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代民间社会的正义力量

晚清时代民间社会的正义力量是什么样子的？由秋瑾之死引发的巨大风潮，就能完好地映现出其社会心态与文化氛围，感觉到民间社会正义力量的强大。

1907年7月15日（阴历六月六日），秋瑾于家乡浙江绍兴的轩亭口以谋乱罪被杀害。消息传出，迅速扩散，在各界激起强烈反响，因而格外引人注目。

一、舆论的抗争。

晚清的舆论界，基本是民营报刊的天下。中央政府虽握有《京报》、《政治官报》（1907年11月5日创刊）以及各部所办之《商务官报》、《学部官报》等，各地官方自1902年12月直隶总督袁世凯创办《北洋官报》以后，亦仿行其事，但官办报刊无论数量抑或影响，均无法与民办者相抗衡。以致1907年4月宪政编查馆大臣奕勖等奏请开办《政治官报》时，言其重要性，也必称说“私家报纸”，“往往摭拾无当，传闻失实，甚或放言高论，荧惑是非，“故欲”正民心，自非办理官报不可”。加之，民营报刊大多同时揭载“上谕”、“宫门抄”及重要奏折、法律条文、章程等，兼有官报之长，且信息量更大，言论更自由，自然更受个人订阅者的欢迎。在秋瑾被杀事件中，民报所扮演的角色，便出色地展示了其代表与左右舆论的现实功能。

秋瑾遇难后不久，一直关注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一案的各民间报纸，立即将重心移向秋案，连续不断的追踪报导，使秋瑾死事的每一细枝末节均毫无遗漏地公诸报端。各报虽有政治立场的区别，如上海《时报》的鼓吹立宪，《神州日报》的宣扬革命，不过在同情秋瑾、指斥官方的舆论导向上，仍表现出相当大程度的一致性。而若于众报中取为样例，《申报》自应居于首选。这不仅因为它是最具商业化特征而最少政治派别色彩的大报，而且，在晚清全国报刊中，1905年2月版面改革后的《申报》发行量高达万余份，在绅商界广有市场，又自1906年1月美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出出售申报馆动议，华人在报社的主导力量便明显上升。因而，即使从销量及反映国民言论著眼，《申报》亦颇具代表性。秋瑾死事于报界之偏重《申报》，另辅以他报消息，原因在此。《申报》对于秋瑾一案的报导，始终集中在居于重要版面的“专电”与“紧要新闻”两栏，又配合以“论说”、“文苑”、“要件”、“舆论”等栏目，日总字数约计三万。

《申报》迭次报导的语调，也越来越强化与官府的对立倾向。其间译自英文《字林西报》的一则通讯，显然给予报馆同人以极大启发。消息述及秋瑾被处死，不过使用了“懔懔”二字表达敍述者的心情；次日的简单记写秋瑾“被拘拿，业已就地正法”，态度更为客观。而19日当天刊出的《西报论徐锡麟被刑之酷》的“紧要新闻”，引某英人致《字林西报》书，将徐被残杀放在“中国政府正在商议立宪”的背景中讨论，代表“文明国中人”指责清廷：“彼官吏既杀徐，而又取其心以祭死者，果已野蛮矣；竟又株连其亲族朋友，此等手段，徒使吾外人增轻视华政府之心耳。”已有明确暗杀行为的徐锡麟，西人尚且为其被刑处置之野蛮鸣不平；未曾举事的秋瑾竟遭仓促杀害，自然更易引起同情。此后，《申报》对官府的抨击力度便转而加强。有关报导已使用“株连”一词，新闻稿则进而出现了“此次惨被株连，无不同声叹息云。”的行文，后更以“奇祸”、“冤狱”、“冤杀''等字眼指称秋瑾死事，大张旗鼓地为其鸣冤叫屈。

《申报》通过对秋瑾生前行事的敍述及刊载其作品，使不了解秋氏生平的读者，迅速获得其人乃爱国女杰的印象。秋瑾的演说《敬告姊妹行》，编者按介绍秋瑾，也极称其“痛心国难，每于新报新书中，见外侮浸迫则横涕不可仰，大有‘四十刀人齐解甲，并无一个是男儿’之感”；“又擅口才，每登演坛，雄辩恣肆，往往倾动众耳，击掌声如百面春雷”。刊秋氏穿和服持刀小照，上题“女界流血者秋瑾”，并发表《秋瑾女士遗诗六首》，均为其赴日留学后吐露慷慨悲壮的爱国情怀之作。如此忧心国事的女志士却因徐案牵连被难，舆论的引导者及读者大众，自然要严厉追究地方大员的杀戮罪行。

