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高又是极卑之人 毛的三次突然袭击(图)
【看中国2013年08月15日讯】作家苏晓康新著《屠龙年代》是一部八十年代个人回忆录，那是作者以报告文学享誉中国的激情年代。本文摘要介绍他写作《乌托邦祭》的背景。
二十世纪的中国，还有哪个事件，比饿死了几千万人的一次大饥荒更具有“历史意义”？饿死的人数，在五十年里是一个谜，成为颇具象征性意义的一个当代中国迷思。在不搞清这个数字之前，那些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成败、中共制度建设的意义、毛泽东功罪等等大问题的讨论研究（包括西方学院里的汉学家），还有什么事实基础可言？
“人相食，你我要上史书的”
假如我们抹去纳粹集中营杀死六百万犹太人这个数字，那么二十世纪的历史基准线会不会坍塌？而人类的精神和思想还有何种新的积累？连刘少奇当年都曾警告毛泽东：“人相食，你我要上史书的。”
刘少奇说的“史书”，该怎么写？他的“子弟们”是决计不会去写的。但不论怎么写，“庐山会议”都是一个逻辑的起点。近年来多有论说，指热昏的“大跃进”，乃是被五九年夏天的“庐山会议”推向最后的疯狂。
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三日至四月十五日，我去南昌为《百花洲》杂志撰写反映中共中央庐山会议（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一日）内幕的长篇报告文学《乌托邦祭》，与江西作者罗时叙、陈政二人合作，经约五十天完稿二十六万字。 “庐山”这个起点，或者也可视为佛教说的“业”（karma），操控了后来的历史。今人亦多论及，“庐山会议”也孕育了“文革”。一九六二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高层因“大跃进”失败、大饥荒和毛的责任问题而生分歧，毛泽东则不动声色下决心夺回领导权。他不惜摒弃“常规化”，发动“暴民运动”式的内战，摧毁他自己缔造的制度，将国家推向崩溃。
到此，从逻辑的起点，只走了一半。邓小平对“文革”痛定思痛，也要弥补毛泽东造成的“合法性”缺失，才启动了八○年代“改革”。然而仅仅十年，党内再次分裂，迸发社会震荡和学潮，邓小平竟调动野战军进首都，以坦克、机枪镇压赤手空拳的平民和学生。他的这个决策，事先经所谓“八老”的批准──他们都有“文革后遗症”，曾被毛泽东剥夺权力的恐惧酿成杀心。这是一条从“庐山会议”，经过“文革”而一再发作的因果链，亦即“孽业”。
邓小平很清楚镇压的后果，即这个党再也没有“合法性”。连毛泽东都说过“镇压学生没有好下场”；他未能补救于毛，竟干得比毛还“无可挽救”。他剩下的只有一条补救之道：把经济搞上去，让老百姓忘掉“六四”。于是那条因果链又开始一次新的循环：共产党要搭上子孙万代的生存资源，来搞“掠夺型”经济发展。结果，不出二十年，江河断流、湖泊枯竭、草原沙化、森林消失、空气污染、雾霾笼罩、全国三分之二城市被垃圾包围、有毒食品失控⋯⋯，连毛派都惊呼“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庐山“操娘”（彭德怀在庐山政治局常委会上质疑毛泽东：在延安你操了我四十天娘，我操你二十天的娘不行？）──天下大饥──全面内战──洞开国门──京师屠杀──世界大工厂。
好一部当代中国简史。
“大跃进”是暴力打出来的
毛泽东“军事工业化”的强烈反对者，竟然是他的国防部长彭德怀。而在文革击败所有对手后，剩下的最后对手竟然是他指定的接班人──副统帅林彪。彭、林都是他在长征中的嫡系：前者是三军团长；后者是一军团长。这个迷思不难解释，即中共始终都是一个武装军事集团，其内部发言权倚重身负战功的武将，而文官──尤其是白区地下党系统──仅能叨陪末座。
