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侵袭人类，从古至今，都有发生。从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便有“疾疫”、“疾年”等文字记录。两汉时期是古代对瘟疫记录最多的时期，东汉时期暴发的“毒言”是汉代在热带地区流行的通过唾液传播的一种皮肤性传染病。东汉的王充在《论衡言毒》中对该瘟有载：“太阳之地，人民急促，促急之人口舌为毒。”同代的《睡虎地秦墓竹简》还有关于防治“毒言”的立法，清晰记录有对“毒言”者，知情者应主动断绝与其接触，不与患者一起饮食，或者不用同一器皿。这是已知我国最早的关于防治瘟疫法律行文及预防常识。面对瘟疫的发生，东汉的“医圣”张仲景，在其所著《金匮要略·禽兽鱼虫禁忌并治第二十四》亦有所记：“肉中有如朱点者，不可食之。六畜自死，皆疫死，则有毒，不可食之……”
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夏，“郡国大旱，蝗”，当时疫情严重，患者多，平帝下诏：“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西汉政府腾出一些住宅作为隔离区，集中对病人进行治疗，切断瘟疫的传染源，以防止疫病扩散，在古代治疗手段落后的情况上，是一种有效的措施。其实，瘟疫隔离在秦朝已经被纳入法制轨道，汉代继承充分发挥了这一抗疫措施。
瘟疫流行时，汉代的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员也采用医药治疗来抵抗疫情。比如，东汉马援出征交趾时，军中出现瘴疫，军医发现薏苡仁能在一定程度预防瘴气，令将士食用等。汉代政府在疫情出现时，还派太医到地方为民众诊病，将医药分给疫病的百姓。如建宁四年（171）三月大疫，命中谒者巡行致医药。建武十四年大疫，太守钟离意亲自接济医药：“所部多蒙全济。”古人还充分发挥水井这当时重要饮用水源的作用，给井加栏，上盖，必要时直接将药物投入井中，供大家饮用，用于治疗和预防瘟疫的传播。
严重的瘟疫发生时，在古代会致大量人口死亡，如果不及时安葬死者，就会加剧疫病的传播。平帝元始二年便由政府出钱给在疫病中死亡的人安葬费，及时安葬死者，一方面减少疫情传播，也能安慰活着的人，帮助其摆脱困境。随着古人对抗瘟疫的经验不断积累，古人对瘟疫的预防也日渐科学。如晋人葛洪在《肘后备急方·治瘴气疫》载：“一家合药，则一里无病，凡所以得霍乱者，多起饮食。”这就很直接地告诉人们要重视生活环境和饮食卫生。从古流传下来的腊月大除尘，端午饮雄黄酒，挂艾叶等习俗主要就是为了杀菌抑菌。
到了唐、明朝时期，其抗疫都有亮点。如唐文宗李昂“有一门尽殁者官给凶具随事瘗藏”，集体掩埋，减少公共扩散，预防传染病的再暴发。明嘉靖年间创制“济疫小饮子”，给民间赐药的同时，还有“颁方”等手段。用医治疫做得最好的宋代，还产生了著名的中医典籍《圣惠方》、《集验方》等，其上面所载方子，有一些至今还被现代中医所使用。
当然，纵观古代的抗疫，受科学技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国家财力等因素制约，其抗疫救灾的成效是有限的。疫情在古代还滋生出许多的求神弥灾等祈祷仪式，旧有巫祝信仰发展等。面对瘟疫，不管古代还是现代，人类为控制、降低、减少瘟疫流行都积极地做着各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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