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国民党人的悲哀—劳改队见闻

“劳改（Laogai）”这个特殊名词已被载入了牛津大词典，且在世界上声名狼藉，以至当局不得不将全大陆劳改队更名为某某监狱。虽然换汤不换药，但足以显现其心虚。当年劳改犯们修路、伐木、开矿、挖煤、采石棉、炼硫磺……所有这些艰险、高危、有害的苦活都是奴隶式的无偿劳作，为当局创造了巨额的财富。而这种残酷的奴役、压榨被当局得意地吹嘘为“伟大的劳改事业”、“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改造罪犯最有效的方式”。

笔者从20岁被打成右派（后又升级为“反革命”）便开始与“劳改”结下“不解之缘”，几十年中亲眼见证了它的兴衰变化，可以说是中国劳改资深见证人。那些劳改队干部，几乎每天必念的一句咒语是：“人民政府就是要把你们改造成为改恶从善、自食其力的新人”，同时还得加一句“没改造好，就别想出劳改队”。至于怎么才叫“改造好”，谁也不知道。

“从劳改队成立时我就来了”　

说这句话的基本上都是原国民党的党、政、军人员，有的甚至还是“起义人员”。按共产党的政策“约法八章”：“只要放下武器，不再与共产党政权为敌，一律既往不咎，还可量才录用。”对“起义人员”说的更好听：“革命不分先后，爱国便是一家”。可是这些话都是唬弄人的，没杀你就算是“宽大”的了，老实入“队”（劳改队）“量才”接受“改造”吧。

我是1958年入“队”的，因是“反革命”外加“重刑犯”，故关在四川泸州专区监狱。当时的犯人小组长叫詹裕彬，雪发齿缺，一副龙钟老态，是国民党的一位文职军官，还是“起义人员”。他见我像个孩子，便问：“你犯了啥罪啊？”我说：“右派外加收听敌台”。“判多少？”“判了15年。”我想他应为我叹息，谁知他庆幸地说：“好、好、好，判得好轻。”我真有点生气，以为他在调侃我，他解释说：“我啥事也没犯，还参加“起义”，可劳改队一成立就进来了，还判20年。你又当右派，又收听敌台才判你15年，还不轻呀？”我无语。不久这个和善的老头就去世了，算是“改造好”了。

梁鹏举也是“劳改队成立就进来了”的，是国民党军医。此人更绝，我看过他的判决书，判决日期是1950年初，一张已发了黄的油印劣质纸，上面明明印着“判处梁犯死刑立即执行”。我吓了一跳，这个人莫非是鬼呀？经他指点我才看清，“死刑”二字被钢笔墨水划了一直杠（当时中国的文书都竖排），算是作废，同时在“死刑”旁边，用钢笔字写了“无期徒刑”，并盖上了红色的私章印。我问他咋回事，他告诉我，死刑执行的前夜，劳改队负责人来找公安局长说，劳改队里一个医生都没有，怎么办？公安局长和他曾是战友，便说“老子送你一个嘛！”于是他把梁鹏举弄来，将其判决书上“死刑”二字划了一杠，添上“无期徒刑”，又盖上局长大人的私章，于是梁某便来了劳改队。可惜，如今这份判决书早已不知去向，否则将是中国“法制”史上珍贵的文物。

另一位劳改队友王毕新，四川古蔺县人，在当地曾当过几年的保长。当时的保长还没有现在居委会主任的权力大。可是镇反远动一来，他就被抓了起来，关了一个多月。一天来了个当官的军人，把他们十几号人叫出去，就像公布考分似的：张三判刑15年，李四20年，王五……。王毕新被判了无期。王毕新便问：“请问我是什么罪被判无期？”那个官答得更妙：“你他妈的自己犯的什么罪还不清楚？还来问我？少废话，没有杀你就算宽大了，还不老实点！”他说的也是实话，“镇反”中没被杀掉的国民党保长确属凤毛麟角。王毕新一直关到80年代初，邓小平下令释放所有被关押的原国民党的军政人员，他才得以出狱，和我一起“就业”。我们还是好朋友，他于数年前去世。