五九年的彭大将军，正踌躇满志，或许是他敢于挑战毛的唯一心理因素。再拉开一点距离放大视野来看，彭德怀指挥“抗美援朝”跟“美帝”打个平手；此后在五○年代里，他还指挥过另两场并不光彩的战争：五八年八月“炮击金门”，三波炮击共发弹三万，后人研究，将此役与“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并列为“毛泽东狂热表现”，此其一；其二，便是五九年开始的“西藏平叛”，在国际社会被指“占领西藏”。彭德怀在庐山写给毛的信中，甚至出现这么一句：“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轰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这并非仅仅是得意，而是显示彭在政治上很强势。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先已摆平陈云、周恩来、刘少奇的消极抵制；刘少奇五九年四月当上国家主席，至庐山不过两个月，自然紧跟毛。至此，党内已无对手，任毛一人胡搞。彭德怀突然跟他过不去，很突然，有点解释不通，尽管毛已生狐疑；唯有星点史料留下来，如彭回故乡乌石，接一红军老兵的纸条“请为人民鼓与呼？” ，简直就是小说情节。欲令铁血心肠之彭大将军动恻隐之心，应是民间情势已极为惨烈。
惨烈到何种程度？ 《乌托邦祭》开篇就用了二十九页描写“全国处于一片热昏的海洋之中”。粮食卫星放到河北徐水小麦亩产十二万斤，钢铁卫星放到日产五万八千二百二十吨，“卫星猪”放到一天长膘十九斤⋯⋯好像中国农民上千年的直观理性，一夜之间都消失了！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超常的环境氛围，会制造这样的奇效？过去人们都喜欢用观念性的因素来解释，比如超越常识的理想追求（乌托邦），却忽视了一个最简单的因素：暴力。此处仅举一例：河南发生“信阳事件”后，王任重受命去处理，他说：“西平县因为七千三百二十斤小麦卫星，受打击的有一万多人，打跑七千人，打死三百多人，这是多么残酷的事情！”其实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之前就知道下面的横暴遍地，对他去视察过的徐水批示道：“不要捆人、打人、骂人、辩人、罚苦工。徐水不止一个⋯⋯”他太懂得中国农民了，心知肚明这幅热昏和迷乱是如何“打”出来的。五九年信阳即有谚云：
干部好似阎王爷，大队好似阎王殿；
只见活人去，不见活人还！
建在数千万农民尸骨上的现代化
那段恐怖历史的真相，至今大部份还躺在中国未解密的档案里。荷兰历史学者冯客（Frank Dikoetter）2011年出版《毛泽东的大饥荒》，用一些特殊角度研究那场浩劫，如“弱势群体”、“疾病”、“集中营”等，其中也包括了“暴力” 。他特别指出，“暴力成了经常的统治工具。它不再是偶一为之、小惩大诫，而是全面性地、习以为常地向大部分村民实施的手段──用来对付怠工者、干扰者和反抗者⋯⋯”他说大量证据显示，大饥荒期间死去的人，至少有百分之六到八是被干部或民兵直接杀死，或者重伤后感染而死；从死亡四千五百万人这个数字去推算，其中至少二百五十万人是被打死或折磨死的。他也注意到，党的基层干部是暴力的实施者，“总体说来，全国可能有一半之多的干部经常拳打或者棒打他们本应为之服务的百姓。”他列举的种种折磨酷刑，令人不忍卒读。
在传统中国社会，除非王朝末日、盗贼蜂起，不会出现恶人“鱼肉乡里”如此普遍、非人的境况；“毛泽东时代”之所以可能，正是黄仁宇所诠释的“毛泽东及中共因土改而造成一种新的底层机构”，其最大特征是党组织深入到县以下，铸成一个“全能主义”社会，基层干部便是“土皇帝”，平日里说一不二，运动一来更成豺狼。这套殴斗折磨、构陷炼狱的运动模式，其源头正是毛泽东早年提倡力行的湖南农民暴动中的“痞子运动”，与苏区残酷的肃反运动相结合，在六○年代的文革中达到高潮。
很反讽的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代表城乡商绅阶层的国民党，终于不敌自称代表“无产阶级”的共产党；而后者夺得政权，转脸便穷凶极恶地剥夺、压榨那个曾经为它打天下出丁壮供粮饷的农民阶层，不惜再从他们嘴里夺粮，以支付五○年代“工业化”的费用。一个建筑在数千万农民尸骨之上的现代化。
