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暴力屠杀：“六四”血案(图)

文革是鲜血淋漓、怨魂飘零、弃绝良知、颠倒黑白的时代。但是文革和毛时代结束以后，虽然更换了新的领导人，虽然实施了改革开放的政策，但不管城头变换怎样的大王旗，中共及其领导下的政权，并未改变其暴虐的本性。1989年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民众的屠杀就是中共本性的再一次暴露。

“六四”源起和形成阶段

中共从1985年到1988年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和对学生等知识精英要求民主要求的镇压，并没有使学生和知识份子清楚的认识中共的本性，反而还对中共新领导人充满了幻想。

1989年3月5日，拉萨发生要求西藏独立的游行和骚乱。3月8日拉萨宣布戒严。4月15日，已经辞去中共总书记职务的胡耀邦因病突然去世。由于胡在知识份子心中享有一定的地位，学生自发参加了悼念活动，并在悼念活动中对胡遭遇的不平待遇表达了不满，尤其表达了对一些腐败传言很多的领导步步高升的气愤。这种情绪迅速蔓延，并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游行抗议活动，当时游行提出的最激烈的要求是：

一、重新评价胡耀邦的是非功过，肯定其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观点；二、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蒙受不白之冤的知识份子给予平反；三、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开，反对贪官污吏；四、允许民间办报，解除报禁，实行言论自由；五、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份子待遇；六、取消北京市政府制定的关于游行示威的“十条”规定；七、要求政府领导人就政府失误向全国人民作出公开检讨，并通过民主形式对部份领导实行改选。

这样的要求对政府来说显然不能接受，而学生提出这样的要求当然也不过分。中共的政府官员显然并不知晓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不仅不派人与游行学生交流，而是派武警前去维持秩序，学生的爱国热情受到压制。学生的情绪在胡的追悼会上爆发。

4月22日，在胡耀邦的追悼会上，学生强烈要求政府高官接纳他们的请愿书，并希望能够看胡最后一眼。这要求在中共领导看来是过分的请求，因此给予拒绝。情绪失控的学生请愿者，扩大了游行规模，继续向政府提出他们的要求。西安、成都等地的游行者还发生了焚烧汽车的过激行动。

中共领导人没有正面的回应，采取的措施是通过学校给学生施加压力。学生的情绪因为没得到安抚，相反，却因为一些学生在冲突中被捕，更加大了学生的对立情绪。学生们坚持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示威。

不满学生会不能向政府反映他们的声音，遂成立了向政府反映意见的北大学生自治会。后来全国很多高校仿效成立了相应的组织，并成立了“高自联”。

此时，身居幕后、却一言九鼎的邓小平在赵紫阳离开北京出访国外期间，听了李鹏和中共北京市委和国家教委负责人的汇报后，断言学运“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并且发表了“四二五讲话”。

根据邓的讲话，4月26日，新华社发表社论，史称“426社论”，把学生的游行请愿活动定性为“动乱”。对文革有着模糊记忆的学生们知道参与动乱的后果，尤其政治上的定性将有可能影响他们一生的前途。85到87年因请愿支持胡的学生在毕业分配中受到的整肃更让他们不寒而栗。

这时学生们只有两种选择，其一是响应政府号召，停止游行请愿，等待后来的处分，俗称“秋后算帐”。其二是继续抗争，至少能躲过动乱分子的帽子。学生们当然选择了后者。学生的想法是：继续抗争，最坏就戴上动乱分子的帽子，万一政府良心发现，还能躲过这顶帽子。而如果不抗争，则动乱分子的帽子已经戴上了。可能最关键的还是85到87年对学生的打压过于残酷，使他们非常恐惧承担被打压的后果。可以说，426社论的发表，将学生置于没有退路的位置。

