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们见不得人的发家史

回到家乡，老桂从我（县城的）家门前走过。父亲说，他已从县人大副主任的位置退了下来，如今成了300多亩土地的庄园主。其实，他在位时，就在老家租好了这300多亩山地。租金毫无疑问是低廉的，合同虽然写着50年，谁知道50年后是个啥样儿？

他雇了些人，把这300亩山地全种上了茶树。于是他常开车来到茶园，在茶园中走走，感受庄园主的乐趣。如今茶树早已结籽了，他购买了榨油机。茶籽油称为油王，每斤价50元，那榨出来的似乎不是油，而是白花花的银子。

老桂的父亲土改前穷得要饭，过着流浪、挨饿受冻的生活。土改时，他的父亲带头打土豪分田地。由此，他不但分到了田地，房屋，还当上了革命干部，后来又当上了人民公社革委会主任，再后来当上了县委书记。老桂是“官二代”，如今这个“官二代”也退休了，却当上了庄园主。

我去过一个庄园，从国道上一直的水泥路通到庄园，村民告诉我，这水泥路是县里帮修的。庄园好大，有几十亩地，种了果树，挖了鱼池，建了别墅。当地的一些官员双休日常来这里钓k鱼，然后陪庄园主聊聊天。那些来的官员都称庄园主“老爷子”，听当地人说，老爷子是一位老革命，土改时带领穷苦大众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那时他虽然年轻，但很威武，背着驳壳枪，经他的手不知枪毙了多少地主。

土改时，我的村庄是个60户的小村庄，但却有6户被打成地主、3户为富农成份。听村里参加土改的农会干部说，当时按指标每10户打一户地主，也就是矮子里拔高个，排排队，村里最高的那6家就被打成地主。他们的田地、房屋被穷人瓜分，还被赶出去住茅房。从此这6家人厄运来临，财产没收了，人归在另类，是批斗的对象，挨跪、戴高帽子游村，最累、最苦、最重的农活就是这些地主分子去干。如春耕，天气寒冷，下着雨雪，这些地主分子赤着脚去劳动，更残酷的是他们的子女受到歧视，不能参军、招工、上大学，儿子找不到对像做老婆，姑娘漂亮能干，嫁不到好男人。

“改革开放”后，地主虽然摘帽了，孩子能考大学了，但他们始终不能与土改干部的后代在同一起跑线上，因为那些土改干部家族仍然在各个地方主政，把握着权力，占有着公共资源。他们有的不但地位显赫，而且还是当地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当今查出来的贪官动不动是千万元，亿元，如果把这些贪官的家史公布出来，又有多少是土改干部家庭？

如今这些靠打土豪发家的人比当年土豪更牛，当年那些被打的土豪，其财产与他们相比，只能是小巫见大巫。虽然他们担心和惧怕第二次打土豪，因为他们深深懂得这种打土豪的残酷和不人道，甚至是血淋淋的，所以，有的早早地卷着钱财离开了这块土地，去了不会产生土改这样荒唐，且“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国家；有的是让老婆和孩子走，自己却没走，是贪恋手中的权力。因为这种权力还可以继续攫取财富。虽然他们十分惧怕打土豪，但他们又不愿改变当前的现状，因为一旦改变，有了好的制度，权力就被关进了笼子，他们就不能再攫取最大的财富。

