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岁以上农民工破3600万 养老问题将爆发

2月17日（正月初八），农民工返城高峰即将到来之际，记者再次来到全国第一劳务大县——重庆开县。

这已是记者连续第五年走进开县的典型打工村——团凤村，体验中国农民工的历史变迁。开县位于重庆市东北部，人口165万，常年外出务工者达55万人。团凤村共有898户，3086人。

今年，本报将目光聚焦在50岁以上的“高龄”与“超龄”农民工（基本涵盖第一代农民工群体），关注这一3600万人群体的打工生活、背后的辛酸以及即将到来的养老困局。

记者在团凤村随机采访的72人中，就有19名50岁以上的农民工，最小的50岁，最大的已65岁。19人中只有一人，单位曾给其缴纳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今年7月后每月可领700多元的养老金，其余18人选择了新农保缴费标准中的最低档100元/年，每月只能领取养老金80元，只能依靠子女赡养。新农保缴费标准共分每年100元、200元、300元、400元、500元五个档次。

开县劳务办主任袁万祥接受采访时表示，农民工“退休”后的养老困局是一个社会问题。此前，因欠薪、工作环境差等问题突出，养老困局未得到普遍重视，而随着农民工年龄的递增，第一代农民工“退休”后的养老问题将会日益凸显，而30年来农民工福利拖欠累积的问题，将在5年内集中爆发。

据袁万祥介绍，2008年国家几个部委来开县调研农民工问题时，开县就曾提出，农民工福利短缺，日后养老问题严峻。不过，开县目前还没有对50岁以上的农民工进行监测与抽样调查，当然也就没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今年开县或将就此展开监测调查。

59岁的谢国万蹲坐在家门口，嘴里念叨着“我老了，没用了”，但心里却在盘算着再次南下广州的建筑工地。

谢国万说，64岁的老伴身子不好，去年得了一场大病还动了手术，如果在家陪老伴不去打工，就断了家里的生活来源。为此，他很纠结。

谢国万是开县团凤村人，36岁开始外出打工。

自2009年始，记者已连续5年采访了谢国万，每年春节他都在纠结“走还是留”，但在吃完元宵节的汤圆后，他最终都扛起行李，坐上了南下广州的客车。

5年来，打工所得占谢国万总收入的比重一直在攀升，2012年已高达90%，若停止打工的脚步，就只剩下960元/年的养老金，1000元/年的低保，外加500元/年的土地收益（算上其爱人1000元/年的低保，两人一年的收入只有3500元），根本难以维持夫妻俩的生活。为此，年近六旬的他还是想着咬牙再赚几年100元/天的苦力工资。

然而，“卖苦力”终会有枯竭的一天，谢国万也不知道自己的身子骨还能坚持多久，1小时的采访中，他长叹了5次，不停地吐着烟圈。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我国农民工总量达25278万人，其中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4.3%，首次突破3600万。

一个人的22年打工生涯

从最初月薪300元到现在日薪100元，谢国万的积蓄“一半是近几年存下来的”。4年前接受采访时，行动敏捷看不出是55岁的人，如今走路已略显蹒跚，头发落了大半。

早在1980年代，团凤村的村民们就掀起了南下广东的打工浪潮。

谢国万是1990年开始外出打工的，第一站是海南省，在一建筑工地做普工，工资300元/月。

1995年，谢国万离开了海南岛，跟着老乡来到深圳，还是做普工卖苦力，包住不包吃，月薪涨到了1000元/月。

10多年来，谢国万一直扎根广东，打工收入上升缓慢，直到2010年才迎来一波“大涨”：工资涨到了80元/天，包吃住，有时一个月干40个工（算上加班），月赚3200元；前两年更是涨到了100元/天，加班则是150元/天。谢国万说，银行户头里的积蓄“一半是近几年存下来的”。

2009年正月十四，早报记者在团凤村村口第一次见到了谢国万，当时他55岁，穿着一件深色外套，头戴一灰色“前进帽”，与早报记者打招呼时，“嗖”的一下就从老乡的摩托车上跳了下来。

但4年后，谢国万看上去衰老了许多。他佝偻着腰，走路已略显蹒跚，头发也因2012年的一场脓疮脱落大半；岁月的痕迹印在了他的面额，笑起来皱纹紧缩，犹如一个核桃。

22年的打工生涯似乎压垮了他的身体，只有在与人握手时，他的手掌传递出“还有干活的力气”。

谢国万不服老。“我干体力活现在还撑得住。”他抡了抡臂膀说，“你看，我的体格还过得去。”他很在意自己的“秃顶”，逢人就解释，“我的头发不是自然脱的，是去年生过一次病才这样的。”