尽管从清政府的角度看，及时缉捕首领、扑灭起义的浙府绍守实为有功之臣；且浙江巡抚张曾教事后呈报的处理浙省党案经过的奏折，也获得了“著照所请”的诛批，表明了最高统治者的认可。然而，《申报》主持人却置此于不顾，只将攻击的予头始终限于浙江一省的官员，有时还故意制造出中央与地方的对立，以中央压地方，使自己处于有利的地位。实际上，这也是当时大多数民营报刊共同的做法，为避免官方寻找借口封闭报馆而先行设防；并进而发动有力的进攻，在强调上谕“今夫法也者，立国唯一之元素也”的前提，以维护法律尊严为宗旨，使围绕秋瑾死难的讨论超出了个案的局限，获致普遍的意义。

在晚清法治尚不健全的时代，上谕即为法律。依上谕“据理力争”，此为最典型的一例。删除旧律中的重法酷刑既已作为国家法律颁布，舆论界便可恰当征引，以此指责地方官吏的杀害秋瑾为横行不法。

“古有‘莫须有’三字以兴大狱，而今竟以‘秋雨秋风愁煞人’七字以为罪案者，是则何人不在当死之例矣！”如此义正词严的愤激文字，自然会在读者心中引起共鸣。而其时民间的舆论倾向，即便是“守旧派不同情革命的”人，也不同情清政府的凶暴行为而“纷纷议论”，认为“秋瑾没有口供，按律例不应该杀没有口供的人；轩亭口是杀强盗的地方，秋瑾不是强盗，不应该到那里去杀；妇女只有剐刑和绞刑，秋瑾不应该用斩刑。”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诸多议论都是以法律、成规来裁准，秋案之被普遍认作冤狱而不可动摇，根本原因在此。

报刊的消息灵通、无孔不入，使官方一手遮天的办案方式不再可能。正是因为晚清以报刊为主要发表渠道的舆论界，始终坚持以法律为武器，据法力争——尽管同时批评现行法的不完善与亟待改进——才可以不为官方刊行的《浙江办理女匪秋瑾全案》与《影印秋瑾各种亲笔字据》所摇撼而受挫，在超出“是否为革命党”的更高层面上讨论秋瑾的被杀，使其与官府抗争的姿态一以贯之，从而维护了舆论的独立性与在国民心目中的权威性。

二、大吏的被逐。

晚清时期，统治者已不能漠视舆论的力量。民间声音的存在，使官府在行动时因受到牵制，而不得不有所忌惮。其中，尤以实行民意的群体不分省域的联合行动最有效力，也最具近代色彩。

民间结社的大批涌现与勇于任事，使得这类团体俨然成为晚清社会结构中重要的支配力量。戊戌变法前，康有为、梁启超们反复开导、论说的“合群”之义，“群故通，通故智，智故强”，到了二十世纪初年，已是群相信奉的常识。并且，“合群”不只是民间社团成立的动因，也为消泯省界的隔膜、产生国家（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基础。在秋案讨论中极其活跃的江苏教育总会，便早有此自觉。其所采取的致函浙江省学务公所等学界同人的方式，便有联络民意机关及绅学界共同负责的用心；公开信中也明确宣告：……苏之与浙，击柝相闻，固非春秋时吴与越之比。省界之说，乃行政人之区域，非国民之区域。因而，过问秋瑾死事，要求调查报告，正是其作为社会群体“应担之责任。其间，“国民”一语的使用，显然系以国家为根基，意在肯定凡在此共同体中生活的人，都不应该强调地区的特殊性，而自外于国民全体。

“夫同胞所谓‘幸福’者何？不过欲国家明定法律，上下共守，俾我同胞能有自保其身家性命财产之权耳。东越之狱，是官吏夺我同胞身家性命财产之权矣，于此而不争，是天下无当争之事矣。且今日之争，非仅仅为秋女士一人也，为我同胞士民之前途计也；抑非为我同胞士民之前途计也，实不啻为我一人身家性命财产计。……故今日之事，非浙绅一部份人之事也，凡我国民，与有责焉。”