事态发展到现在，应该说基本是学生的自发运动，根本没有后来所说的“受人煽动”的迹象，更跟所谓的“支持动乱、分裂党”的赵紫阳搭不上界。

对中共而言，平息学潮，要么开枪镇压，要么下台。中共当然不会选择下台，而时任总书记的、对学生抱有同情的赵紫阳倾向采取温和的政策。当在平壤的赵紫阳接到中南海紧急电报后立即赶回北京，并且在政治局会议上明确表示反对实行军管戒严，批评《人民日报》根据邓小平指示所发的426社论对学生运动的定性有错误。与此同时，赵紫阳还提出与学生进行对话的方案，要求“退一步”，并承诺对话的局面一旦失控，责任可由其本人出来承担。但是邓态度强硬，拒不接受。

此时，学生提出的主要要求是取消426社论，承诺不“秋后算帐”。中共以赵紫阳为首的政府答应了不秋后算帐的要求，但因为邓态度的强硬，却加大了426社论的宣传力度。这使学生们选择了对中共承诺的不信任。

4月27日，爆发了数万人的大游行，一些学生举着“坚决拥护共产党领导，坚决打倒官倒和腐败”、“妈妈，我们没有错！”等标语走在游行的队伍里。一些海外的华人团体也开始声援国内的学生。

新华社又发表了428社论，口气比426社论略显缓和，承认大部分学生是被蒙骗的，只有少数人在煽动动乱。而学生们明白，他们基本上是自发的，因此如果说有人煽动的话那就是他们自己。中共显然已经暗含“杀机”。

下午，中共派袁木、何东昌等人与学生对话。中共还是没有回应学生的问题，只是劝学生返校上课。其后的几天，中共政府和学生都没有进一步的动作。

上海学生大游行。上海学生抗议上海市委处理《世界经济导报》的事件。游行学生的口号主要有：“声援北京学生！爱国无罪！”“修改游行条例！”“新闻要说真话，”“民主万岁！”“推进民主，严惩官倒，清除腐败，”“快复《导报》原状！”“打倒官倒，反对特权，”“让创造财富的人先富起来！”“增加政治透明度！”“不让人民说真话，就不是强大自信的表现！”。而后来成为镇压法轮功元凶的江xx就是通过其对《世界经济导报》的事件的铁碗处理和学生的血腥镇压而爬上了中共最高党魁的位置。

赵紫阳发表关于稳定和反对动乱的讲话，表达了中共温和派领导人的意见。同日，“高自联”发表五四宣言。全国学生相继游行。高自联在游行后发表说明，呼吁学生自5月5日起全部复课。学生们认为可以接受赵的讲话精神，相信很快就可以摘掉动乱分子的帽子。因此，学潮处于相对平静时期。学生们在等待政府否定426社论。但是，赵受中共党内极左势力的牵制，对学生的期待并没有作出快速的让步。觉得受到欺骗的学生遂于5月13日在天安门广场开始绝食。《绝食书》中写道：

“国家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物价飞涨、官倒横流、强权高挂、官僚腐败，大批仁人志士流落海外，社会治安日趋混乱，在这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同胞们，一些有良心的同胞们，请听一听我们的呼声吧！

“我们想请求所有正直的中国公民，请求每个工人、农民、士兵、市民、知识份子、社会名流、政府官员、员警和那吐缙我们罪名的人，把你们的手抚在你的心上，问一问你们的良心，我们有什么罪？我们是动乱吗？我们罢课，我们游行，我们绝食，我们献身，到底是为什么？可是，我们的感情却一再被玩弄，我们忍着饥饿追求真理却遭到军警殴打……学生代表跪求民主却被视而不见。平等对话的要求一再拖延，学生领袖身处危难……”

学生的绝食使中共内部对如何处理分歧更加激烈。5月14日，赵紫阳派政治局委员李铁映、书记处书记阎明复、监察部长尉健行等在统战部礼堂同学生代表对话，包括学生代表在内的各界人士到广场劝绝食学生返回学校。至少也要顾全国际声誉的大局，不要影响当时的苏共领导人戈巴契夫访华的国事活动。无奈参与绝食的学生铁心等待政府宣布他们是爱国青年的决定。5月15日，李铁映、阎明复等在政协礼堂继续与学生对话。全国各地相继爆发声援绝食学生的大游行。首都高校学生也组织了各种后援活动，大批学生24小时在天安门广场维持秩序。部分绝食学生昏迷，少量维持秩序的学生由于劳累过度而送院治疗。

