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共产党和纳粹之二十二

共产党和纳粹从不把人当做人来对待，他们需要的只是惟命是从的奴隶，而不是具有独立意识的公民。“为元首誓死效忠”也好，“做党的驯服的工具”也好，都是要把人变成这样的奴隶。   ——题记

1936年4月20日，恰逢希特勒48岁生日。希特勒青年团特意选择这一天，组织全国新入队的少年队员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宣誓活动，作为向希特勒生日的祝贺。孩子们郑重地举起右手，用天真稚嫩的嗓音高呼：“我宣誓，在希特勒青年团的领导下，恪守我的职责，热爱并忠于元首和我们的旗帜。”

打这以后，每年的这一天，纳粹当局都要在全国范围内举行这样的活动，组织成千上万的德国青少年，宣誓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奉献给帝国元首。直到1945年4月20日，德国的青少年还在为效忠希特勒宣誓，而这时候，离这个独裁者在柏林废墟下的地堡中自杀仅仅还有10天。

在纳粹德国，不仅是少年队，加入纳粹党、青年团和党卫队等所有纳粹组织都必须宣誓。

纳粹党的入党誓词是：

我以上帝之名庄严宣誓：
我将无条件服从阿道夫?希特勒，
其为德意志帝国及人民的唯一统帅、海陆空三军总司令。
我时刻准备着成为一名英勇的战士，
为以上誓言付出我的生命。

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的誓词是：

旗帜保护我们前进的方向。
每个人向未来前进。
为了Hitler，
超越黑暗与苦难，
在青年团的旗帜下，
为了自由和生活，我们前进。
新时代的象征。
悠久的旗帜引导我们。
正是这样，这面旗帜永不灭！

加入党卫军的誓词是：

我以身为一位勇敢忠诚的党卫队战士为毕生荣耀。
每位战友都是我的手足。
不论出身、地位，为元首誓死效忠。
为元首誓死效忠,元首的意志高于一切!
元首的命令,高于所有真理与法律!

比较以上各种誓词，不难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就是对希特勒的绝对服从，或曰无条件服从。纳粹宣传车上有条标语说得更白：“只要元首下命令，我们就执行！我们全都只说'是’！”这种强调绝对服从的思想构成了纳粹党文化的一项基本内容，不但贯穿了纳粹党的整个历史，而且体现在纳粹德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纳粹党的法令宣布：元首永远是对的。任何德国人都必须相信这一点。自上学那天起，德国儿童就要接受“元首永远是对的”的教育。

为了向新队员灌输绝对服从的原则，纳粹党卫队特意编印了问答课本，要求他们熟读。课本中专门有这样一段：

问：“我们为什么相信德国和领袖？”

答：“因为我们相信上帝，所以我们相信上帝创造的德国和上帝给我们派来的领袖阿道夫?希特勒。”

问：“我们必须首先为谁效忠？”

答：“为我国人民和我们的领袖阿道夫?希特勒效忠。”

问：“为什么会做到服从？”

答：“出于内心深处的信念，出于相信德国、相信领袖、相信党卫队和出于忠诚。”

通过反复不断的灌输和洗脑，纳粹党让效忠元首的服从意识在一代德国人特别是德国青年的心里深深扎下了根。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养成了放弃思考盲目服从的习惯，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机器人，只要是希特勒和纳粹党要求他们做的，无论是什么事，他们都会不加思考不折不扣地去完成，甚至为此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成千上万的德国人当年之所以心甘情愿地充当纳粹的炮灰，沦为了它的牺牲品和殉葬品，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么？

尽管我们都不曾在纳粹德国生活过，但对于纳粹的宣誓仪式并不陌生，因为这套东西在共产党国家也很盛行。

据大陆媒体报道，2011年4月5日上午，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里，就有数百名来自不同单位的中共新党员站立在红色的党旗前，举起右手宣誓：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拥护党的纲领，
遵守党的章程，
履行党员义务，
执行党的决定，
严守党的纪律，
保守党的秘密，
对党忠诚，积极工作，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永不叛党。

在中国，这样的仪式是每个加入中共的人都必须参加的。

入党要宣誓，入团入队同样要宣誓。

共青团的誓词是：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遵守团的章程，执行团的决议，
履行团员义务，严守团的纪律，
勤奋学习，积极工作，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加入少先队要宣誓：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
我在队旗下宣誓，
我决心遵守队章，
在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的领导下，
做个好队员。
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好好劳动，
准备着：为共产主义和祖国的伟大事业，
贡献出一切力量！

显而易见，这些誓词的一大中心也是对服从的无条件承诺。这也是共产党的党文化一贯所宣扬的。

如今上了年纪的中国人想必都还记得，“文革”前中共二把手刘少奇在他那本著名的《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曾提出过一个广为人知的“驯服工具论”，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共党员。按刘少奇的主张：“一个共产党员，能不能做党的驯服的工具，是考验他的党性是否完全的一个标志。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他必然是党的顺手的驯服的工具，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决议，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显然，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绝不是他个人的随兴发挥，它代表的完全是“党的意思”。

到了“文革”中，刘少奇被打倒了，他的“驯服工具论”自然也随之成了“反动言论”。不过，这倒不是说党员不要做“党的顺手的驯服的工具”了，而是因为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仅仅做“党的顺手的驯服的工具”已经远远不够了，现在的关键是应该努力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用“林副主席”的话说，就是要“听毛主席的话，读毛主席的书，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用周恩来的话说，就是“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总之，从要求党员做党的驯服工具变成了做毛的驯服工具，具体内容虽然有所变化，但本质一点没变。

大家想想看，什么叫“驯服工具”啊？那不就是没有思想的机器人么，不就是被人控制的木偶么？但共产党要的恰恰就是这种效果。苏联的奥斯特洛夫斯基们也好，中国的雷锋也好，红卫兵、红小兵也好，他们的不同肤色的同志们也好，之所以一概都沦为了“党指向哪里我们就打向哪里”的政治炮灰，成了共产党独裁暴政可悲的牺牲品和殉葬品，不正是被“驯服工具论”毒害，奴性十足一切唯上的结果么！

与民主国家不同，纳粹和共产党从不把人当做人来对待，他们需要的只是惟命是从的奴隶，而不是具有独立意识的公民。“为元首誓死效忠”也好，“做党的驯服工具”也好，都是要把人变成这样的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