风都吹得进去，牛都拉不出来

语云“侯门深似海”，劳改队的“门”可比海还深。进去容易得很，所以叫“风都吹得进去”，要出来那就难了，所以叫“牛都拉不出来”。我刚到泸州专区监狱时，有个文质彬彬的书生，和我一起干活。其父是国民政府驻日使馆的一个工作人员，他本人因“文化特务罪”被判无期。我请问他姓名时，他说：我的名字就是“先生”两字中间加个“我”字。在那样恶劣环境中，说话还能如此幽默，可谓不失文人本色。这位“先我生”先生，当时不到40岁，改造中非常积极，除了干活积极，还给大家读报，指挥大家唱“劳改歌”，我还记得一点儿：“劳改当中两条路，我们罪犯要认清……”。在学习发言中，经常听他说：“我虽然是个无期犯，但我相信人民政府不会把我关死在劳改队里，我相信自己会改造好，回到社会上，回到人民怀抱，重作新人……”。可是“落花虽有意，流水却无情”，他从50年代关到80年代，我们的“先我生”垂垂老矣，别说出劳改队，无期徒刑也原封不动。

终于大赦来了，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全部释放。先我生却已一病不起，肺结核、肺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当第二天便要送他出狱时，他一激动血压更升高，病情恶化。我当天在病房值班，想毕竟相识几十年了，我走到病床前看望他，他拉着我的手，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我要回……回到……到社会上去，我不……不要死在劳改队里”。我几乎恳求似地对他说：“先老兄，听我一句话，你千万别激动呀，明天一早就送你出去，出去又怎么样嘛！何必激动？！”我内心是想告诉他，全国都是一座大监狱，从这小监狱走向那大监狱，何必如此激动？当然这话我不敢说出口。但他就是平静不下来，呈现全身衰竭，我们也不敢大量用镇静剂。到了凌晨４点左右，他呼吸开始不规则，随着心衰也来了。黎明前他终于“走”了，永远离开了劳改队。

从劳改队成立就进来，从青壮年一直关到死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岂止先我生一个？我见得太多了，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对党早已五体投地臣服了，可是我们“伟大的党”对他们就是一万个不放心，要谨防天下大乱。

侥幸出来了，但已半痴半傻

有些侥幸出来了的人，由于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被改造的时间太长，对外面乃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另一些人更被“改造”得半痴半傻，说话行事令人哭笑不得。那位梁鹏举军医，释放出来后与我在宜宾市街上不期而遇。几十年的老相识，我主动向他打招呼，他竟像通报喜讯似的对我大声说：“哎哟，严生产员，我都得到人民政府的宽大了。”弄得周围的人都用诧异的眼光看着我们，不知这“严生产员”是干啥的。其实“生产员”就是劳改队给“就业员”的一种别称。

更令人尴尬的是，释放的原国民党人被关了几十年，又老又有病。送他们回家，除了要有劳改队干部到当地公安局为他们办入户手续外，还得有个医务人员带点急救药，以防他们死在路上。1980年，有大半年我几乎都干这个差事。由于他们习惯了劳改队，开口说话必称“报告管教”。大家坐在火车上，某人要去解便，竟然站起来，打立正姿势，大声说“报告管教，我要去解个小便”，劳改干部一脸得意地答道“可以，去嘛！”弄得车厢内的乘客像看稀奇动物似的看我们。

有一次送黎某回泸县，我们先到沪州市，帮他将入户手续办妥，之后劳改干部对我说“你送他去泸县，我还有点事。”从泸州市到泸县过一座沱江大桥便是了。我也想偷懒逛一下街，所以把他送到离大桥不远处便对他说：“你过桥回家好了，我不送你了，再见！”谁知不一会儿，他又慌慌张张回来找我，说：“管教呢，管教在哪里？”我说：“你回你的家嘛，找他干啥，还想念他呀？”他哭丧着脸说：“公安员不准我过桥，叫我滚开，过不了桥怎么回家？”我当时也让他搞糊涂了，仔细问他后，我才明白。原来沱江大桥上有个岗亭，站了个武警，是护桥的，这位老兄看见岗亭内持枪的兵，便按劳改队的规距，立正、报告道：“报告公安员，我要过桥。”对方自然不懂这一套，白了他一眼，没搭理他。他以为人家不同意，于是接连着二次、三次地“报告”。那个武警以为他是疯子，便叫他“滚开！”我当时气也不是，笑也不是，最后我拉着他的手，才将他“护送”过了桥。