5月16日，阎明复再次到广场发表讲话，恳切劝说学生返校，并说愿意做人质等待政府答应他们的条件。情绪激动的学生没有听从起劝说。同日，赵紫阳与戈巴契夫在钓鱼台会面。次日凌晨，赵发表书面讲话，肯定了学生的爱国精神，承诺绝不秋后算帐。但担心受到欺骗的学生仍然坚持绝食。

根据赵紫阳的回忆访谈，5月17日，中共高层在邓小平家里开会，讨论实行军管事宜。在此之前，除邓小平之外，只有李鹏、姚依林坚持军管，杨尚昆、乔石和胡启立则持反对意见。而在当天的会议上，杨尚昆、乔石都临时改变了立场。胡启立当时虽然表示不反对戒严，但是仍提出“是否还有比军管更好的方法”。

5月19日凌晨，赵紫阳、温家宝到广场看望学生。赵紫阳发表了催人泪下的讲话，劝说学生停止绝食，希望进行对话。不料，晚上突然传出戒严的消息。绝食活动于是宣布结束，但学生们继续进行游行和抗议活动。而北京市民开始自发到各进城路口阻拦军车进城。

5月20日，李鹏签署了在北京地区实施戒严的命令，称：鉴于北京市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动乱，破坏了社会安定，破坏了人民的正常生活和社会秩序，为了坚决制止动乱，维护北京市的社会安宁，保障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保障公共财产不受侵犯，保障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政府正常执行公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九条第十六项的规定，国务院决定：自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日十时起在北京市部份地区实行戒严，由北京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并根据实际需要采取具体戒严措施。

戒严令颁布后，游行规模进一步扩大。游行的口号开始集中在李鹏、杨尚昆、邓小平身上。并开始出现直接针对中共的口号，过去拥护中共、反对腐败的口号减少。

戒严令发布后，由于部分军人抵制，更由于市民的反对和阻拦，戒严令基本没有得到实施。而直到此时，虽然有上千万人上街游行，但所有的抗议活动一直是在平和的环境下进行的，基本没有出现什么恶性事件。以赵为首的中共温和派和学生保持了基本的克制。但是中共的邪恶、暴虐本性决定了它在关键时刻，为了维护其邪恶的政权，不惜屠杀所谓“威胁”自身的民众。

中共又一次的血腥屠杀─“六四”血案经过

在中共颁布戒严令后，5月24日，北师大学生柴玲等组织了“保卫天安门广场总指挥部”，约10万余学生进驻天安门广场。5月25日，51名人大常委要求召开紧急人大会议，讨论罢免李鹏总理职务。5月28日，全国各地民众举行游行，抗议戒严，抗议用军队解决内部矛盾。6月2日，被拦在北京郊外的军队开始化装进城，因一次意外的车祸被拦截的市民发现，更多的市民到路口拦截。

此时，中共内部也正在就如何解决学潮争论不休。最终，中共高层下达了开枪的命令。关于外界对谁应对向学生开枪事件负责，根据赵紫阳的回忆访谈，赵指出：“除了邓小平，（中南海）没有人能下这个（开枪）的决心”。赵还指出：“军阀政府，甚至蒋介石在‘一二九’学生运动时都不敢下令向学生开枪，‘（六四’）出动了几十万军队，调动了几个军区，没有这个必要”。

6月3日，进城部队同拦截市民发生冲突。西路军队被拦截在木樨地。晚10时左右，自木樨地开始，在北京城一些主要进城路口爆发大规模枪击。据说，有一些是橡皮子弹，一些真子弹基本不是直接射向人群，而是扫向空中和地面，主要意图是吓退民众。无奈，一些受伤的市民和学生被抬下去后，其他的人依然不退。出现一些遭枪击死亡的平民。据说，当晚，聚集在木墀地一带的有几千人，包括学生和市民。他们是自发来拦截军车的。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永远消失了，一些人永远留下了残疾。据说，木墀地是“六四”期间死亡人数最多的地方。

