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度时代的“贪婪”

当追求权力和财富变得无度和不择手段，成为最终目的时，它便成为众恶之首的“贪婪”

过量的食物摄入会引发身体失调。同样，过度的物质追求会带来道德和伦理的疾病。身体的失调远比道德伦理的疾患容易诊断，也更容易受到重视。很少有人会对饮食不节制引发的高脂血症掉以轻心。但是，对出于贪婪而拼命攫取财富，人们就算能看到无度欲念对人心的腐蚀和对道德的败坏，也未必就承认它对个体和群体福祉的致命危害。在中国，贪婪是一种非常难以察觉的人格缺损和精神毒害，因为它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富起来”。这就像百来年前毒害国人的鸦片叫“福寿膏”一样。 

贪婪是现代消费社会的一种流行趋势，人们对此有两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是把贪婪看成对个人和社会都有害的精神疾病；第二种是把贪婪当作有用的社会资源，认为它可以利人利己。让一部分人不论以什么手段先富起来，以为能借此增进整个社会的福祉，便属于后者。这种看法在美国的功利主义经济学家中也很流行。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威廉姆斯（Walter Williams）说，如果不是因为美国人无节制的消费，美国的经济和社会机器便会难以运转，因此他同意其他经济学家的看法，认为贪婪“在大多数时候和大多数情况下，有好的经济效果”。

他们之所以看重贪婪的经济效应，是因为从功利的角度看，贪婪是人类最可靠，甚至唯一可靠的心理驱动力量。也许确实有人能将造福社会的利他动机放在首位，但是，就整个人类群体而言，比起自私的贪婪来，利他心的动力是非常微弱的。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瑟罗（LesterThurow）说过，利他心“与人类的心理结构不符，造就一个群体利他心强于个人私利心的社会，这种设计至今还没有成功的先例”。

尽管人是自私的动物，但一个社会普遍的道德文化却可以对贪婪的表现和放纵程度有很大的约束作用。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就曾批评过“贪婪有益”的论调，他认为：在狂热的资本主义消费制度中，贪婪必须对金融危机、华尔街丑闻和不道德的投机交易负有责任。同样，在中国也有许多对贪婪型消费及其道德弊端的尖锐批评。现实生活中攀比势利的民风和贪污受贿的官风都与贪婪密切相关，这些都是道德沦丧和精神堕落的病灶，既不能增进个人的幸福，也无助于社会整体福祉的提高。

对个人幸福而言，贪婪是一个凶狠的杀手。费勒吉（DavidFarrugia）是一位治疗贪婪心理疾病的专家。他指出，人贪恋的各种东西，如房子、财富、珠宝、情妇，都不过是短期的人生目标，都可能对家庭、婚姻、事业等永久幸福种下毁灭的祸根。习惯性的贪婪会令人上瘾，使人陷入难以自拔的焦虑、赌徒癫狂和价值错乱之中，从而失去对现实的正常判断，进而扭曲整个人生。贪赃枉法的官员们对房产、金钱、女人的无度贪欲（当然也是因为拥有得到这些的权力或手段），便是费勒吉所说的那种习惯和上瘾的贪婪。

无度的贪婪总是与无度的冷漠共存于无度的社会之中。这种社会最丑恶、最病态的表现便是巨大的贫富差距。一个社会越是把某些人超乎寻常的物质占有视为荣耀的标志和成功的证明，就越是会对另一些人的极度贫困采取无动于衷、冷漠鄙视的态度，把失败看成是贫困者自己的罪过。

贪婪所无度追求的不仅是物质财富，而且还有权力。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思想家但丁就已经把贪婪定义为“过度热衷于寻求金钱上或权力上的优越”。对权力贪婪攫取的危害甚至超过对物质财富的无度占有，因为它更善于用高尚的理由来做借口，也更能为其他的贪婪铺平道路，所以有论者说，“革命家追逐权力，子女追逐财富，都是出于贪婪。”

父辈掌权,儿辈得利­——掌权的因贪婪而变得嗜权如命和残忍,得利的因贪婪而变得贪猥无厌和冷血,二者看上去不同,但都是放纵无度的欲望,并因此迷失人性。在过度的政治权力支配一切的社会里，金钱也就竭力仿效,社会上下都被腐蚀,极难找到能够限制“无度”的道德力量和良心规范。

贪婪的根源在于无度，而不在于“权力”或“财富”。追求权力和财富本身并不是坏事，只是当这种追求变得无度和不择手段，成为最终目的时，它才成为众恶之首的“贪婪”。贪婪是失控的欲望，其他的罪恶都不过是失控欲望的补充和衍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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