此种国民意识的觉醒与自觉的担当精神，虽源自其乡前辈顾炎武“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的名论，却已注入现代国家观念。

在民间一片斥骂声中，直接办理秋瑾一案、为清廷立下大功的浙抚绍守，在其署理当地则因威信扫地，不能再安于位。考索当年的案卷，可以发现浙江巡抚张曾教在处决秋瑾时原堪称“勇毅”，态度强硬。绍兴知府贵福电请“将秋瑾先行正法”，张立刻复电，同意“秋瑾即行正法”。次日又亲笔写信给贵福，催问“秋瑾已否遵办”，指令严厉镇压：“此事人手，必须从严，始能解散，若意存消弭，酿祸必大。”对贵福的担心与恐惧也大加斥责。贵福的回电中，因称“惶悚感激”，并表白：“卑錾籍长白，必不为彼党所容，非有见好求庇意。”强调自己正是种族革命的物件，不会通融办理，以解张氏之疑。而张曾教对此案的后果，其实远不及贵福看得清楚。起初以为不过杀一乱党而已，论功只会得赏，却未曾料到招来的竟是民间抗议的风暴。张曾教爆发的勇气，一旦遇到如此猛烈的攻击，也立即消失，转为惶恐，而别求退路。

正当民报民刊同仇敌忾声讨浙省地方大员最激烈的时分，张曾教称病乞退的消息也开始流传，各报均明确将其与舆论的压力联系起来。《申报》抢先报导：张因此次查抄绍郡各学堂，暨严惩秋瑾女士，颇遭物议，渐自引咎，故于日前托病奏请乞假二十天。所有公务，悉委藩、学、臬、运四司分办，员绅往谒，概不接见。并闻张抚假满后，尚拟续请展假。如绍事竟干查办，则即须乞恩开缺。浙抚张曾教因秋瑾事不利众口，奏请开缺养病。某军机恐张新党气焰，拟驳。而醇邸谓现当预备立宪时代，应准开缺，以息浮言。是以未定。

9月5日报纸的传闻即得到证实，当日“上谕”有“张曾教调补江苏巡抚，迅速赴任”的命令。谕旨发布，以为找到避风港的张氏，又意外地遇到了强烈的抵制，一如丧家之犬，进退失据。张曾教调任苏抚的消息见报，早已义愤填膺的江苏士绅立即作出集体性反应，明确表示了拒绝张到任的民意。

电文公布，风潮发动。苏省民意所向，令决策者与当事人深感不安，因而无法立即执行“上谕”。10月5日，又有新的“上谕”颁布：“张曾教著调补山西巡抚。”尚未履任的张氏，亟亟由江苏改派山西，表明宣布预备立宪的清廷，已不得不对民意表示相当的尊重，作出让步。

张曾教虽一时获调山西，仍然不久于任，转年1月24日，即以病免职。

民间势力的迅速增长与联合行动，正是民权赖以发生、存在、壮大的条件。秋案善后中接连出现的成功拒斥刽子手事件，其解读的关键意义在此。

三、良心的拷问。

在秋案风波中，山阴县令李钟岳的自杀作为另一种象征，同样引人注目。晚清官场已非康、乾盛世那样具有权威中心，西方的侵入与新学的发生，内外交攻，使其每有所决策，往往意见歧出，分离以至分立的趋势日益强烈与表面化。在对待处理绍兴党狱、斩杀秋瑾的态度上，从地方到中央的争议不断，即是鲜明的一例。最后议决张曾教奏请的保举秋瑾案内有功人员—折时，“仅仅准保千总两名而已”的结果，便表明了朝中弥合的费心与不以为然的一派占了上风。

