指责,让他们的民主进程受到进一步挫折。”
跟随习近平到访美国,海外也以“百花齐放,乌坎为首”等口号相应声援。但王超华估计,“乌坎事件”所涉及的层面和历史都显复杂,未来发展和最后结果恐非外人善加点评就能如愿。
王超华说:“因为事情牵扯到上级政府,回顾当地过去几年的情况,很多因土地交易引起的纠纷,根本没有经过村民同意,只得到当时担任村委会领导等个别人士配合,或是上一级,上两级政府,甚至上三级政府官员审批,就和外来大财团投资者签定合同出卖土地,这样的现象普遍发生在中国各地,村民在土地交易过程中全无参与权。因此,乌坎的选举直接触动上层经济和商业利益,如果广东省委等有关当局不能意识到民主是主权在民,而政治是以人民为主体意识,公正分配经济利益,那么,乌坎村的试点还将遭遇很多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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