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愧为文化意义上的“无冕之王”(图)

 

                             

                                            百里奚

在中国文化特殊的基调和底色下，外王之术必须要以内圣之方作为根基，否则就会成为强加在民众上面的外在规范和制度。对他们来说这是异己化的，而不是自己发内内心去遵守的。失去了内心的自觉，外在的循规蹈矩就失去了原本的意义。因为在这样一个强调爱有差等，上下有别的文化中，任何制度和规范都是从上至下的，因此，这些规则和制度是否良性，是否是民众自觉遵守的游戏规则，则成了关键。中国文化的价值独断和道德要求，首先要求制定这些规则和制度的领导者必须在道德上贤明的，因为只有贤明的君主才会实施“仁政”，而“仁政”在遭遇民众中的每一个个体的时候，就会很容易被后者接受，在行为上表现为自觉，尽管没有外在的强制。所以，“内圣”和“外王”必须统一起来。所以说，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恃力，是“内圣”的缺陷，必然导致“外王”方面的“亡”;相反，恃德，则是“内圣”的修炼，必然导致“外王”的“昌”。只有“内圣”和“外王”的有机结合，才能出现天下“大治”。

商鞅之死，其根本在于没有立足于“内圣”，而是片面、畸形化地去追求“外王之术”。商鞅本属“三晋”，而“三晋”之学多为事功之学，还少关注人生的意义，道德的修养和品质的培养这些近乎玄虚的问题，他们的学问很实在，就是如何让国家富强。正如钱穆先生所说，同为东方之学，其实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出现了“齐鲁之学”与“三晋”之学的断裂和分野，前者不追求功利，而在于全面性地改良社会土壤，推动文明的进步和人类的进化，是一种形而上的“内圣之学”，而“三晋之学”则是追求外在功效，带有明显功利色彩的“外王之术”。前者看得远，注重玄思，但却“外王”无术，我们后面还会详细谈。后者眼光近视，对看重当下之功效，而不注意土壤的改良，比较务实，但却“内圣”无方。赵良通过商鞅和百里奚的对比，形象地道出了二者的差别和学识上的分野。

和商鞅不一样，百里奚在地域上虽然不属于齐鲁人士，但影响他的却是齐鲁之学，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他不会阿臾奉承，不会像商鞅那样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齐鲁文化特殊的熏陶，让他在道德修养和品质培养方面的“内圣之学”用力颇深，而对冷酷无情的“谋国之术”好像并没有太多的探究和钻研。据《史记》记载：百里奚本是虞国大夫，晋献公灭虞国，俘虏了虞国国君与大夫百里奚，并把百里奚作为媵臣随秦缪公夫人由晋嫁到秦国。百里奚从秦国逃走（因为忍受不了耻辱，不愿意失去尊严），被楚国人抓住。秦缪公听说百里奚贤明，想用重金赎他，又害怕楚国人不同意，于是派人对楚人说：“请用五羖羊皮赎回我的媵臣百里奚。”楚人同意了，把百里奚交还秦国。百里奚此时已经七十岁了，缪公与他谈论国家大事很投机，决定用他管理国政，号称五羖大夫。

百里奚相秦期间，内修国政，教化天下，恩泽施于民众。从一个毫无人身自由的奴隶一跃成为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上的秦国大夫，其地位不可谓不显赫，其权力不可谓不强大，但他却在这种人极易堕落的局势中保持着高度的自制和难得的道德品质：其为相也，劳不坐乘，暑不张盖。行于国中，不从车乘，不操干戈。五羖大夫死，秦国男女流弟，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百里奚劳作不乘车马，暑热不张伞盖，在都城里行走不用车马随从，不用甲兵护卫。这种平易朴素的品行，不仅为百官树立了榜样，也以实际行为感动了百姓。在当时这确是难能可贵，赢得了时人的赞许和尊敬。到他死后，“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春者不相杵。”

