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学说怪圈的“特异功效”

文革时暗中流行一些手抄本，其中有《少女的心》、《毛泽东自传》、《多余的话》。前两本册子受到严重追查，《少女之心》是一本以青年女子的口气写的日记性小说，表达的是一个少女青春萌动的情感，被说成散布资产阶级腐朽没落思想的反动小说；《毛泽东自传》是记述体，据说出自斯诺。文中说到毛泽东出身于富农家庭。被认为是恶毒攻无产阶级领袖的反革命文章。许多人认为，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出身绝对是“贫下中农”，怎么可能是“富农”？。也有人私下理智分析，毛泽东从湖南湘潭一个小小韶山跑到长沙去读师范，家里一定很有钱；《多余的话》是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矍秋白1935年5月在长福建长汀被国民党逮捕时写的一篇长文，大家对他了解很少，所以影响不大，也未见追查。

文革中的批斗会是家常便饭。一个时期，社会上分成好几派。每派为显示自己更革命，总要争着把一些“地、富、反、坏、右”和各地打倒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抓去批斗。上午、下午、晚上都不停歇。挨斗人犹如被一群豺狼围住的小羊，任人撕扯，任人叼来咬去，就像落魄时的刘少奇、彭德怀一样。轮翻不停的批斗使挨斗人疲惫不堪，加上羞辱、挨打，好些人不堪忍受由此而自杀。这是文革中一种说不清的酷刑，必有真凶主谋，奇怪的是，竟然很难说清谁是真凶，谁是主谋。

文革中批斗会上常用的刑是“坐喷气式飞机”，不知是哪个发明，当时已经在全国推广了。办法是：两个或多个人站在挨斗人后面，各抓其一只手往后翻转，如果把手略往上提，挨斗人便会痛得只好把头往前倾，两手又后举，宛如一架喷气飞机。这种刑不但“四类分子”受过，连彭德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一大批高官都受过，有百度照片为证。喷气式还有创造，我就见过让挨斗人站在一个仅容双脚的圆木墩上，有人抓住被斗人头发将头抬起，另有人暗中将绳索活结套住被斗人双脚，然后几个人互迭眼色，一边将挨斗人做成喷气式，尽量将其头往前倾，一边有人收紧绳索往后抽，另有人将圆墩踢倒。几个人密切配合，让挨斗人狠狠地仆倒在地，摔一个头破血流。因为并无明文规定这是用刑，加上时代放纵，所以文革中全国各地层出不穷的整人毒招便有了大市场。

文革“破四旧”，唯独没有破除的是春节贴对联，但家家几乎千遍一律，贴的是“听毛主席的话，走共产党的路”，“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横帔则有“永远革命”，“兴无灭资”，“门迎朝阳”，“坚持斗争”，“革命万岁”等。

文革中两派武斗时期曾实行军管。县城两派打得死去活来，头破血流，事情闹到省城，省军管会居然对两派都支持，真不知这葫芦中卖的什么药？

我有一位邻居，是贫下中农，原本一家四口，家主婆每当得意时就唱山歌。土改时斗地主，她山歌唱得起劲。1960年大饥荒来挚势凶猛，这位家主婆经常把公共食堂仅分的一点米饭藏起，结果丈夫饿死了。1961年下半年，不知何故，公社书记被抓到戏台上跪下批斗（各地都有），饿死人的责任全推到这个书记身上，农民像当年斗地主一样，把厚鞋底往他脸上猛抽。其实这是高层把责任往下推的惯用伎俩。这位家主婆看了批斗会，很得意，又唱起了山歌。和她同住一幢老屋的一个买卖人，被公社抓去批斗，她照例唱着山歌。文革来临，批斗会更多，她的山歌也唱个不停，还会唱两句语录歌。虽说她因驼背，丈夫去世后没有劳力，是公社的“五包户”，穷得连8、9岁的大女儿裤子都没有穿，只是常年穿一条长衫遮着下体。但这位家主婆是一个乐天派，不过她的乐竟是幸灾乐祸。不管谁倒霉她都高兴。这似乎印证了一条语录：“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