而作为具体的执行者，李钟岳从接手审理秋瑾案件之日起，更是自始至终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表现了一位良心未泯的官员身在官场的无奈与可悲。其间不乏演绎与渲染，甚至被害人秋瑾的家属，亦对李钟岳大有好感。李钟岳的同情秋瑾，应无疑问，而传说中李氏形象的日趋完美，则全然是因其最终选择了自杀这一悲壮的方式所造成。关于李钟岳自杀的原因，当时报章所载也有出入；或言其“自思既负贵福，又负秋瑾，一时愧悔交并，遂自缢死”；或传其“终日书空咄咄，慨叹不已；兹闻已被前抚张筱帅列入弹章，即将揭晓，益形愤郁”，因投环身亡。有闻其“搜得贵福平时赠秋氏之楹帖及书扇，呈还贵福以灭迹。意欲献媚上官；不料贵福疑其揭己之隐，将播恶于众也，适撄其怒，遂借端撤省，不久自缢死”；有述其“卸山阴县令之职后，在省候差很久，未获补缺，以致情绪不宁，投环自尽”。但在各种流言中，均明确写出李氏反对杀害秋瑾的态度，因而无论如何，激于对秋案处理的抱憾总还是其致死最重大的理由，多数人视此为自赎行动，原本事出有因。勇于殉身者，总能获得社会的谅解与赞许，何况与那些心狠手辣的残杀者相比，李钟岳之死所包孕的道义内涵自然更加可贵。

传奇成分的添附衍生因而有其合理性。尽管十二万分的不情愿，秋瑾到底是由李钟岳送上了断头台。在秋瑾被杀的那一刻，李氏的命运也已经决定。不难想象，怀着沉重的愧恨，眼见同情秋瑾、痛骂凶手、拒斥张曾教的风潮日起，李钟岳所受良心的谴责也与日俱增。其言“人虽谅我，其如良心责备何”，正见此意。面对数不尽的灵魂拷问之日与永难弥补的遗恨，寻求解脱的唯一出路只有自杀。经过两次的自尽未遂，“死志已决”的李钟岳终于在秋瑾殉难后三个月的10月29日，于其寓舍自缢身亡，卒年五十三岁。

李氏总算以生命的代价，洗清了最后的羞耻。1912年7月19日，民国建立后秋瑾的第一个祭月来临，在西湖秋祠举行的纪念活动中，《新浙江潮》主笔王卓夫发表演说，盛赞“李公为专制时代良吏”，特提议以其“附祀秋祠以光泉下”，得到秋社同人的一致认可，而获实行。李钟岳得以和秋瑾一同享受春秋祭奠，实为其平生最大荣耀，也是对其自杀行为的最高表彰。而李氏与贵福的冲突而无结果，行令而致自责，又从绍兴一隅，反映了晚清官场普遍存在的离心倾向。他所采取的自裁方式虽颇为传统，揭示的问题则很具近代意味。

四、安葬的义举。

秋瑾遇难后，家人得其事先安排，疏散乡村。闻凶信后，更遁迹深山，恐遭株连。因而，秋家无人收尸，遗骨由同善局草草成殓，槁葬府山之麓。迨两月后，风声渐缓，瑾兄誉章始秘密雇人，移榇于严家潭丙舍暂厝。烈士成仁，竟久久不得入土为安，不仅令秋誉章深切自责“聂政乃有姐，秋瑾独无兄”，而且使烈士生前友好焦虑牵挂，痛心不已。

当时的情形，舆论界虽奋起抗争，张曾教亦因被攻回避，但秋瑾作为革命党处死的罪案并未平反，其为清朝罪犯的身份一无改变。安葬乃大礼，非躬亲其事不可，同文字呼吁的纸上作业不同，又非有特别的关系，不会出面主持。身在血缘之亲的家人，停棺尚不敢书写真名，更何谈公开为其下葬？“连坐”之法的修改，本不能阻止地方上的任意迫害，秋家处境之艰难可想而知。

晚清国难当头，易生慷慨悲壮之情，因而侠风激扬，为一时代的特征。杰出之士，无论男女，均倾慕英雄行为，向往留名青史，于是舍生取义，惊世骇俗。

秋瑾就义后不足四月，葬礼之事即开始发动。11月10日，徐自华写信给吴芝瑛，约其联名登报，发起开会，以葬秋瑾。徐因爱女病亡，极度伤心，未能即赴西湖觅地，吴芝瑛却在此时得到了大悲庵主慧珠的慕名投书。