丢掉没人要的“包袱”

在邓小平“大赦”之前，1975年毛泽东也特赦过在押的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人员。这批人年龄更大，关押到70年代别说谋生，连生活自理都困难。有位王一鹗先生，成都人，是国民党二十一军的团长，抗日将士。此人不但是爱国军人，且颇有文采，还对京戏很内行，拉得一手好京胡。在劳改队我俩成了忘年之交。他常悄悄出示一些当年抗日战争中写的诗词给我看。我还记得有“拼将热血染疆土，喜看城头舞汉旗”、“决战沙场酒不浓，半轮明月似雕弓，男儿未管黄金印，潇洒风怀忆小红”。我问他：“小红是谁？”他说是和他十分要好的一名京戏女演员。

“大跃进”中，我们在古蔺“新生煤铁厂”，厂长叫郑守坤，酷爱看京戏，于是他叫王一鹗在囚犯中组个京戏班，并制了些道具服装，名义是“活跃犯人的文娱生活”，实则是他要看。当时劳动强度非常大，又吃不饱，许多人都累死、饿死。王一鹗便把我选进戏班去。我悄悄对他说：“我不会唱京戏。”他说：这儿没有女子，你年轻漂亮，把你扮成个丫鬟，站在夫人小姐身旁，只说几句道白就行了。于是，我“混”进了戏班，躲避了许多重劳役之苦，这才免于被累死，可以说王一鹗救了我一命。他被特赦后，送回老家，妻子早嫁人了，儿女怕受株连也不管他，当地政府东拖西推。老人家最后生活无着，愤而投水自尽。我听见这消息，心里说不出的难过。

还有个人叫李昌凡，也是个国民党军官，60多岁，却因中风留下后遗症，不但行动困难，说话不清，连大小便都要人护理。他有个儿子在重庆附近的万盛地区。之前，已经有类似的人被送回家，但其家人拒绝不收，最后只能找当地政府施压，非常麻烦。某日，监狱孙股长把我叫去，说：“你跟着蒲管教一道送李昌凡回家。他儿子还不知道李昌凡的病情，你们把他送到家，放下就走。一定要完成任务呀！”大有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样子。

我只好遵命。沿路全由我背着上、下车，喂饭、解便也都需我护理。到了万盛，蒲管教去公安局将入户手续办妥，然后，由派出所的人先去敲开李家的门。我冲锋般地背着李昌凡冲了进去，把他稳稳地放在床上。李昌凡见到儿子不禁老泪纵横，想说话却吐字不清，不知他说些什么；儿子、媳妇见了老人自然也一脸惊喜。没等他们回过神来，蒲管教说：“他好多年没回家，太激动了，你们等他休息一会儿，再和他说话好不好？我们另外还有任务，我们走了。”说罢递个眼色给我，我们便转身飞快离去。
最后一个是我的“笑话”

送李昌凡回家后，我们回到重庆，休息了一天。那时囊中羞涩，只能在街上去闲逛。我看见山城影剧院正在上映电影，票价才5分。我想这点“消费”我还能承受。我来到售票窗口，只见一张大白纸上面写着：“毒草影片《决裂》示众批判上映，外国人与四类分子严禁入内！”我像触了电似的，吓得回头便走。走出几十米外，才突然明白过来：我这个“四类分子”脸上又没刻字，他怎么认得出来？你怕什么？想到这里，当时我也禁不住想笑，但终于笑不出来。我一向以不接受他们的“改造”而自豪，今天看来自己还并未完全做到，我和那位过沱江大桥的黎先生也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毛式超级恐怖，无处不在，无人能幸免！

2010年12月6日完稿

本文略有删改，原标题:苦笑背后的悲哀—劳改队见闻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