6月4日凌晨，中共军队在天安门广场开始了武力清场行动。在军队进城过程中，因军队已经开枪，部分愤怒的市民开始还击，他们焚烧没有武装的军车，据说有若干学生和市民被打死。

而根据近两年公布的资料，当时中共军队开枪时所用子弹竟然并非是普通的子弹，而是霰弹。这种子弹的危害就在于它一进入身体，就象开花一样，造成大面积的创伤而很快致人死亡。据说，中共是世界上到目前为止唯一用这种子弹枪杀自己子民的政权。中共的残暴、邪恶再次暴露无遗。

6月5日，中共军队镇压了学潮，并控制了整个局面。随即，中共将学潮正式定性为“动乱”，中共所有御用媒体开始了铺天盖地的对学生的批判，并且否认发生流血和死亡的事实。同时，中共在全国展开了对所有学运领袖的搜捕，王丹等二十一人被通缉。所有参加游行的学生、老师和其他民众要进行深刻的学习和检讨。应届毕业生大部分不许留在城市。全国各高校新生从入校开始就要参加军训……

而邓小平再次开始了对中共高层的清洗。6月23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赵紫阳被撤销一切职务并继续审查。赵紫阳坚决不做检讨。他说：“在‘六四’之后召开的四中全会我坚持不做检讨，只是说明自己的态度，是因为在毛泽东的时代，我几乎年年都要做检讨，当时是真的认为自己错了。但是这一次不认为自己做错，所以不能检讨，这决不是分裂党。现在想起来，当时那样做，大概是思想解放运动的成果罢”。因为赵紫阳的这一态度，他从此开始了长达16年的软禁生活，并于2005年初逝世。赵的命运在宋朝预言《梅花诗》第九节中早有预示：“火龙蛰起燕门秋，原璧应难赵氏收”。指的就是赵紫阳因为六四事件而被打压。

而那些支持学运的中共领导人也被逐一换掉。在六四事件中凭藉铁碗镇压的江xx和李鹏等人则平步青云，登上了中共的最高宝座，并在不久的岁月中给中国民众带来了更大的灾难。

1990年1月7日，中共吊销了支持学生运动的知识份子严家其、万润南、陈一谘持有的中国护照。6月27日，在美国大使馆避难的方励之夫妇获准出国治病。1991年1月26日，学运领袖王丹等八人被判处有期徒刑。2月12日，陈子明等四人被判处有期徒刑。此时的中国在中共的镇压下陷入了一片沉寂。

历史之谜---“六四”死亡人数

关于1989年“六四”屠城的伤亡人数，中共官方始终没有公布过。事隔七年后，江xx支支吾吾的说出了一个数字。1996年3月初，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当前社会状况》研讨会上，有较详细、具体的披露，但都是内部档案材料，不公开，不传达。

下面是摘自该会上公开资料的抄件。

八九年春夏三百多万人次参加示威

一九八九年四月、五月、六月初，全国有二十一个城市发生五千人以上规模的游行示威、集会、请愿活动，参加的共有三百七十二万人次，其中有大专院校学生和教员、工人、农民、党政机关干部、知识份子、民主党派工作人员、复员军人、中小学学生和教员、退休职工等。

廿一座城市发生五千人以上的示威游行。这二十一座城市是：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成都、贵阳、哈尔滨、渖阳、兰州、太原、重庆、长沙、乌鲁木齐、南京、郑州、南宁、西安、南昌、杭州、石家庄等。除北京外，上海、广州、武汉、成都、贵阳、郑州、渖阳、哈尔滨、西安、兰州等地都发生了暴力冲击执法机关、破坏交通、焚烧国家建筑物、残害无辜等严重事件。