慧珠的身世说来极富传奇色彩，吴芝瑛为其赋诗曰：“闻说能文仍好武，剧怜家世本梁州。”匹马梁州，本是古代文人戍边卫国、建功立业的一种人生理想表述。慧珠自报家门，恰自称：“衲本贯凉州，世家武艺。”闭关诵经，“不复知有人间世”。虽人归世外，终是侠情不断。作书当年的秋天，有“道友自山阴来，一夕闲话，述女子秋瑾狱，而言之不能详尽，因向城中遍购各报，乃恍然于此案之颠末”。慧珠于是格外关切其后的种种进展。知道吴芝瑛“义重情高，大声呼吁，将以平反其冤，为吾女子吐气”，便激赞为“我佛慈悲，侠士肝胆，惟夫人兼而有之”，对其极表钦佩。又听说吴氏“将渡钱塘”，为秋瑾“移葬湖上”，因激起侠义情结，发生参与意识。慧珠主动去函的用意，即专在向吴芝瑛提议奉献葬地，“且愿终吾之身，躬事祭扫。”如此无分僧俗，争先恐后，共襄义举，正可见侠风普及，深人人心。一种道义在肩、责无旁贷的精神感人至深。

浙江学界四百余人齐集杭州凤林寺，为秋瑾举行追悼会，由秋誉章演说其妹一生事蹟，并集体谒墓致祭。如此大规模的在省城风景秀丽的西湖边，公开为一被官府定为“女匪”而处决的革命党人举行祭奠，会场中且表现出明显的反满倾向，其性质为一场挑战官府的示威活动不言自明。

惧怕以致仇恨秋墓的自然不止是贵福。当年10月，发生清廷御史常徽奏请平秋墓、严惩营葬发起人吴芝瑛与徐自华事件，并获“廷寄浙抚，查照办理”的朝旨，实属代表官方的集体性反应。常徽奏折指称二人“在杭将女匪秋瑾之墓改葬，规制崇隆，几与岳武穆之墓相埒，致浙人有岳王坟、秋女坟之称”，毁之乃所以“遏乱萌而维持风化”，问题的要害所在，已一目了然。此次秋墓虽不幸于12月11日被平毁，棺柩由秋兄誉章迁运回绍兴，而吴、徐二女士的高风义行却已彰彰在人心目。徐当“刊章名捕”时，“优游海上，夷然弗以介意”，固然显得大义凛然；吴之不顾咯血病剧，毅然搬出德国医院，遄归家中，只为“不愿更居洋场医院间，若托异族保护然，以为不知者诟议也”，也非大勇者不为。

五、告密的报应。

秋瑾被杀，直接的凶手固是浙抚绍守，然而道路传言，促成此难发生的告密者亦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追查帮凶，既是报刊关注的热点，也是革命党复仇的必要步骤。

还在秋瑾遇难后一周，关于出首人的消息已纷纷传扬。《申报》7月23日便据杭州来函，报导了出卖秋瑾的是现任绍郡中学监督的袁某，力劝张曾教“从严惩办”的是在其幕中的宁人某姓，二人均出于恐被牵连的自私目的而犯此大恶。7月28日根据绍兴友人来信所写的新闻稿《秋瑾女士冤杀之历史》，又在告密者的姓氏中增加了胡某，且敍述更详：“此次秋瑾女士之被害，实由于胡、袁二人之诬指，并由徐口口之暗唆。此三人均与徐锡麟联络，平日时通信息。迨闻皖省之变，恐被株连，即串通设计，由胡、袁二人，至贵知府处，谎说秋瑾女士系徐锡麟党羽，蓄意排满，力请严办。”在排列次序上，胡已先于袁，形同首恶。此二人之名今日也不难指认，即曾任长兴县教谕的胡道南与时为绍兴府中学堂监督的袁翼。而所谓“宁人某姓”，则所说不一，后来多半落实为秋瑾的同乡汤寿潜与章介眉。谓袁翼、胡道南出卖秋瑾，当时报刊几乎是众口一词。

