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的言论在打中共的嘴

【betway必威体育官网 2013年11月04日讯】21．争取民主自由，反对专制独裁

今天的中国人很难想像，争取民主自由，反对独裁专制，曾经是中共在抗战和其后的内战时期一直高喊的政治口号。翻阅当年的《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以及中共领导人在各种公开场合的讲话，这方面的言论可谓连篇累牍，随处可见，颇让读者为之激动，甚至热血沸腾。

要争民主当然得首先强调民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1946年5月4日，《解放日报》为庆祝“五四”发表了社论《民主和自由新论》，该文以充满激情的笔调对民主进行了讴歌：“民主，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新生，才能使青年获得肉体与精神的解放。没有民主，便不能存在和发展为人民服务的科学。没有民主，便不能有人民的自由思想，而没有民主与科学，中国便绝对不可能由落后变为先进，绝对不可能由贫弱变为富强。”类似这般充满激情的精彩言论，在当年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上可以说是随处可见、不胜枚举。

1945年2月12日的《新华日报》在回答一位名叫吴中民的读者的提问时曾这样说过：“现在中国最迫切的问题，是实行民主；有了民主，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没有民主，便一切都是粉饰的花样而已。”(见《新华日报》1945年2月12日《答读者问》)

1945年7月2日《解放日报》的一篇文章调子更高：

“民主能发挥无穷的伟力，唯有实行民主，事情才能办好。”

“实践证明了一切，谁还能丝毫怀疑吗？

一切力量来自人民!

一切光荣归于民主!”

为了鼓吹民主，中共党魁甚至亲自披挂上阵、摇旗呐喊。毛泽东就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中国的缺点就是缺乏民主，国民政府应全面实行民主，只有实行民主才能建设好中国。

1944年6月12日他在答中外记者团时说，“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中国缺乏民主，是在座诸位所深知的。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为了打倒共同敌人以及为了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及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际关系，我们所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全世界都在抗战中，欧洲已进入决战阶段，远东决战亦快要到来了，但是中国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需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够有力量，这是苏联、美国、英国的经验都证明了的，中国几十年以来以及抗战七年以来的经验，也证明这一点。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毫无疑问，无论什么都需要统一、都必须统一。但是，这个统一，应该建筑在民主基础上。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统一在军事上尤为需要，但是军事的统一，亦应建筑在民主基础上，在军官与士兵之间、军队与人民之间，各部份军队互相之间，如果没有一种民主生活、民主关系，这种军队是不能统一作战的。经济民主，就是经济制度要不是妨碍广大人民的生产、交换与消费的发展，而是促进其发展的。文化民主，例如教育、学术思想、报纸与艺术等，也只有民主才能促进其发展。党务民主，就是在政党的内部关系上与各党的相互关系上，都应该是一种民主的关系。在国际关系上，各国都应该是民主的国家，并发生民主的相互关系，我们希望外国及外国朋友以民主态度对待我们，我们也应该以民主态度对待外国及外国朋友。我重复说一句，我们很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统一。国内如此，新的国际联盟亦将是如此。只有民主的统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设新中国与新世界。（见《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1945年7月，毛泽东在与访问延安的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谈话时，还从如何防止“政怠宦成”与“人亡政息”的角度强调了民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黄炎培回忆说，“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我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期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致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选自黄炎培着《延安归来》第二篇“延安五日记”）

其实，马克思主义历来强调的都是阶级斗争，而不是什么抽像的民主，更不会赞同西方“民主第一”的观点。可是，当年为了鼓吹民主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中共甚至置老祖宗的理论于不顾，对西方“民主第一”的观点也公开大唱赞歌，以至咋一看上去，这么热中民主的共产党倒像是西方的社会民主党了。

翻开1943年9月15日的《新华日报》，赫然可见刊登在显著位置的社论《民主第一》。文中说，“美副总统华莱士九月十一日在芝加哥建立和平委员会发表演说，曾强调“民主第一”的口号。他认为不仅在政治上需要民主，而且在经济上也需要民主；不仅在一个国家内需要民主，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也需要民主。他说：“民主第一的口号，表示全世界在经济与政治两方面，都应获得自由”。“能巧妙遵循这样的民主第一的口号，并予以有力实施，则必能获得和平。”这见解是十分正确的。在法西斯侵略阵线秋风落叶般日趋崩溃之途的今天，为了实现和平繁荣的世界，不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覆辙，强调这种“民主第一”的口号，实在是必要的。”“然而仅仅强调这一正确口号还不够，必须在事实上实现这口号。”

别看共产党后来把美国民主骂得一钱不值，当年对它可是赞扬备至、推崇有加。7月4日是美国的国庆日。1944年7月4日这一天，《新华日报》专门发表了社论《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以示祝贺，文章结尾处甚至高呼口号：“七月四日万岁!民主的美国万岁!”1945年7月4日，为庆祝美国独立纪念日，《新华日报》发表了社论《象征民主自由的日子》，文中激情洋溢地写道，“年青的民主的美国，曾经产生过华盛顿、杰弗逊、林肯、威尔逊，也产生在这一次世界大战中领导反法西斯战争的民主领袖罗斯福。这些伟大的公民们有一个传统的特点，就是民主，就是为多数的人民争取自由和民主。”

1944年7月，毛泽东在与中印缅战区司令官兼蒋介石参谋长史迪威将军的政治顾问谢伟思等人谈话时还盛情说过，“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国官员谈论民主。总之，中国人尊重你们美国人民主的理想。”（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编《党史通讯》1983年第20～21期）

