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税官吏暴增预示着什么？

今年，中国的财政收入每月高达一万亿，全年12万亿没有任何悬念。在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同时，各地纷纷传出征收“过头税”的消息，很多地方甚至透支未来的税收，并且加大了征税幅度，加重了企业负担。

今年，本是通过结构性减税、让企业轻装上阵的一年，但很多企业并没有税收负担减轻的感觉。靠征收“过头税”、罚款支撑今年的财政收入，无疑是杀鸡取卵。可是，遏制地方政府征收过头税、滥罚款，却又相当困难。征过头税的是地方政府、滥罚款的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从中获益，地方政府并无动力去解决这一问题。

年关临近，很多地方的财政预算收入目标难以完成，支出压力增大，更多地方正在加大“过头税”的征收力度，这不但不利于中国经济稳健发展，反而有可能雪上加霜。

另一方面，举世瞩目的2013年度国家公务员考试11月24日拉开序幕。数据显示，今年公务员“国考”最终报名人数超过150万，而最火职位竞争激烈程度甚至接近“万里挑一”。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家，现在的公务员其实就是官员，公务员社会地位高、福利待遇好、发展空间大，工资之外还有不少隐性利益，既包括灰色收入和隐性特权。灰色收入、隐性特权——为当今官员提供了逃避法律制裁的最好途径，特别是“说不清道不明”的灰色收入已成为官员财富增长的主要来源。

虽然官方从来没有统计过灰色收入，但民间智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在2007年和2010年先后完成了两个灰色收入课题研究报告。根据王小鲁研究，以2008年为例，居民储蓄总额大致为11万亿--11.5万亿元，而不是按照国家统计局以住户调查数据显示的3.5万亿元，如果把消费遗漏也加起来，2008年遗漏的收入规模大概是9.5万亿--10万亿元，这部分资金即所谓的灰色收入，规模为9.3万亿元。
　　
今天的中国官场，几乎所有官员都有这样那样的灰色收入，一年少则十万八万，多则百万千万！几十年来，官员无论大小，财产从不公开，因而官员拥有的财富究竟是多少，外界几乎无法知晓，只有官员突然下台或出事了，贪腐丑闻才会得以暴露冰山一角。

赋税官吏暴增是中国历史上王朝由盛转衰的一个重要信号，当皇亲国戚和天潢贵胄人数暴增，各种赋税也必然暴增，其结果是加重人民的负担，导致人民的反抗，重复历史上一个又一个“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王朝悲喜剧。

历史上“官满为患”最典型的当属宋元明。北宋建立不久，冗官就成为一大包袱。到司马光时代，官吏已经是北宋最初建立时的十倍，而这时候距北宋建立才100年。到了南宋，冗官更为严重。北宋时期以320余郡的财赋，供养一万多人的文官，而到了南宋，则以国土沦丧后的100余郡的财赋，供养二万四千多个官员。和宋朝一样，明朝也经历了官员人数由少到多的膨胀过程，到了明朝中后期，官员的人数比开国之初增加了5--10倍。

官多了，养官的费用就多了，向老百姓征收的赋税必然更多。北宋大臣韩忠彦曾给皇帝上书说：“今岁出之数，多于所入，故国计不足。臣窃计之，凡文武百官宗室之费，加倍于皇祐，而四倍于景德。三班常选吏胥之数则又过之。”宋朝的元丰年间距离皇祐年间，时间不过二三十年，而朝廷用于养活百官宗室的费用，已增加了一倍；元丰距离景德也不过80年，养官费用却增加了4倍。北宋末年的宋徽宗时期，大臣张克公也说，“今官较之元祐，已多10倍，国用安得不乏!”当时距离元祐，也不过三四十年，官数竟然扩张十倍。南宋时期，一个叫做方岳的人指出：“今东南亦非祖宗之东南矣!而兵食之费十倍于昔，吏禄之费百倍于昔，只此二事难于支吾。”十倍和百倍或许有些夸张，但在此期间官吏官俸爆发式增长，大概是没有什么疑问。

官多，自然要大肆挥霍国库资财，但还远不止于此。从整个社会来说，冗官过多，还有更大的社会隐患，那就是官员太多导致的争权夺利，扯皮内耗，以及机构膨胀带来的权力扩张，既造成政府管理的无效率也导致社会经济民众生活无序失衡。官员太多，除了内耗，就是将权力之手伸向社会，破坏社会秩序，疯狂寻租自肥。

政府对于官员过剩最常见的解决之道是，在正常机构之外不断设置新的机构，以安排冗员。那些新增的机构纯粹是叠屋架床的赘疣，毫无必要，只不过是方便无所事事的官员鱼肉搜刮百姓而已。

冗官是浪费和腐败的温床，历代有识之士都不断呼吁进行改革，裁撤冗员，以减轻百姓负担，克服财政危机。据学者王子今先生研究统计，在元朝80年统治期间，罢冗官的举措多有43起，几乎每一代皇帝都有裁撤冗员的指令，其中元世祖在17年中进行了19起，但最终冗员越裁越多。元武宗曾经放出狠话：“去岁中书省奏，诸司官员遵大德十年定制，滥者汰之。今闻员冗如故，有不以闻而径之任者，有旨不奏而擅令之任及之任者，并逮捕之，朕不轻释。”这样的威胁显得无奈又无力。明朝的皇帝也发起过11次“汰冗官”的政治运动，同样毫无收获。

冗官太多，只是因为当官的好处太多，吸引了社会上很多人挤入官场大捞好处。而裁汰冗官则要砸掉官员的饭碗，遇到官员的抵抗是不言而喻的事。宋仁宗景祐三年诏令御史中丞杜衍裁汰三司冗吏，结果有吏员500余人到宰相府第请愿，又到杜衍住所“诟詈，乱掷瓦砾”，虽然首要人物被处置，但是裁员计划也夭折。显然，靠官僚机构自身，是无法克服官满为患这个政治癌症的。既然皇权政治下无法自我消肿，那么，最终只有皇朝垮台，开始新的轮回，才能暂时解决这个问题。

当下中国，表面看似平稳，实际正在酝酿着更大的灾难。这场灾难来自于执政党自身的腐败，以及垄断、权力世袭和财富分配不公等等，社会的固化让数以亿计的年轻一代看不到出路看不到希望。而一把无形的大筛子，正在进行着一场逆淘汰，把一个个说假话昧良心的人送进了官僚体制之中，而把干实事有良知的人排斥在外。一个朝代走到这一步，如果再不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革，还能维持多久实在是一个不难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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