读中学时就对一些弄虚作假现象司空见惯。一次为了迎接上级来视察，公社书记通知全公社社员在下霜天早上6点下河挖大石头建炼铁高炉，要搞一个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全民大炼钢铁的造势；还看到一次公社动员社员把还未成熟的稻株移挤到一坵田中以示水稻长势喜人的假象；1960年最饥饿的时期，见合作社摆出了许多久违的食品，令人口馋，如桔饼、桂园、糕点、糖果、冰糖、木耳、豆腐皮、粉条、鱼和猪肉罐头等，还有脸盆、牙缸、毛巾等紧缺物资。奇怪的是竟无人去买。一打听，原来这些东西是不肯卖的，主要是给上级领导来参观时看的。谁要走近合作社都有人暗示你走开。无独有偶，文革中的假象更悬。听一个上海的朋友说，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他看到一家友谊商店十分热闹，原来有美国人在那里参观，商店里吃的用的应有尽有。有一个外地来的汉子惊喜若狂，在店里买了8斤桂圆干大摇大摆地走出商店，在不远处却被人拦住了，要他把桂圆退还。他莫明其妙，据理力争，结果被揪去一个隐蔽的房子里作检查了。尼克松访华期间，上海居民还被打过招呼，有些店里的东西是不能随便买的，即使买了也要退回；有一回尼克松要逛上海某公园，接待人员有意在他路过的亭子里，安排一个青年妈妈带着打扮漂亮的小女孩安闲地织着毛衣，给人的感觉是详和幸福。但尼克松的随行人员不解，问这样冷的天气还在赶织毛衣，家里是否冬衣不够。

文革中尽管“以粮为纲”、“粮食大丰收”喊得山响，然而农民还是饿。城里开三级扩会，且看那些从农村来参加会议的大、小队干部，会议还未结束，一路就疯跑起来，为的是抢先走到大食堂盛上一大碗米饭狼吞虎咽起来。每个饭碗直径足有20公分，好些男的一碗还不饱。桌上的菜，一大碗五花肉炒萝卜，一碗红烧肉，总是会吃得精光。原因是那些年农民兄弟们肚子里太没油水了！大小队干部尚且如此吃不饱，可想小老百姓是怎样的挨饿。至于那“三年困难时期”就更吓人了。笔者1960年曾在农村和亲人参加过一次人民公社食堂集体过春节。那时各家的隔墙板都拆了，说是共产主义，没有你家我家之分了，以后老婆都不属于谁呢，几百家相连的店面带住房，可以每家穿梭走到底。幸而未见共妻现象，暂时也没有人偷东西。城里也办起了无人商店，第一个月还好，第三个月一盘点，才知亏得一塌胡涂，只好停办。这回在农村过春节如何，只见春节上午10点多，全公社的社民被召集到河边一处雨蓬下，坐不下的在露天大坪，说是过共产主义生活。吃饭碗筷各人自带，等了甚久，才见菜从公社食堂端出。上桌的全是“瓜菜代”，大部分由地瓜、地瓜叶、地瓜渣、地瓜片、南瓜、南瓜叶、马齿苋、野苋菜、米糠、小薯、花生壳粉、糯米原料制成，加上少量的肉。桌上围坐着一家一家。一上菜，两下便抢光了，有的小孩爬上桌端抢盘子。大人为抢吃，竟然大打出手。抢不到吃的女人喊天喊地。一些民兵荷枪实弹，叫破了喉咙，但怎么也弹压不住。这就是“共产主义”天堂？不分明是集中营吗！虽说过春节，但没有人能吃饱。回家也只是饿，粮食全掌握在食堂手里，老百姓家里一粒米也没有，因为“共产”，还不允许私自生火“做饭”。看着春节还挨饿的亲人，心里头真不是滋味。“三年困难”被人伪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据了解，许多地方根本就没有灾，我所在的地方也未见任何“自然灾害”，我们当时的感受是，饥荒就像魔鬼一样突然袭来了。

文革中称毛泽东是“全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称友好邻邦阿尔巴尼亚是欧洲一盏明灯。虽说只是比喻，两者相差也太悬殊了。我想，阿尔巴尼亚若不看在中国的慷慨援助，她能如此甘当孙子吗？称越南的胡志明也只是“胡伯伯”。后来听说朝鲜就不干，他们认为金日成才是金色的太阳。怪就怪在这批领袖们何以如此看重这些虚衔头。陶铸说太阳也有黑子，说的是科学，但最后竟不由分说扣上了一顶“攻击伟大领袖”的大帽子，仿佛毛泽东真是那颗照亮了金、木、水、火、土众星球的恒星。可怜陶铸说了“黑子”之后连得了癌症也不放过，被流放后不久便去世了。

文革前在中学读书时，听一位校长说过，我们不进联合国更好，可以随便地骂帝国主义。文革中我国进了联合国，报纸大书特书，说中国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了。

