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大陆官媒一面倒地唱旺，其中有外国汉学家顾彬的迷途知返，也有龙应台的雀跃盛赞。

顾彬迷途知返

诺贝尔文学奖公布当天，一直走红大陆的德国汉学家顾彬出人意料地迎头痛击，说莫言作品没思想、说他获奖对中国文学影响很坏；声音发在海外，通过德国之声的采访（德国之声中文网，11.10.2012）。顾彬一直是受官方欢迎的汉学家，在大陆讲学、出书、获奖，莫言获奖之时他便人在大陆。人们还清楚地记得， 2009年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他响亮地唱合中国官方，对德国社会大众宣称中国作家完全享有写作和出版的自由。果然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须要认真对待顾彬的转变么？要知道，这种批评态度是要以从大陆出局为代价的。人们还未走出惊诧，顾彬已经弃旧图新：时不过一周，顾彬即称要“重新思考”，公开唾弃先前的批评“老套”“过时”，转而衷心地唱旺莫言了（顾彬、陈晓明谈诺贝尔奖下的中国文学，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12-10/26/c_123872761.htm）。他及时地重归自我。顾彬的翻云覆雨虽略显突兀却不足为怪：因为合了官方的拍节他才得以在大陆走红，与官方保持一致是这位汉学家声名利益之所系，在大陆失宠出局对他乃不可承受之重。悔改对他已成必须，虽朝秦暮楚而不能辞。尽管幡然悔悟，顾彬还不免被大陆官媒讥为前倨后恭。他会感觉难堪吗？也许。机会主义，看来不是政客与商家的专利，权与利之所在，虽“文人”“教授”亦不能免；难堪不过是一时的感觉，于利益不外一种必要的牺牲。学术的标准、人格的尊严早已在放弃，再来一次不过是五十步百步之别；尴尬与否，已无足轻重。

龙应台尴尬不觉

那一边是表白自己不喜欢台湾、台湾也不喜欢自己的德国人顾彬，这一边是台湾的文化部长与知名作家龙应台女士。

她赞莫言获奖“意义非凡”，使之成为“一个能让所有的华人拥抱、也被全世界尊重的华人”， 希望他能 “让中国的领导人认识到什么是普世价值”。龙应台的意见在大陆之所以受到欢迎、之所以得到重视，不必说是迎合了官方的口味，也在于言者台湾文化官员的特殊身份；虽然大陆官媒回避这个身份而予以“华人著名作家”的头衔。作为台湾的文化部长，对莫言获奖理当表示祝贺，希望大陆领导人因此认识到普世价值，也不失为代表官方适度而积极的表态。

双重身份不必一定产生困扰，问题出在定位不明。为官能说的有限，无论关于政治还是文学；作家可以自由谈，只是要守文学谈的规则而忌泛政治。拎得清就不会尴尬，当然也难浑水摸鱼；拎不清可以浑水摸鱼，自然难免尴尬。但是像对莫言“人民作家”定位这样的文学化政治表达、对莫言“非政治”的强力申辩，就既逾官员的度又少文学的质。是纯粹个人抒情呢还是迎合大陆官方，是以作家身份自由发言呢还是借官员身份发挥影响？

诺贝尔文学奖宣布第二天10月12日，自由亚洲电台台北专访龙应台，“他长得就很有喜感哪，他胖胖的一团哪，他常笑啊，你看看他的创作，他就是一个标杆，用方言给他的力量，使得他的文学那样充满着土地的元气”（http://www.youtube.com/watch?v=ejxDxbeXHnk）听到音频才了解，闻其声远胜观其言，原声所传达的信息要丰富得多。采访中龙应台女士兴奋如青春期少女，声音柔美动听，只是那感性洋溢的表达并不提供多少可资讨论的实质内容。