公安部关于各地伤亡统计资料

中共公安部1990年7月10日第五次呈国务院报告《有关各地动乱、暴乱中伤亡情况统计资料汇总》：

北京市：群众死亡，五百二十三人；群众受伤，一万一千五百七十余人；军警死亡，四十五人；军警受伤，六千二百四十余人。

成都市：群众死亡，二百七十七人；群众受伤，二千一百余人；军警死亡，九人；军警受伤，五百五十余人。

武汉市：群众死亡，十二人；群众受伤，一百七十余人；军警受伤，一百二十五人。

贵阳市：群众死亡，二十九人；群众受伤，二百九十余人；军警受伤，一百五十余人。

哈尔滨市：群众死亡，七人；群众受伤，九十余人；军警受伤，一百九十余人。

郑州市，群众死亡，六人；群众受伤，一百三十余人；军警受伤，一百五十余人。

兰州市，群众死亡，二十一人；群众受伤，二百余人；军警死亡，二人；军警受伤，一百二十余人。

全国伤亡人数及北京市死亡情况资料

一九八九年四月、五月、六月初，全国发生政治动乱、暴乱期间，共有九百三十一人死亡，二万二千余人受伤。

北京市在动乱、暴乱中死亡情况：人数：五百二十三人。其中，北京学生：五十七人；北京市居民：四十五人；外地学生：一百七十一人，外地职工、居民、农民：二百二十九人；身份不详：二十一人。

北京市府戒严部队关于伤亡人数统计

北京市政府、戒严部队指挥部关于伤亡人数统计报告资料档案：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下午六时报告：现场死亡及送抵医院证实死亡人数，一百四十九人。六月八日第二次报告：死亡人数，二百六十一人。六月十八日第三次报告：死亡人数，四百一十九人。八月十五日第五次报告：死亡人数，四百一十九人。十月十五日第五次报告：死亡人数，四百八十五人。十一月二十二日第六次报告：死亡人数，四百八十五人。一九九○年一月五日第七次报告：死亡人数，四百九十人。一九九○年四月十日第八次报告：死亡人数，五百一十五人。

从以上中共官方所披露的数字看，并不能令人信服。但比起当初中共官员的没死一人的谎言，总算是有了一个正式的官方统计数字。真实的死亡数字究竟是多少，恐怕己成了历史之谜。只有等“六四”平反的那一天，也许才能大白于天下。但无论怎样，中共开枪屠杀学生和百姓，却是不争的事实。中共和邓小平因为这一暴行而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六四”血案再次表明，无论中共以怎样的外表示人，其邪恶、暴虐的本性始终未变。

“六四”血案后中共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

1989年学生运动及“六四”过后，特别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相继垮台，使中共政府采取更加强硬保守的立场，不但放缓城市改革步伐，而且开始控制国内的思想、经济。因为“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垮台，使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数量骤减，中共担心会引起连锁反应，导致自身的垮台。

在国际上，由于中共的暴行，许多西方民主国家不仅在道义上予以谴责，而且在经济等各方面都对中共予以制裁。中共曾短暂树立起来的新形象轰然倒塌。中共的人权恶棍形象开始树立在世界各国面前。中共在对外交往方面遇到了巨大的困难。

1992年，“六四”屠夫邓小平再度出面，南下巡视中国数个设立经济特区的省份，并发表了事后称为“南巡讲话”的发言，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利用个人威望重新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政策。此后，中共虽继续对经济开放给以支持态度，但加强了对于民众言论（包括网际网路）、文化类的产物（如电影、书刊、电视广播等）进行严格的监控与审查的力度。

对邓小平的评价

不可否认，作为中共新领导人的邓小平在平息民愤，缓和矛盾，进而巩固中共邪恶政权方面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效。邓的务实精神使他更注重平民百姓的诉求，因此更加强调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不过，历史给中共和邓小平都提供了一个契机，一个学会尊重事实、尊重人的基本权利的契机。但是，中共并没有改变其邪恶的本性和一贯的作法。而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邓小平所做的一切也都是为了维护这个邪恶政权。当这个邪恶政权的稳定与人民利益相冲突时，邓毫不犹豫的举起了屠刀。正是邓本人在“六四”事件中下达了向学生和民众开枪的命令，由此成为千夫所指的屠夫，并因此遭到了上天的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