胡道南其半官半绅的身份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按照清廷1906年制订的学政改革规定，各厅、州、县劝学所须设县视学兼充学务总董一人，“选本籍绅衿年三十以外，品行端方，曾经出洋游历，或曾习师范者，由提学使劄派充任”，胡当年便正充当山阴劝学所总董这一角色。秋瑾之案既由大通学堂发难，张曾教得贵福禀报后，于7月12日（阴历六月初三）复函中，指示贵福“一切仍与胡绅道南熟商妥办”，原很自然。据秋宗章查看绍府旧档，信中此句已删去，并揣测原因，“殆虑其贾怨，预为之地也”。而贵福14日致浙抚电，则已肯定地将胡列为参与人：“前据胡绅道南面称：“大通体育会女教员革命党秋瑾，及吕凤樵、竺绍康，等谋于六月初十边起事，竺号酌仙，本嵊县平阳党首领，党羽万余人，近已往嵊，纠约来郡，请预防”等语。胡为告密者由此获得确定。

但为胡道南辩解最力的是革命元老蔡元培。蔡与胡共事多年，认为其道德高尚，“责己也严以周，而责人则宽以约”，故肯定胡决非卖人者。论其与秋瑾的关系，则“瑾初回绍兴，君于中学堂外课，以《读秋女士诗书后》命题，有欲以是陷君者，君不之惧”，可见胡对秋瑾的敬重，并未挟有前嫌。

与胡道南相比，汤寿潜当时名气更著。商办浙江全省铁路有限公司总理与预备立宪公会副会长二职，已足够证明其地位的重要。汤与立宪派的密切关系，在革命人士指认其助纣为虐时，也发生了相当作用。《天义》编者即痛骂：汤寿潜者，外记伪道德之名，隐为谋利之计，为浙省之大贼。此次绍兴之狱，系因寿潜运动浙抚绍守。汤在秋案中有脱不了的干系，此说流传甚广。汤寿潜讨厌秋瑾的作派，差不多可以肯定；而一句表示憎恶的话会使得秋瑾送命，他倒也未必想到。因而有人认为，说汤参与害秋，“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并不可信。

不过，决心为秋瑾复仇的革命党人，已将胡道南与汤寿潜作为帮凶，势在必除。何况，这是一个有志暗杀、有心扬威的年代，采用暴力对付仇敌实属平常。

秋瑾遇难后，汤寿潜一度成为刺杀的目标。秋瑾的学生尹锐志即尝谈及，光复会本“拟杀汤”。而虽有争议但终于放过的缘故，便是“因其素尚公正，克勤耐劳，为社会服务颇有足取”，“故此次复仇不及于汤”。暗杀汤寿潜，无益于争取民心，只会带来普遍的反感，革命党的放弃此计画，本为明智之举。胡道南便没有这般幸运。光复会的领袖蔡元培其时正在海外，无人为胡辩白；且公文私议，均以其为首告者，罪莫大焉。当年虽未动手，而不屈不挠的革命党人始终在寻找合适的机会。1910年8月15日，秋瑾被害三年后，胡道南在绍兴清查公产事务所遇刺，逾四时而卒。

六、文学的聚焦

秋瑾以组织起义的革命党身份被害，在海外的同志固然可以直言不讳地承认“瑾之志固在革命”，“遂集同志于浙江，欲举大事”；但国内的亲朋好友，即使明知其心，仍“曲护之”，“语多讳忌”，称其革命乃家庭革命而非种族革命，为其大声鸣冤，斥为以“莫须有”论罪，则是因“处清廷积威之下”，不得不采取的斗争策略。不过，秋瑾作为女性而就义这一性别的因素，在使其死事迅速曼衍、掀起轩然大波的过程中，无疑起了关键的作用。

关于处死秋瑾的方式，在当地已是议论纷纷。按照绍兴人的说法：清朝的时候，绍兴刑场有两个地方。杀头——斩刑，是在轩亭口，那个府横街与大街相接的“丁”字路口，有一块方方的石头高起，叫做“行刑石”，是杀江洋大盗的地方。斩刑就是跪在这石头上执行的。绞刑，是在水澄巷小教场执行的。从前妇女判死刑，最重是绞刑，杀头是没有的。而秋瑾竟然被斩首，在绍兴本地自然会引起极大的震动。此后，绍兴城里流传过一首民谣《十不防》，其中“四不防，秋瑾杀头也不防”，所说正是秋瑾的事。这样一种血腥的杀害女性的方式，也在更大范围内激起了公愤。