一双黄胶鞋，一套耐脏的衣裤，谢国万这身行头，显示出他还是个可以随时“上阵干活”的人。谢国万说，已穿了5年的上衣是40元买的，穿了4年的裤子25元买的，脚下的黄胶鞋20元一双，一年至少要换3双，“建筑工地最耗鞋，去年就换了4双。”

不过，谢国万还是承认自己“已经老了”，并注意挑些轻活干。2011年，他就想返回开县务工，但连续两年走访了开县数家建筑工地后，还是发现自己不适合返回家乡。原因只有一个：开县工程队配备的机器设备不全，需要拼真力气的活计太多。

在采访中，村里人提起谢国万就会露出同情的目光，称“59岁了还上工地，不是一般的苦”。但谢国万不以为意，并称，“我还不算最老的，身边的打工者中，与我年龄相仿的不下10人，60岁以上的都有好几个。”

第二天，在团凤村一处40米高的山坡上，记者碰到了扛着锄头的李家定。65岁的李家定去年在深圳的一建筑工地干杂活，月入3000元。他已决定今年继续南下广东“卖苦力”。

一个村的“超龄”务工现象

团凤村共有3086人，50岁以上的农民工有300多人，其中55-60岁的“就有50多人”。该村今年1月的统计显示：1576人在外打工，其中超过年龄参加劳动的有196人。

据开县公安局2013年1月17日的数据，团凤村共有898户，3086人。而团凤村betway体育手机网 的统计显示：18-35岁的有724人，35-60岁的有1157人；在劳动年龄内的人群中，35-59岁是绝对主力，超过了60%。

“村里50岁以上的农民工多，与谢国万相仿的有一大把。”村民廖玉翠说。2月18日，团凤村村主任谢国祥告诉早报记者，团凤村50岁以上的农民工有300多人，其中55—60岁的“就有50多人”。

在团凤村外出打工人员的描述中，打工是个体力活，要抡得起大锤，扛得住钢筋，还要熬得住时间。在陈苏林等村民的记忆里，村里是年轻人外出打工，年长者在家守护着农田与小孩。

然而，20多年过去了，这一“布局”已悄然改变，曾经的壮小伙慢慢变老，外出打工者的平均年龄一直蹿高，而50岁以上的“高龄”农民工人数也在飙升。

4年来，记者目睹了易兴合、扈立坤、唐昌六、李先福等村民由40岁迈入了50俱乐部，也见证了陈立春、陈龙源、向可平等村民由50多岁步入花甲。不变的是，他们依旧像候鸟一样，每年都外出打工。

团凤村一份2013年1月的统计表显示：1576人在外打工；其中，不到年龄参加劳动的有18人，超过年龄参加劳动的有196人。

所谓“超过年龄参加劳动”的分界线是男性60岁，女性55岁。团凤村村委会文书罗建国说，196名“超龄”劳动的，此前基本都在家里务农、养鸡鸭。

早报记者在团凤村随机采访的72人中，就有19名50岁以上的农民工，最小的50岁，最大的已65岁，60岁以上的“超龄”农民工有5人。

谢国万与李家定说，人上了年纪，体力下降是肯定的，这个年纪干体力活，比较容易发生磕碰。那么，老板对“高龄”、“超龄”员工的年纪不忌惮吗？

57岁的陈四九提起这个问题直皱眉头：“唉，我就在烦恼这个事，工头老是说我的年龄大了，跟我说到了60岁就不让我做了。”就在2011年，时年61岁的陈立春在广东直接被劝回了开县。

“当然是在意的了。”谢国万说，老板的唯一目的是赚钱，当然是想招聘那些力气足又肯踏实干活的人；不过，老板选人并不是只看体力，也看人品，“那些干活认真，肯吃苦的人，即使干活慢一点，老板也会喜欢。现在的老板最怕招进那些干几天就跑路的年轻人。”

在团凤村，谢国万、向可平、李井兴等人就因踏实肯干，才获得老板的认可。向可平和谢国万告诉早报记者，工头今年主动邀请他们继续外出打工，并承诺“工资不会比2012年低，也不会比年轻人少”。