在用人方面，百里奚举荐有才德的贤士。他早年周游各地，曾结识贤人蹇叔，得到过蹇叔的助益。此时蹇叔受到他的推荐，被秦穆公认为上大夫，共议国事，为秦国的富强与成就霸业，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外交上，百里奚施德于诸侯，树立秦国的威信，为秦穆公称霸奠定了基础。秦穆公十三年（前647年）晋国发生饥荒，请求秦国接济粮食，秦穆公询问群臣该怎么办，有人认为应当借机伐晋。百里奚不同意说“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救灾、恤邻、道也。”最后，秦穆公采纳了百里奚的意见，运粮食给晋国。秦国粮船从雍都到绛（今山西翼城东南）络绎不绝。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泛舟之役”。晋国的百姓吃到了救命粮，无不感激秦国的恩德。

秦穆公三十三年（前627年），秦穆公乘晋文公去世的机会，企图插足中原。百里奚和蹇叔劝谏，秦穆公不听，派百里奚的儿子孟明视、蹇叔的儿子西乞术和白乙丙带兵偷袭郑国。结果被晋军截击，秦师全军覆没，三员秦将被俘。后来三将被放回，秦穆公对他们说：“孤以不用百里奚、蹇叔言以辱三子，三子何罪乎？”追思百里奚等人的谏言，不胜懊悔。

百里奚任秦穆公相国，政事无不参预。他为相期间，秦国建树国威的几件大事，秦人俱归功于他，口碑载道，传颂不绝。这几件事情正是《通鉴》中说得“相秦六七年而东伐郑，三置晋君，一救荆祸”。第一，“三置晋国之君”，晋惠公夷吾即位是借助秦国之力；后与秦反目被擒，又由秦国送回复位；晋文公重耳结束流亡生涯，回国即位，亦是由秦国派兵护送。第二，“一救荆（楚）国之祸”，此事于史不详，《史记索隐》谓即《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所载秦穆公二十八年（前632年）会晋、救楚、朝周之事。第三，“发教封内，而巴人致贡；施德诸侯，而八戎来服；由余闻之，款关请见”，安抚境内各族，戎狄亲附，成就秦穆公称霸西戎的大业。特别是由余入秦，对秦霸西戎至为关键，此事亦归于百里奚的德政感化之力，足见秦人对百里奚的追思向慕之情。

百里奚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在晚年建树了辉煌的业绩。他依靠出众的才智和超群的谋略，使僻处一隅的秦国逐渐强大起来，为秦国取得霸主地位，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正像《史记》所载孔子的评论，“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身举五羖（即百里奚），爵之大夫……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百里奚相秦期间，内外安缉，充实秦的国力，奠定称霸以及统一的基础，在春秋时期已很明显，为有识者所称道。秦霸西戎，与晋国抗衡，成为诸侯争霸中举足轻重的一方势力，都是秦穆公时期完成的，这固然是穆公雄才大略，善于用人的结果，但与百里奚的相业也是分不开的。故论者称许秦穆公的功业，总以任用百里奚为其大端。

百里奚的品德和修养，让他成为了中国文化意义上的“无冕之王”。他道德高尚，注定了他以德治国，而非以暴欺民。在百里奚这里，内圣和外王一一贯之，完全打通，领导者的道德感召是一个榜样，是一面旗帜，在这种榜样和旗帜下，民风自然而然地得到了教化，还用得着外在强制性的规范和法律吗？“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领导者个人的道德修养最终打通了“内圣”和“外王”的隔阂，达成了个体和类的和谐统一。而这种状态是中国政治文化所期盼的最终理想。这种政治理想是如此的美好和纯洁，以至于任何人都不能否认这种文化的崇高和伟大。内圣和外王的统一，是一种高明的政治理想，它的高明之处在于它不是试图解决问题，而是消解问题。通过对产生问题的土壤进行消除，把那些让人陷入非此即彼两难选择的问题化解的无影无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