这些土改干部的子孙，仍然在继承前辈的意志，利用土改的“看家本领”看管中国，他们希望和他的爷辈父辈那样，枪毙一个人，不需要法律，只需要他一句话。土改之后，有段时间是民主的，把权力关进了笼子里，但好景不长，一贯叫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土改干部们很快就适应不了，于是他们希望斗争。可地主土豪、反动派该杀的都杀掉了，该坐牢的都坐牢了，如今斗争谁呢？于是就来了右派，来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卖国贼、工贼等等，有了这些名头，就有了斗争，结果国家主席也是卖国贼，被斗争死了，元帅也是叛徒，也被斗争死了。文革应是土改的翻版，那些造反派的头头根正苗红，许多就是土改干部的子孙，他们一声令下，可以抄你的家，把你全家赶出去，让你们餐风宿露；可以拉你去批斗，挂大牌子游街；可以把你吊起来打，可以给你一个罪名，送你去坐牢，甚至判死刑。有资料载“文革”期间,有地方活埋“地富反坏右”家庭成员，残酷得连小孩子也不能幸免。在我家乡，一位土改干部当上革委会主任后，为了长期霸占别人的老婆，给对方一个贩卖黄金的罪名，送进大牢。所以说，要彻底地否定文革，反思土改，要不然政治改革就不会总是受阻。所以说，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谁也不能保证第二次打土豪和文革不会卷土重来。

有意思的是凤凰卫视节目主持人、著名评论员邱震海在 5月17日发了一条微博：“未来几个月，中国将出现一股新的、更大规模的移民潮。不要问我为什么。”截止5月20日17点转载1.2万多次。看了这条邱震海的微博，我没有考虑“为什么”，而是重新找到余华的《活着》来再仔细阅读。

重读《活着》，再次被震撼。中国过去六十年所发生的一切灾难却一一发生在福贵和他的家庭身上。斗争与生存的故事给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残忍。尤其是《活着》中土改的故事。福贵家有100多亩田地，还宽敞的大房子，在当地应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地主，因为他嗜赌，输了家里所有的财产，而赌赢的龙二，就成了福贵所有财产的主人。福贵租种了龙二的5亩地，成了佃户。可龙二只享了四年福，土改就来了，他却被枪毙了。龙二临死前对福贵说：“我是替你死的。”

其实，大多地主并不是如龙二这样不劳而获得来的财产，而是像福贵的祖辈那样，先养只鸡，再养头羊，然后再养头牛……省吃俭用，勤劳努力而发家的。他们并没有作恶多端，而最后财产被掠夺了，还被枪毙。四川的刘文采，根本就不是课本中那十恶不赦的刘文采，而是一个心地善良、慈善的大财主。为了斗争的需要，地主被丑化了。使不了解历史的人对地主产生误解。当然，也不排除一些为富不仁的乡绅地主为害乡里。其实地主与佃户的关系，是供应关系佃户为地主提供粮食和财物，地主为佃户提供保护。就像西方古代大封建主与小封建主之间的关系是共存的。地主世居或长居在某一地比较注重口碑和邻里的评价，大多数地主修桥铺路、建设私塾学堂。他们就像现在的民营和明星企业家一样反哺乡里造福一方。

福贵在几次死亡线上逃生，他认为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可福始终离他那么遥远，灾难却是接踵而至。他读小学的儿子死在为县长夫人生孩子献血上，是活活被抽死的，因为县长夫人的命比这穷苦孩子的命金贵。而那位县长春生，也是一位带领穷苦人打土豪的土改干部。

余华《活着》中的土改故事，虽然是小说，但却是现实写照。福贵曾经是地主，但他后来不管如何努力拚搏，也成不了地主和富豪，不像他的祖辈那样：羊可以变成牛，而他只能把羊变成鸡。土地是集体的，归国家所以，所以土地赋予农民的是低廉的。也正因为如此，房子低廉得不能贷款，而政府与开发商征地之后，土地一夜间就成了寸土寸金了，征地拆迁是他们的另一种土改。

所以，当今成地主和富豪大多是“春生”的后代们。他们不需要太多的努力和拚搏，因为“土改”给他们留下了“龙生龙，凤生凤”的“遗传基因”：权力世袭，财富遗传，以及土地中攫取的暴利横财。

摩西带着以色列人一起到达“流着奶和蜜”的地方；而土改干部则利用了自己带领的那群人，自己先富了，并到达“有奶油和美元”的地方，而把他们留在那仍然荒凉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