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某私人会所的保安表示,三个人在这一顿吃五十万是很正常的事。“越偏的地方,价钱越高,领导越愿意去。领导的司机每月往私人会所拉客拿提成就能拿五六万元,私人会所的保安每月都能拿两三瓶茅台,一桌客人喝了两瓶茅台,报账时就报一箱,反正又没人查账。”三个人一顿饭吃掉50万是个什么概念?可以建一个希望小学,可以资助数百上千名失学儿童,也是中国上百个农民一年的纯收入!由此可见,当今中国财政预算开支的无序和混乱,也充分暴露了公款挥霍者的贪婪和奢靡!
日前,《经济参考报》刊发的《畸形消费之惑》报道了社会上存在的畸形消费、奢侈浪费现象,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央视也曾暗访京城私密会所的公款吃喝,即使两会期间仍然接待了不少司局级官员,而且动辄人均数千甚至上万的标准,如此畸形的公款吃喝,几乎超出国人对吃喝的认知和想象。
畸形消费催生了畸形产业链,很多高档餐饮企业躺在畸形消费的温床上享受超高利润,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这张“温床”开始降温,相关企业已感受到寒意,但公款吃喝的歪风仅仅凭一个“八项规定”就能刹住的话,未免太过乐观了。如果中央政府乃至各级政府不从财政支出上查漏洞抓贪腐,打着吃喝幌子敛财的现象仍然会继续恶化下去,靠公款大吃大喝支撑的畸形繁荣还将保持中国的消费特色。
在经历了一小段时间的降温之后,公款吃喝又开始蠢蠢欲动,比如改换到农家院、食堂、内部餐厅、私人会所等,比如把大单账目分开拆解,比如把车牌有组织化地遮挡起来,比如用矿泉水瓶子装茅台、用二锅头瓶子装五粮液等等。并且,这样的回潮似乎并非偶然或个例,大有大面积、大范围铺天盖地卷土重来之势。《经济参考报》和央视记者的调查也证实,畸形消费正在上演“变身术”,即以一种更加隐蔽的形式存在。
“鱼翅是我们的特色,现在卖的也挺好,我们这边是会员制,安全没问题,您要是有顾忌我们可以把位子安排在里面。”北京美锦谭馔鱼翅酒家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据媒体报道,某国企食堂宴请官员,把茅台装在矿泉水瓶子里。据记者betway体育手机网 了解的情况,像吃鱼翅这样的畸形消费的情况仍然存在,并且开始向私人会所转移。
“在中央推行节约新政,奢侈消费仍然大量存在,只是转换了战场,不敢随便在公共场合吃了。”一位知情人士表示,北京某官员原来每天的流水花销是6万元左右,可自中央“八项规定”实施以来,也没见减少多少。
“我们的口号是精英、私密、尊贵,人均消费6000元左右,以粤菜、蒙菜为主,鲍鱼、鱼翅都在做,茅台酒2800元一瓶,绝对能保证安全。”伊水源会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据记者了解,私人会所一般很隐蔽,外面看着很不起眼,但是里面装修奢华,这些会所不对外开放,只接受会员或熟人介绍。北京某私人会所的保安表示,三个人在这一顿吃五十万是很正常的事。“越偏的地方,价钱越高,领导越愿意去。领导的司机每月往私人会所拉客拿提成就能拿五六万元,私人会所的保安每月都能拿两三瓶茅台,一桌客人喝了两瓶茅台,报账时就报一箱,反正又没人查账。”
“万寿路附近有一家私人会所,以收藏为主题,只接受会员或熟人介绍,厨师是从钓鱼台国宾馆退休的,菜品方面,像千岛湖的鱼头早上打捞上来,晚上就运到北京,绝对保证新鲜,所以价格也会很贵。”经常出入私人会所的王女士表示,该会所主要是靠会费来盈利,餐饮只是副业,中央新政出台后,大家不敢在外面吃了,都转移到会所里面,会所现在把副业当成主业来做了。
鱼翅、海参、燕窝是公款挥霍消费的主要品种,在私人会所和高档饭店标价都是上千元,但三个人一顿吃掉五十万吃的都是些什么?即使是满桌满盘的山珍海味,按说也吃不了这么多钱,很有可能是通过吃喝把钱洗进了个人腰包,以吃喝之名行贪腐之道。
北京大学教授、全国人大特约研究员王锡锌在近日的微博中透露:目前我国公款吃喝、出国、公车开支的费用,一年高达19000亿元。而杨锦麟在《新闻天天看》第十期中引述了更加令人惊诧的数字,2012年我国三公消费高达3.9万亿!其中大吃大喝占了多少?恐怕只有天知道!我们看到,围绕着各级党政机关众多的高档餐饮娱乐设施,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三公消费的畸形现状。2010年至2012年,中国的餐饮收入连续突破两万亿的大关,即使是今年第一季度,仍然高达5800多亿!其中公款吃喝保守估计至少占了六成以上。
这些冷冰冰的数字让外界或多或少知道了一点“三公消费”的秘密,也明白了财政收入屡创新高中央预算仍然吃紧的道理。每年究竟有多少财政支出被“三公消费”所吞噬?现在公布的数字不过是冰山一角,真实的数据恐怕没有人能回答,抑或是不敢回答。
公款吃喝长期以来屡禁不止,早已成为上下公认的“顽症”,尽管社会上一片鞭挞之声,相关部门也频频出台一些措施。然而,各种名义的公款吃喝仍然愈演愈烈。公款吃喝不仅仅是面子排场问题,公款吃喝的背后,实际上存在着公开的腐败,各种公款吃喝一般都能顺利通过财务部门、审计部门的审核与监督,这些庞大的黑色账目最终都变相纳入了各级财政的预算以及各级政府的主要开支。
公款吃喝在当下中国的现实官场语境中,属于“小恶”,其上还有动辄贪污数亿、数十亿“大恶”,无论是执法监督者,还是被执法监督者,对于“小恶”都不以为然,甚至颇多宽容。这也就造成了大吃大喝的公开化普遍化以及必然化。因为官员们很清楚,大吃大喝对个人升迁政绩几乎不受任何影响,反而还相当安全。
公款吃喝还有一个法不责众的原因。几乎所有官员都对公款吃喝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中央政策是中央的事,下面该怎么吃喝还是怎么吃喝,该怎么奢靡还是怎么奢靡。全国各地皆是如此,几个人、几十个人响应中央号召有什么意义?中央政策能约束管制上千万张官员的嘴巴?
刚刚卸任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去年在他的实名微博中称:“几百个文件管不住大吃大喝,真是治国之败笔。我主张除外事招待审批费用外,其它吃喝一分钱也不许报销,正好解决了假发票。岗位公务费给补贴,招待自己花钱。”
中央“八项规定”能否遏制官员舌尖上的腐败,现在看来并不值得乐观。解决屡禁不止的公款吃喝问题,必须对现有的官僚机构现有的财政体系进行彻底改革,让任何吃喝费用或变相吃喝费用不能轻易纳入各级财政预算开支,对于公款吃喝的官员一律按贪腐论处,并从制度上监督约束钱袋子权袋子,只有如此才可能刹住公款吃喝的歪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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