10月18龙应台女士接受BBC中文部采访话莫言（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multimedia/2012/10/121018_vid_long_yingtai_intv1.shtml），经过时间的沉淀，语气已稍收敛，话题无非政治与文学。言及政治龙应台认为，莫言一得奖就“问他的政治立场，以及在政治上他做过什么事情”，“就说他的政治态度如何”，不仅“奇怪”而且也“不应当”。理由是“作家和政治的关系”是“个人的选择”，而“一个真正宽容的社会”应当“ 允许”并“尊重”作家个人选择如何“面对他的政府、他的国家、他的社会”。

这话是对谁说呢？大陆不是一个宽容而自由的国度会尊重和保护个人的政治选择自由，尤其是那些与国家和政府立场不同的选择。莫言获奖，批评的意见—无论是政治的还是文学的，在大陆官媒概被屏蔽，除非当作反面教材用来批判，便是外国人顾彬也不能外。对此，龙应台女士当不会一无所知。那么要求尊重个人选择的自由是对谁喊话呢，—莫言的批评者？在大陆，他们还不享有选择批评的自由，无“宽容”可奉送。这一番超然的反政治高调，对大陆官方却是一可遇而不可求的姿态。

在批评之声沉寂的大陆，龙应台莫言得奖“太棒了”、“意义非凡”那不避夸张的盛赞充斥网站。得官方捧场、对官方有用，也是一种承认；龙应台可能不觉得尴尬。莫言官方“作协”副主席的显赫头衔、抄写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当代百位中国作家之一、还有官方举国体制对他获奖大张旗鼓的欢庆，莫言耀眼的政治光环无可以回避，怎么能要人避而不谈呢。那种“非政治”的貌似超然、那种为莫言力争政治自由的高调，龙应台女士真不觉得有些牵强、有些奇怪、有些可笑、有些尴尬吗？！

龙应台女士呼吁“回到文学的初衷”，要求“单纯”地看莫言的文学。那么纯文学地，她看到了什么？择要例举如下：

1.莫言是人民的文学家，从生长着红高粱的泥土里、从中国土地长出来的文学家。

2.通过他的文学作品，能感受到莫言拥有一个率真的开放的心灵。

3.莫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方言，使得他的文学充满了土地的元气。

4.以他的乡村经验和拥有的方言，能够产生伟大的文学作品，“最泥土的人就最国际”，最民族的也才是最国际的。

5.通常我们会认为，在一个约束很多的社会里成长的人，创造出来的东西也会受约束，可是莫言的想象力，既泥土又狂野，既荒诞又现实。

这些言论中，有多少是实质的文学相关呢？几乎没有。貌似文学的大话不过是或政治或宣传的蹩脚的装饰。

龙应台的“人民文学家”为大陆官媒援引之最，当然不奇怪，“为人民创作”是共产党文艺路线的核心；奇怪的是龙应台女士怎么就命中了这个靶心？如此思维辅以她的文采，给莫言获奖写贺信，比负责思想宣传工作的共产党中央常委李长春龙应台必更胜一筹。而“人民的”、“泥土的”不成其为文学品质的“标杆”，龙应台女士自然是明白的。她的文学背景难道就是为了适时地屈尊文学为政治的工具？！她的从政是幸还是不幸呢？

谈到方言，接近文学了。至于“最泥土的就最国际”，那不过是特定时空下的宣传而已；对文学国际化，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另有主张，“没有翻译就没有世界文学”；两者言说的位置不同而已。要是莫言没有中奖，则这些话毫无意义，尽管文学、莫言的文学、世界的文学继续存在。像是感受到莫言 “率真的开放的心灵”、他的文学“充满了土地的元气”这类议论，感性充溢，却不必是文学批评。

作为政治人物，言政是龙应台的职业；谈论大陆的事情，台湾有它的局促。不便说的，龙应台女士并非不可以沉默，然而她太不甘寂寞。对莫言获奖，龙应台会言不由衷、逢迎甚至阿谀；这些也或可理解或可接受，但总有一个界限；但是龙应台发言表态不设限。在敏于事的兴奋中，她忘了，过犹不及。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