在秋瑾的故事中，原本包含了足以发挥文学想像的情节。正如一则短评所述：嗟夫！大地黑潮，剧无政府；小家碧玉，也作牺牲。此非小说家故为是妆点也。试观彼员警侦探之严密甲于大地者，时见弹雨硝烟，卷红雪而飞也。从中不难看出作者的关注点。女性、鲜血，都是刺激文人创作的要素。

无怪乎秋瑾去世后，中国已有的文学体裁几乎都出现了取材于秋瑾的作品。诗文一类在文人中运用最多又最传统的形式不必说，其数量也无法统计；单是戏曲、小说，发表之作便相当可观。据陈象恭编著的《秋瑾年谱及传记资料》列举，晚清谱写秋瑾事蹟的戏曲作品便有古越赢宗季女的《六月霜传奇》、萧山湘灵子的《轩亭冤传奇》、长洲灵妈的《轩亭秋杂剧》、啸庐的《轩亭血传奇》（有“小万柳堂”即吴芝瑛的评点）、悲秋散人的《秋海棠杂剧》，关涉秋瑾的剧本有伤时子的《苍鹰击传奇》，甚至秋瑾生前死后的一些重大事件也有专门的剧作加以反映，如无伪的《猿狐计》写袁翼与胡道南告密事，龙禅居士的《碧血碑杂剧》述吴芝瑛营葬事，且绝大多数作品均产生于秋瑾遇害的同年；小说创作短篇则有无生的《轩亭复活记》、哀民的《轩亭恨》，长篇有静观子的《六月霜》。另外，蒋景缄所撰《侠女魂杂剧》，有一出专写秋瑾；悲秋所作短剧《谁之罪戏曲》，叙秋瑾死后在天界作了蓉城仙子，审判班昭，也与秋瑾有关。至于《六月霜传奇》开幕的第一支曲子，所唱“饱刀锘，红雨热，断美人头”，正点出了女子流血对作者选择此一题材的吸引力。而以“作意好奇”来表述“秋瑾文学”创作的盛极一时。从上述作品的题目不难看出，秋瑾于旧历六月被杀，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因冤屈而死、六月飞霜的窦娥，这与其时称秋案为“冤狱”的社会舆论正相一致。但如此比附，也更突出了“弱女子”的形象，一如窦娥的虽则性情刚烈，终于被巨大的专制机器碾碎，只成为悲剧人物。

“神州一女豪，拼头颅报答同胞。喜今朝玉碎香销，魂游天国路迢迢，此去何须悲悼。”所有题写秋瑾的作品，都尽力刻画了其为爱国女杰的情思，也不无慷慨激昂的豪气，以激励我“百兆柔弱女同胞”，戏中除了悲，亦有壮。

“秋瑾何为而生哉？彼生于自由也。秋瑾何为而死哉？彼死于自由也。自由为彼而生，彼为自由而死。秋瑾乎，秋瑾乎，中国规复女权第一女豪杰！”

“秋瑾奚为而传哉？秋瑾为爱国之女豪，不可不传也；秋瑾为独立之女豪，不可不传也；秋瑾为铲除奴性之女豪，不可不传也；秋瑾为主张平权之女豪，不可不传也。”由爱国起始，依次道来，方合乎秋瑾的真性情。

而无论是谱曲本还是写诗文，所有的作者都无一例外地凸显秋瑾作为女子的特殊性：古今党祸，未有殃及女郎者；有之自秋瑾始。女士为祖国女界革命军中开幕之第一人物，从容就义，无稍顾忌，诗以重之。吾国以弱女子之死而震动一世者，惟君一人而已。更有甚者，一位诗人作哭秋瑾诗七绝五首，竟两次带出“第一”字样：“千古伤心论第一，裙钗授首断头台。”“相看谁是闺中杰，革命家庭第一人。”而归根结底，“女郎也上断头台”才真正使得群情激愤。尽管出于谴责统治者杀人罪行的需要，文学家们有意无意地过分渲染了悲剧的情调，而秋瑾的毅然就死，留给知情者更多的还是敬佩。……

晚清时代，犹如中国历代一样，还存在着一个民间社会，并且这个民间社会还有着冲天的正气和顽强的正义力量。从这里，可以对现实中国社会作一个清醒的对比，才会知道中国已倒退到了何等的地步，又被恶化到了怎样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