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我们会不会变得更穷（四）
腐败官员醉生梦死与末世心态
坊间传闻说，2011年8月落马的江西省政府原副秘书长吴志明被抓时，正与两个情妇在床上激战。双规后，从他身上搜出若干避孕套、壮阳药和两本“快乐日记”。第一本“快乐日记”上记载着吴志明与情妇们的淫乱史。上面记载着136名情妇的简介，情爱次数、地点，感受，满意度。第二本快乐日记上专门保存“快乐见证”，100多位情妇的阴毛粘在内页上，一个情妇占一页。吴志明也给自己定了“奋斗目标”，2015年前，至少睡1000个女人，良家妇女至少要占三分之一。
如果真如坊间传闻，此公可谓恶心和无耻到令人发指，古今中外皆极其罕见。但你说极其罕见嘛，落马官员的情事却总是那样的活色生香。不是还有前开封组织部长收藏300多个女性阴毛准备用来“制作毛笔”之类的特殊癖好吗？相比于民间传闻的绘声绘色，官方版本则要中规中矩得多，“江西省纪委（2011年8月）22日通报，江西省政府原副秘书长吴志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道德败坏，生活腐化。决定给予吴志明开除党籍处分，并建议按程序开除其公职、罢免其南昌市人大代表职务；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无独有偶，原中共南昌市委常委、南昌县委书记汤成奇在2011年因严重违纪被立案调查的通告上也用了几乎一致的词句：“现已初步查明，汤成奇在任职期间，以权谋私，收受巨额贿赂；道德败坏，生活腐化。”
类似的例子，多一个不嫌其多，少一个不嫌其少，因此不必例举更多，巨额贿赂、道德败坏、生活腐化 像标签一样，贴在了这些官员的“落马”通告中；像三足鼎立，支撑起了这些腐败官员落马前“只有想不到，没有办不到”的生活方式。
按理说，这是一个中国由权力市场经济向完全市场经济转型的关键时代，这样的时代，应该是思想的时代、头脑的时代、“上半身的时代”。然而，与此形成尖锐对比的是，举凡落马官员，不论权大权小、官厚官薄，却几乎毫无例外地生活在一个“下半身的时代”，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今朝有酒今朝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精神世界极度空虚和物欲世界的极度糜烂，表面上的道貌岸然背地里的醉生梦死，形成典型的官场双面人格。可悲可叹可恨可怜。
在中国这艘重量巨大速度巨快惯性也巨大的大船上，各级官员是船上的掌舵者、乘务员，他们理应比谁都知道自己这艘船将驶向何方。难道那些腐败官员比普通老百姓更没有信心，才会这样“好罐子破摔”似地仿佛过了今天就没有明天？在千军万马挤公务员考试独木桥的今天，各级掌握实权的官员，一个个更是激烈竞争中胜出的人精，他们难道不知道，如此腐败，如此无所顾忌穷奢极欲的结果，或身败，或名裂，就是最终结果，总之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一旦东窗事发，或身败或名裂，不仅无颜见亲人、见江东父老，更有可能直接殃及家人和子孙。然而其中的一些人，仍然那么乐此不疲，在声色犬马中沉醉、沉迷、沉沦。上帝欲令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这是不是一种看不见未来、或者对自己、对未来缺乏信心的末世心态呢？
在发展主义甚至发展大跃进的背景下，我们的官员既掌握着巨大的随时可以变现的权力 并不是这些落马官员自身有多么不可抗拒的见花摧花的魅力，而实在是他们在位时手中掌握的权力具有巨大的变现能力，可以直接变现为官位、金钱，变现为入职、升官、调动、发财等等的敲门砖和通行证。但与此同时，他们又承受着来自上级和来自群众的双重压力。尤其是那些没有深厚背景的官员，必须靠拼命的实绩来证明自己取悦上级，又难免在大拆大建等发展经济至上的制度惯性中侵犯百姓的利益。钢丝上的舞蹈让他们高度紧张，身心俱疲。也许，他们也看到其中的悖谬之处，但自觉没有改变的能力，于是反而更加随波逐流，并且在放逐、
放纵自我中寻求某种程度的心理解脱和平衡。
2010年12月5日《西安晚报》转发《人民论坛》杂志一篇调查报告，调查显示，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的党政干部受访者达45.1%；公司白领受访者达57.8%；知识分子（主要为高校、科研、文化机构职员）受访者达55.4%；而网络调查显示，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则高达七成。
官员群体近半自称“弱势”，难免让人觉得矫情，但并不能由此否定这部分人在特定情境时的无力感。甚至于某种程度上，他们的焦虑比一般人还要强烈。45.1%的受访党政干部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其“弱势”心态主要来源于以下几方面：一是在激烈的官场竞争、严厉的问责制度和强大的网络监督面前，一些官员成了“惊弓之鸟”，生怕因做错一件事、说错一句话；二是虽然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正在逐步推进，但是在某些地方依然存在论资排辈现象，甚至“潜规则”盛行，很多官员因没有背景，成为官场“弱势群体”；三是公务繁杂，既要有让上级看得见的政绩，又要有能让老百姓满意的民心工程，想要有所作为却困难重重；四是一些贫困地区公务员的工资收入有限，在物价尤其是房价快速上涨的背景下，只能“望房兴叹”。
权力过大背景下的无力感，往往更容易使人陷入疯狂。而官员一旦陷入疯狂、失去底线，等待灭亡的，不仅是他们自己，还有社会。因此，把发展的权力从各级政府和官员手中夺回，还给市场，不仅是在拯救官员，也是在拯救整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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