刘少奇的“骨灰寄存证”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对彭德怀采突然袭击，导致“大跃进”走向最后的疯狂。六年之后对刘少奇也“突然袭击”，发动文化大革命。据刘少奇之子刘源透露：“一九六四年末，毛又当着其他领导人的面，训斥刘少奇：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一九八七年《河殇》拍外景之际，我向夏骏建议去开封，因为这座古城比“悬河”河床还低九米。另有一个原因，是刘少奇死在开封。一九六九年岁尾，从开封一家戒备森严的旧银行抬出一具尸体，称“一个烈性传染病患者”，运往东郊火葬场火化了。此人即前国家主席。我跟夏骏说，假如我们能找到那个旧银行，在刘少奇罹难处拍几个镜头，这部片子就“无以替代”了，我们也可以真实体验一下什么叫“专制主义”。一九八九年底，我在〈龙年的悲怆〉中对此作了详细的回顾：
“刘少奇被囚禁的房间，在西房的左手里。迎门挂着他的遗像。屋内还保存着当年的旧物：一个写字台和一张单人床，床上的枕头据说是他从北京随身带来的。据说他的白发有一尺长，嘴和鼻子已经变形，下颏一片淤血⋯⋯”
我们也找到了刘少奇的“骨灰寄存证”。骨灰编号：一二三；申请寄存人姓名：刘源；现住址：××××部队；与亡人关系：父子；死亡人姓名：刘卫黄；年龄：七十一；性别：男；职业：无业；死因：病死。
死在开封、以假名“刘卫黄”被火化的刘少奇，加上同样死于囚禁中的、也以假名“王川”被火化的彭德怀（一九七四），再加上死于半软禁中的、同样只能用假名“张普”安葬的张闻天（一九七六），这一切都说明了中国政治曾黑暗到什么程度；一旦政治失去透明度，政治舞台上的人物竟然会落到以自己的姓名去死的权利都被剥夺⋯⋯
后来发生的一切，却证明刘少奇承受的这场苦难，是彻底枉然了。缘于中共不肯“非毛化”，刘少奇遗孀王光美，二○○四年居然亲自摆“宽容宴”，跟毛泽东后人“一笑泯恩仇”──为了换取儿子刘源的仕途，她竟然借助“人情”伎俩，去配合中央继续“宠毛”的既定方针；几年后刘源又亲自授衔晋升毛的孙子毛新宇为少将。他们母子做的都不是“私人行为”，而是具有社会示范效应的重大政治举动。
光棍窃得神器则天下涂炭
毛泽东第三次“突然袭击”的对象是林彪。林彪不是彭德怀，不肯束手就擒，不过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却是一个异数。当年二十六岁的这个“太子党”，一九七一年拟了一份刺毛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以今日眼光去看，堪称中共党内“非毛化”的顶峰；拿今日那些富可敌国、依旧荫蔽于“毛红利”之下的太子党们来跟他相比，真可谓跳蚤比龙种。
林立果曾有炮击毛的专列、直升机撞击天安门等刺杀计划。显然他还太嫩了点，未得乃父之真传，大概他的母亲也惯坏了他（如为他“选美”），除了毛躁，还神往电影里看来的“江田岛精神”（日本海军学校），于是刺杀未遂，只得落荒而逃。 “温都尔汗”，这个蒙古荒漠里的怪诞地名，竟成为中国人惊醒于一场大梦的先声。
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从杨昌济学德国哲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曾在书上做了一万两千多字的批语，其中有莫名而癫狂的一句，近来常被人引用：
“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
这原不过是毛泽东怀才不遇的一句牢骚，意即吾乃上乘之才，不幸生得卑下；跟相隔不远的清末广西僻壤那位洪秀全，如出一辙。但我在这里引它来做一新解：新中国最高权力者，却是一个最卑劣者。此意即为光棍式人物窃得神器，则天下涂炭。 “高”“卑”二字皆涵盖也。
注：苏晓康《屠龙年代──中原沦丧与“河殇”前传》，台北INK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社，二○一三年七月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