不幸的是，也有“超龄”农民工倒在了异乡。2012年，62岁的村民陈昌全在新疆突发脑溢血，医疗费花了好几万元，“花光了打工的所有积蓄”。如今虽已基本康复，但他26年的外出打工生涯也基本宣告结束。

一群人的“退休”养老隐忧

记者采访的19名50岁以上农民工中，有18人称因“经济压力大”才选择外出打工的，他们或没职工养老保险，或无儿女，或子女日子过得紧巴。

为何60岁左右了还要像小年轻一样外出打工？

“不打工，哪来的钱供儿子读大学？”为了供20岁的儿子读大学，63岁的向可平依旧在工地挥洒着血汗。向可平早年丧父，家庭生活贫困，1980年代，50元的提亲费都拿不出来，直到37岁才结婚，婚后育有一对儿女。如今，23岁的女儿已成家，20岁的儿子在湖南株洲读大学。

2010年，向可平就已步入60岁老人行列，每月领取80元养老金。然而，20多年的打工积蓄仍不足以供儿子读完大学，于是“咬咬牙，继续外出打工”。

2012年以前，向可平一直在广东湛江的建筑工地。不过，为了每天多赚30元，2012年2月，他毅然从温暖的广东跑到了东北辽宁，他说“辽宁3月还飞雪，冬天风吹刺骨，刷牙都冻口”。就这样，他用130元/天的苦力钱，赚来了儿子2万元的学费和生活费，还掏8800元为儿子买了电脑。

每当提起儿子，向可平褶皱的面颊就会挂满笑容。他说现在搅拌混凝土的工作还能“撑得住”，等2016年儿子大学本科毕业了，就可以不出去打工了。不过，那时他已66岁了。

团凤村betway体育手机网 数据显示，2012年该村人均年收入达7200元，外工经济所占比例高达80%。早报记者采访的19名50岁以上农民工中，有18人称因“经济压力大”才选择外出打工的，他们或没职工养老保险，或无儿女，或子女日子过得紧巴。

谢国万膝下无儿女，“趁着还能干得动，就多攒点积蓄养老”；李家定说儿子只是保安，女儿闹离婚，“根本指望不上他们”；而50岁的李先福在惆怅，女儿17岁儿子才11岁，“日后需要花钱的地方多了去了”；64岁的陈龙源说，儿女们现在日子都过得紧巴，“我能多干一点是一点”……

但也有一部分是“闲不住的”。

61岁的陈立春育有两子一女，3个儿女都在做皮鞋生意，早已成家置业且生意兴隆，但陈立春却一直坚持在建筑工地卖苦力。他告诉早报记者，呆在家里没事做，闲不住。除了打工，他还和老伴在家里养了一头猪、4只鸡、5只鸭、6只兔子和5只羊。

记者调查发现，19名50岁以上农民工中，只有陈龙源一人单位曾给其缴纳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2013年7月后每月可领700多元的养老金，其余18人除了80元/月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外，只能依靠子女赡养。

一代人的“养老保险”期望

陈龙源所在的公司自2000年起就给他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今年7月可享受700多元/月的养老金。而据多位50岁以上农民介绍，团凤村同龄的村民基本都是打零工等，未能享受到陈龙源的待遇。

在团凤村，50岁以上的农民工似乎都喜欢笑，但笑容的背后更多的却是凄凉。

谢国万与人打招呼时，总是迎着笑脸，问“吃饭了没有”。但与他长聊下去，更多的却是感叹。他后悔第一个老婆跑掉后没有立即再婚，结果耽误了生儿育女的大事，现在只能与比他年长5岁的老伴相依为命。

2月19日，向可平笑着把记者迎进了屋。这是一幢建于1996年的二层砖房，但至今都是“清水房”。采访中，他一直唠叨着人生的两大遗憾：未能赚足钱装修房子；儿子2016年毕业后找工作、结婚的事情都帮不上忙了。

李家定以前是村里的计生干部，2002年“退休”。不过，2009年他在过完62岁大寿后，便南下深圳打工。一般是年轻时外出打工，年老了回村养老，而他却恰恰相反，年轻时在家，62岁了才挤火车外出打工。他现在遗憾未能把儿女们培养得有“一技之长”，没法安心在家养老。