文革中一再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提出“要把阶级斗争的弦绷紧又绷紧”，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以至于磨就了一批“十三点”脑袋。比如你说这朵花很美，就有人会说你是资产阶级情调；你说有一位亲人去世了，十分难过，必须请假回家。就有人会说什么亲不亲，只有阶级兄弟姐妹才是真正亲；你说这道菜味道不好，就有人会说你变修了，旧社会贫苦人民都是嚥粗糠吃野菜；你说这个女人身材好看，长相很美，令人想念，就有人说你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在作怪；你说上班太累，想找个机会好好休息一下，就会有一警靠你，享乐主义的思想要不得，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多的劳苦大众没有解放，就等我们去解救了；你说电影《虎穴追踪》中王晓棠演的女特务好漂亮，就有人说你丧失阶级立场，和敌人同流合污了；你找了一个对象，说他家里生活较好，对自己很有好处，就有人说你被糖衣炮弹打中了；你说找了个工作，太累，不想干了，就有人说你丧失了革命意志，想当逃兵了；文革时没有胸罩，一位较年长的女性教另一位年轻的女子在胸部垫些缝纫机车好的旧布。事情被揭发，较年长的女性被扣上了用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腐蚀青年一代的帽子；别人都去刷大字报，“大干社会主义，大批资本主义”了，你却在家看“数、理、化”，就会被说成“走白专道路，很危险”；你说想和香港或台湾的某个亲人通个信，问个好，就会有人举报你“里通外国”；你说太阳太热，晒得人头昏脑胀，就有人会指责你含沙射影攻击伟大领袖；两个小孩打架，一个小孩被抓伤，另一个小孩的爷爷是地主，于是被说成阶级报复；文革前大家在一起演戏，地主的儿子演包公，贫下中农的儿子演陈世美，后来包公要铡陈世美。文革中旧事翻出，成了阶级敌人复辟的活证；一个部队退伍的年轻人，爱上了地主的漂亮女儿，老子喊叫连天死命反对，说是不能搞阶级调和，老子为此竟发了疯；两个青年男女谈恋爱，常在一起交流的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恋爱成功，进了新房，男的有了另种欲望，要求亲近，女的竟骂“流氓”，夺门而逃；凡见戴着有顶子帽子，穿着长衫马褂的像片就会有人断定是地主，因为电影《白毛女》中的王世仁就是这种打扮，殊不知革命烈士林祥谦也曾有过这样的打扮；一个3岁小女孩聪明漂亮，伶俐可爱，全单位的人都喜欢她。有一天她的父亲被揪斗了，口号声把小女孩吓得大哭，竟无一人敢去理睬她，因为阶级斗争把她打成“狗崽子”了；都说宪法规定通讯自由，文革中却可以私拆、扣押信件，因为一切都从属于政治，只要政治需要，都不违法；地主的小孩掉进水里不能去救，因为怕被扣上“阶级立场有问题”的帽子；邓朴方跳楼后严重摔伤，被丢在北医院三楼走廊拐角处，本应救死扶伤的医院却不肯收留，医务人员随时走过，也无人去救助，因为怕受同情走资派之嫌；刘少奇被羁押在开封，病情严重，不能行走，要人去给他食堂打饭，打饭人在他饭合中吐痰，以示“阶级立场坚定”；有人受批斗折磨受不了，逃跑了，算然就叫“畏罪潜逃”。有人自杀了，无论官方还是人们口头语，总是说“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意在告诉死者，你就应该活着被人折磨到死才对；红”长期成为中国革命的专利，郭沫若为讨好毛泽东，与毛泽东同乘飞机时说过难怪阳光特别明亮，原来机内机外有两个太阳的话，比喻其中一个就是毛泽东。很受毛的赏识。兴奋之余他又写了一首《满江红•领袖颂》，其中有一句“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有人质问他全国人都唱《东方红》，你要“天下白”用意何在。这回却栽了；“左”也是中国革命的专利。革命者自称“左派”。把外国亲近中国的组织叫左派，反对中国的则叫右派。中国共产党九大召开，大会排座次，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批人被安排在左边，他们是左派。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谭振林等一批人被刻意排在台下右边，尴尬亮相，寓意明显，他们是右派。有人提出出门要先往左走，不能往右走；郭沫若1966年申明要尽数烧毁他以前写的书，说没有一点价值；城里人下农村，在田头闻到大便不能说臭，见了农民挑大便也不能捂鼻子；“改革开放”后部队带领战士去看京剧戏曲电影《杨门女将》，一个战士竟从头到尾低着头，闭着眼，说是怕中封建主义的毒。

有人把文革比作是一场瘟疫，由于它的毒害，瘟疫过后好些人至今还留下后遗症，说话、思维都变态了。他们总是痴迷在那种极端的、违背常理的“阶级斗争”学说怪圈里来说话做事。看过一个短片，一支国际医疗队到朝鲜去义务为缺医少药的朝鲜老人治白内障，朝方并不欢迎，设置了层层关卡，对医务人员还进行搜身检查，但求治病人排起了长队。几个治好后重见光明的老人对医疗队根本不理睬，而是急忙跑到金日成的画像下齐齐跪倒，泪水满面，不住磕响头，说非常感谢伟大领袖让他们重见光明，他们又可以看见英明无比的伟大领袖了。从这则视频里我们仿佛又看到了文革学说怪圈的特异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