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老干政：十八大后中国政治关键词

中共十八大本周闭幕，11月15日上午，七名新任常委走进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会见在场的500多名各国记者时，并向全国直播。他们的人选与海外媒体几周之前的预测并无出入。一个非常有趣的细节是，当天下午，习近平的讲话中，他盛赞全退的胡锦涛，“带头退出党中央领导岗位，体现了崇高品德和高风亮节”。

根据《纽约时报》制作的图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新任的常委班子，将面临20名仍在世的退休政治局常委的监督，去掉早已失势的汪东兴和胡启立，加上仍有影响的宋平等老人，包括两名前任总书记江泽民和胡锦涛，元老总数仍在20人左右。

根据中共的游戏原则，18大七名常委中，除了习、李外有五人将在五年后退休，五名新退休的常委，也将加入这一庞大的元老队伍。

前一天的《朝日新闻》报道胡锦涛以全退，即不仅卸任总书记一职，还卸任军委主席在内的所有党内要职为代价，约定党内元老不再干预政治。

据该报道，党内会议上，胡锦涛提出：首先，无论曾经是否位居要职，卸任后绝不干预政治；其次，包括军委主席在内，今后决不允许出现任何延长引退时期的人事例外。会议还决定撤去位于中南海内的江泽民办公室，将全面废除“党内重要事项需向江汇报”的内部规则。

虽然有胡锦涛的努力和所谓约定，但一般认为，元老政治在后强人时代的中国无法杜绝，并将成为一个影响政局和改革走向的重要因素。

长期研究中国政治的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最近发表的两篇文章《十八大中国现代政治元年》，与《中国新政治生态下的政治改革》，以元老政治为切入点，对中国当前的政治转型做了深入的观察。

郑永年认为，十八大之后，中国政治的结构产生了两个方面的质的变化。

首先，是强人政治转向了后强人政治。不再存在“一个人说了算”的局面。客观的现实是，“没有人可以说了算”，随着政治强人的过去，接班人产生的方式也发生了质的变化。

在毛泽东的强人政治时代，接班人是非常传统的“指定方式”，实行的是帝王般的“指定方式”。
邓小平时代有些变化，尽管也是指定方式，但有了些“协商”的意味。在“选拔”接班人的时候，他必须参考其他领导人的意见，照顾到他们的利益。

邓小平之后，没有人可以指定接班人。江泽民本人由邓小平指定，但他自己并没能指定其接班人，胡锦涛的情况也一样。在这个意义上，十八大产生的一代领导人是第一代用非“指定”的方式产生的领导人，也就是用政治方式产生的第一代领导人。

以薄熙来事件作为标志，中共党内政治公开竞争开始，接班人既然已经不是用指定方式产生，那么其产生接班人的方式是否合理就变得重要起来。

但问题是，如《纽约时报》报道中说的，既没有权威者制定，也没有大家都接受的民主规则。自然是一片混乱。

郑永年认为，党内政治结构的变化表明党内民主和竞争已经不可避免，但问题在于支撑党内民主和竞争的制度建设水平仍然很低，在很多方面的制度甚至还没有到位，这造成了十八大之前所呈现出来的政治的高度不确定性，各种人事安排的版本与高层贪腐的在海外媒体流传。

郑永年认为，中国当年政治的一个很大问题是，“还没有建立政治退出制度”。

对现存领导人的内部制约大多来自于几代领导人之间的关系。那些退休下来的领导人仍然在继续主导接班人问题。退休领导人、现任领导人和未来领导人，这种多角色的高度互动使得中国政治异常复杂。

在中国最近的政治实践中，很明显的趋向就是职位的个人化，即使一个特定的个人离开了职位，仍然有很多正式的和非正式的途径来继续行使其权力，继续扩张着其权力。一个干部退休之后，自己也不认为自己已经退休了，其原来的权力关系网也仍然把他当成长官。

一些退休领导人并没有退出政治，而是通过各种方法来干预政治。每当关键时刻，他们都会主动或者被动地出现在公众场合，以表示他们政治影响力的存在。这样，他们的存在很容易演变成代表一个利益链，作为利益链来影响政治。

郑永年说，在任何国家，非正式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但如果非正式制度过度，不仅会有效制约正式制度的运作，发展到一定程度，也会瘫痪正式制度。

在外界来看，中国除了一套正式制度在台面上运作，人们很容易感觉得到其他隐形的制度的存在和运作。有人称其为“影子政府”或者“影子政党”。

元老政治的运作，导致当前中国政治内部多元化过度，反而瘫痪了政府进行重大改革，回应社会呼声的能力。

在西方民主国家，无论效率如何，不管怎样，政治责任是非常明确的。总统和总理可以任命部长，也可以解雇部长。但中国共产党并不是西方类型的政党，执政党掌管重大政策的决定及其实施权，但无论是政治局的总书记还是国务院总理都没有可能组成自己的执政团队，因为这个执政团队是集体选择（选拔）出来的。

在今天，他们往往是党内不同利益妥协的结果。实际上，在执政团队的选拔方面已经越来越呈现出政治化的倾向，即权力的分配倾向于为了增进各种个别利益而非执政党的整体利益。因为没有自己的执政团队，无论是总书记还是总理都很难决策和执行政策，已经造成了执政党和政府不作为、既得利益和官僚坐大的局面。

郑永年担心，如果各种权势者和政治元老通过非正式的途径在背后操纵国家的命运，而一般社会成员没有政治的途径来影响国家政策，那么社会对体制的怨恨会越来越重。

他建议，中国应该加紧正式政治表达制度的改革，主要是改革人大和政协（“两会”）等基本国家制度，让元老重臣们通过公开的体制内既存的渠道发挥影响。

另一方面，近年来，中国民间社会的政治参与压力遽然增大，除了高层的政治设计外，对社会呼声的吸纳也是中国政治转型的关键难点。

郑永年认为，中国社会存在着高度的政治平等精神。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的等级制度，也没有印度那样的种性制度。几千年来，中国人相信“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平等精神；中国的中产阶级在成长，但总体规模仍然很小，穷人（或者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仍然居多，社会的政治参与往往体现为非理性。

其次，中国社会群体中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的教育程度提高，加上信息社会的发展，他们的政治期待持续提高；但社会参与也经常表现为无序的参与，一些人通过正常的渠道，而更多的人则通过非正常的渠道，例如通过制造事件来“参与”政治。

因此，中国式的社会政治参与远没有制度化。非制度化的参与经常给政府带来莫大的压力，在进行顶层设计的同时也必须考虑到基层设计。如果说顶层设计涉及到的是党内民主，那么基层设计更多的是关乎“人民民主”或者社会民主。

郑永年警告，今天的中国一个危险的现象是，各种“隐形”政治力量或者特权阶层都深居“城堡”，操纵着国家政治，而对社会层面发生了什么样的变迁、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矛盾已经深化到了什么程度毫无感觉,执政者既无法超越也无法克服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面对越来越多的社会怨恨，只能救火，而无法通过改革而解决问题。

他警告说，如果顶层和基层、政府和社会继续脱节，必然最终造成中国数千年一而再、再而三发生过的革命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