60岁的李井兴今年春节回来7天就吵着要去深圳打工。2012年他在深圳一建筑工地，2500元/月。儿子李运销每月能赚3000元/月，但要抚养3个孩子“生活有些困难”。为此，李井兴4年前（56岁）开始出去打工。

57岁的赖纯丙，因患了虫牙，2012年底牙齿掉得只剩下5颗。今年春节期间，他花了2000元补上了20颗。村民说，如今“他喜欢大声说话和开口大笑，这样可以露出两排小白牙”。

赖纯丙有时看起来像是一个老小孩，穿着小青年酷爱的白色休闲型运动鞋，却穿着板正的西裤，上身套着一件棉袄。赖纯丙头发乌黑还上翘，看似在理发店染过，但他坚称是“自然黑”。

有村民说赖纯丙“人老，心不老”，自10多年前爱人过世后，他就一直想再找个老伴。但他始终没有如愿，他告诉早报记者：挣不了几个钱，别人看不上。

而提起李先林和陈龙源，谢国万等人脸上都写满了羡慕。

陈龙源虽然64岁了还在为生计打工，但他今年7月后就可在家享受700多元/月的养老金了。而55岁的李先林，则教育出来了能赚钱的儿女，今年正式宣布“退休”，住在儿子家看孩子。

陈龙源告诉记者，他10多年来一直在一家中外合资公司打工，月薪虽然不高（最高时2100元/月），但公司自2000年开始给他缴纳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而据谢国万等人所述，同龄的村民基本都是打零工，或跟着小包工头做事，未能享受到缴纳职工养老保险的待遇。

自2010年开始，国家统计局已连续3年发布了我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09-2011年），其中一项数据引人注目：50岁以上的农民工所占比已由2009年的4.2%，飙升到了2011年的14.3%，暴涨了近3倍。然而，2011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仅为4140万人，占比只有16%。

谢国祥告诉记者，农民工丧失劳动力返回家乡后，80元/月的新农保并不能维持日常生活，绝大部分还得靠子女赡养度日。

近年来，已有多名学者撰文指出：在第一代农民工中，传统养老模式仍占主导，“养儿防老”的观念和“以儿养老”的现象仍较为常见。

据开县劳务办主任袁万祥介绍，数据显示农民工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比例只有16%，而平均退保率达到40%。主要原因是：农民工缺乏对养老保险制度的信任、养老保险缴费基数过高、养老保险跨地区转移接续困难、累计缴费15年门槛难以逾越、地方政府不愿增加支出、企业不愿意为农民工缴费等。开县今年或将就此展开监测调查。

“养老保险异地转移执行不力”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说，从目前中国各个社会群体的情况来看，最需要养老保险和其他保险的，就是农民工群体；但总的来说，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比例比较低，因为在这个群体有个特殊的特征，就是高流动性。

郑秉文指出，近年来，国家为农民工养老保险异地转移接续建立了一些规则，但是执行的比例不高。此外，现在还处于手工转接阶段，全国没有一个统一的养老制度平台和网络，不像银行那样便捷。随着第一代农民工陆续到了“退休”的年龄，农民工养老问题已经十分尖锐。

郑秉文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第一步，应该把基本养老保险的资金流管理的统筹层次真正提高到省一级来；第二步，有条件的时候，应该把它提高到全国的水平。

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9月，全国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保险者占农民工总人数的比重，分别仅为17.8%、19.7%、10.4%和28.0%(按全国农民工总数2.5亿人计算)，提升的空间仍然很大。

“农民工社保维权案难获受理”

“农民工维权律师”周立太表示，第一代农民工现在老了，已逐渐丧失劳动能力，却基本处于“没人要、没人管”的窘境，权益得不到保障。

以前重庆主要强调外出农民工给重庆带回来了多少钱，做出了哪些贡献。近年来，重庆市开始重视农民工在外的权益。前几年重庆市委研究室成立了一个专题处，其中一个研究课题就是外出农民工的权益和维权状况。周立太说，专题处的一名负责人曾找过他了解过相关情况。后来，课题组专门派人到珠三角、长三角农民工输入地进行调研，得出的结论是重庆农民工在外权益令人遗憾。

周立太告诉记者，农民工在社保问题上维权艰难，他与同行代理的农民工社保维权案，多年来均得不到法院的受理。“有人认为中国的社保不仅仅是个法律问题，而是多年来各地政府没有重视社保，如果把这个矛盾转嫁到法院受理的话，法院无法承受这个压力。”周立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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