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记者:您为什么觉得大幅减税是现在非常重要的一项政策呢?
谢国忠:
中国就是投资过多,产能过剩,资本回报率非常低,威胁银行体系的资产的质量,这样一系列的恶性循环,要打破的话,就必须要在货币、在收入上、分配上要做调整。第一步该做的就是减税,然后减税的话,对中国经济来说,我觉得是惟一的能够撑住经济的。减税减一万亿,通过降低个人所得税、降低消费税,来刺激家庭的、提高家庭的消费能力。
财新记者:因为我们看到财政部这一两年它的常用的一个提法是结构性减税,然后而且它也出了一些零零散散的一些,比如对中小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的减免、这种政策,你觉得它的这种措施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谢国忠:
中国现在经济政策方面,它是想通过一些姿态来提高大家的信心。我觉得这种做法的话可能起效果是非常有限的。现在中国做企业的对经济的话是非常悲观的,如果你做的一些措施是形式为主的话,反而效果是倒过来的。减税的话一定要有量化,你减多少,对吧?我提出来的话,中国作为去年47万亿这样一个的经济规模,减一万亿的话才有可能起到一定的效果,你光是谈这个也减税那个也减税,谈了很多地方减税,最后加起来只有一点点钱。
在谢国忠看来,减税不仅能够帮助中国经济企稳回暖,而且还能提高企业的效率。他建议一万亿的减税目标可以通过增值税、消费税各降低于20%的方式来实现。增值税是指商品在流通过程中价值发生了变化,对增加的部分征收的一点流转税。而消费税则是在增值税普遍征收之后对少数商品再征收的一个税种。
财新记者:那就是您为什么又提出增值税和消费税的税率可以降低20%,这个是出于什么考虑?
谢国忠:
我觉得中国的增值税相对是高的,有的国家比中国高,但是不是很多。已经其他方面的税收都那么高了,你增值税再那么高。我觉得对企业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其实增值税就是一个消费税,在中国就是一个消费税。消费税的话它是一个从收入分配当中来说是不利,因为它是不管你收入高还是低的,大家交的比例是一样,对社会公平也是不利的,所以这个是增值税的话不宜太高。在中国,中国政府在经济当中占的比例现在是过高。长远来说,政府花钱是要封顶,在经济当中占比例是要有一个限额、限度的,到底是多少。在这个限制了以后的话,其他税收的征税率都应该相应地下降。
财新记者:就是现在税收负担比较重,是不是也是导致现在有一些企业,大家会感觉从宏观上看经济数据似乎还可以,但是从微观上看,企业又感觉非常困难,就像现在税负比较高,是不是也是造成企业感觉经营比较困难的一个原因呢?
谢国忠:
这个是很重要的原因。现在税收的话,我看到有些地方都要预付,是吧?
财新记者:对,过头税。
谢国忠:
对,你说企业的话,钱从哪里来?最后大家都是玩银行的钱。其实中国的企业的资本回报率是非常低的。反正就是你领导要我交税,你给我安排银行,给我贷款,到以后的话大家都绑在一起是吧。结果就是这样的话,这条路走下去是走不通,问题是越变越大,只不过你表面的数字好看而已。
和中小企业一样,中国老百姓的税痛感也很强,过着“低收入、高赋税”的生活:以一个年收入10万元的城市普通白领为例,他扣除所得税、各种保险缴费等之后的实际工资为7万元。此外,商品和服务中的众多税收,最终直接或间接转嫁给了消费者,诸如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车船税、教育费附加、城建税、房产税、烟草税等等。在中国究竟要交多少税,大概没有人能算得清楚,于是“中产万税”成了中国人自我解嘲的最好称谓。那么如何减税,才是降低百姓税负的良方呢?
财新记者:对微观效益比较有用的还是个人所得税、消费税?
谢国忠:
个人所得税的话,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它征上来的话是非常少的,占整个的财政收入就6%左右。但是税收率非常高,是45%。所以,一般真正有钱的人是不交这个税的,因为他可以通过企业去花钱,企业的所得税是25%,所以他实际承担的税是25% 。而45%的话,主要是针对白领,中国中产阶级刚刚起来,如果是这样高的税收的话,对中产阶级的增长的话是不利的,所以从这个政策来说的话,是对宏观、微观、社会公平都不利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把它减到和那个公司所得税一样。
财新记者:您指的是五险一金这些吗?
谢国忠:
对啊,是非常高的,像美国的话,它在经济不好的时候,它社保的话,都是个人这边的支出从6%下降到4%吧,4%都不到吧,这个是对家庭的话带来很大的一个暂时的缓解。我觉得中国也可以考虑,社保之类的,给它两年三年,给它一定幅度的下降。
财新记者:那你觉得,现在的国家财政实力,它是能够承担比如你提出的1万亿的减税负担吗?
谢国忠:
从政府的平衡上来说的话,刚开始的时候可以通过发债来补这个漏洞。中央政府发一定债来补这个漏洞,但是这个财政赤字通过几年的话,财政收入的增加来消化,这样就是几年里边的话,财政支出不要增加,然后让家庭这边的收入的话,增加得比经济快。通过这么几年的调整的话,经济的效益就会达到比较好的平衡,效益会有所上升。
财新记者:那其实根本上就是需要整个税收体系有一个大的调整,因为我觉得您提出的包括个人所得税、消费税、增值税率的调整,这些都是涉及到,感觉是比较大的动作。
谢国忠:
对,政府改革倒是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就是你就是把钱限死,对吧?税收的话只能收那么多。另外一点就是说,你要搞精简,就是政府一定要萎缩,官员的话数值要限死,过去90年代的时候搞过这个,但是最终效果有限。现在就是说,一定要,你这个政府里面到底有多少处长,有多少局长,都一定要限死,是吧。
主持人:
一直以来,中国各政府部门申请的预算资金过多,这就形成了大量的“小金库”,这就为不当使用政府资金打开了一道偏门。今年以来,政府出台了一些具体的廉政建设举措,比如公务接待不可以喝茅台等等。
但是您想,监管那么多公务员的一日三餐谈何容易呢?为什么不听听专家学者的意见,比方说减税,立即减税一万亿元,这样既能为稳增长出力,又能减少腐败和浪费。只有切切实实地减了税,这政府花钱的时候才会勒紧裤腰带,而百姓的腰包才可以真正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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