当年，共产党的舆论宣传还经常提醒人们，实行民主在当时的中国不仅大有必要，而且刻不容缓。

《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的社论《民主政治问题》说：“目前再来公然反对民主政治，似乎是不可能了。目前再来企图根本否认民主政治对于抗战的重要，似乎是不可能了。于是反民主政治论者就来一套新的法宝。他们说，民主政治是好的，但是我们的国民不好，不能实行。……他们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他们好像忘记了中国今天是处在艰苦的抗战中，忘记了中国今天来实现民主政治，不仅是历史发展普通的一般的要求，而且是抗战特殊的迫不容缓的要求。”

正因为实行民主不仅重要，而且刻不容缓，所以共产党当年还义正词严地警告它眼中反对民主的人说：“万里长城和海洋都阻止不了世界潮流，今天已经是人民的世纪、民主的时代了，一个国家不能孤立在民主的大潮流之外，于是中国必须而且必然要实现民主了。”（《新华日报》1945年7月3日《争民主是全国人民的事情》）“民主已经成了世界的潮流，谁要反抗这潮流，谁就要遭受灭顶之祸……”（1943年9月15日《新华日报》社论《民主第一》）“民主的潮流正在汹涌，现在是民权的时代，人民应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身体的自由是真理，实现民主政治是真理，真理是要胜利的，所以高举民主的大旗奋斗着的世界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胜利的。”（《新华日报》1944年3月30日《论英美的民主精神》）

二

鼓吹民主自由时是那么的慷慨激昂，争取民主自由时是那么的义正词严，谴责专制独裁时又是那么的义愤填膺……

共产党当年在抗战民主运动中这一幕幕的出彩表现，不但给许多善良天真的人留下了热爱民主自由的深刻印象，而且让追随它的民众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只有共产党才是带领中国真正迈向民主自由的希望，共产党取代国民党领导中国的那一天，也就是中国人民真正实现民主自由的那一天！

但共产党究竟是不是真的热爱民主自由，到底是不是真心要在中国实现民主自由，我们不仅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不仅要看它在当政前曾经说过什么，争取过什么，更要看它在当政后到底做了些什么，有没有兑现自己的诺言。共产党不是一向声称自己言行一致，它的纲领中的每一条文与每一句语都是兑现的么，那就让我们把共产党在1949年当权之后所做的事与这之前所说的话一一对照一番，看一看事实究竟如何，真相自然也就大白了。

如果说绝大多数没有经历过国民党当政时代的中国人，对于共产党当年鼓吹和争取民主自由的激进言论与姿态都一无所知的话，那么对于共产党当政后对待民主自由的所作所为，有着亲身感受的他们却是再清楚再熟悉不过了。只要一谈到这个话题，如今稍有阅历和头脑的中国人，恐怕眼前都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共所制造的那一幕幕惨剧：“土改”、“镇反”、“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反右派”、“庐山会议”、“四清”“文革”、“六四”、镇压法轮功……它们以饱含血泪的事实确凿地证明，共产党当政后实行的是地地道道的专制独裁，而不是当年它曾争取过的什么民主自由，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江泽民，共产党的党魁无一不是世界上恶名远扬的独裁暴君。这一点，除了共产党自己和极少数深受其蒙蔽的追随者之外，如今没有人会存有疑义，就连毛泽东本人也曾对此供认不讳——只不过那不是在公开场合，而是在共产党高级干部的会议上。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曾大言不惭地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份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有人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得还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李锐《“大跃进”亲历记》)

国民党当政时代，共产党曾郑重其事地提出，“一个国家是不是实现了民主，执政当局是不是有诚意实现民主，就看他是不是把人民应有的权利，毫不保留地交给人民；并且对于人民实行这几种权利，是不是毫无保留地加以尊重。”“实现民主，完成民主建设，在一切主权还不在人民手中的地区，问题是立刻使人民有权，立刻把人民的权利交还给人民，而且是毫无保留条件的实行还政于民，产生民选的政府，建立民主的体制，颁布人民决定的政令法律。”（《新华日报》1945年9月27日社论《民主的正轨：毫无保留条件地还政于民》）

按照以上标准，共产党当政后，理当把大陆人民应有的权利毫无保留地交还给他们，让人民能按照自己的意愿选举政府的负责官员，决定政府的大政方针、政令法律，罢免失职的政府官员，撤废违反人民利益的政策法律。但事实恰恰相反，在共产党统治下的大陆，国家的主权从来都不曾掌握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人民既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选举政府的负责官员，决定政府的大政方针、政令法律，也不能罢免失职的政府官员，撤废违反人民利益的政策法律，而这一切恰恰是共产党当年抨击国民党专制独裁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共建制后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表明，中共未当政时所主张和争取的民主自由，恰恰是它当政后所背弃和践踏的（尽管表面上共产党一直热衷于装出一付热爱民主自由的面孔）；而共产党没当权时所猛烈抨击和反对的种种“独裁暴政”，又无一不是它当权后所推行和坚持的（虽然它从不敢承认这一点）；为了推翻国民党，共产党自己可以带头鼓吹和争取民主自由，但一旦它掌权后，却决不允许别人鼓吹和争取民主自由。换句话说，在对待民主自由的问题上，共产党当政后该做的一样都没做，而不该做的却一样不漏地都做了，而且做得很绝！

民间讥讽爱耍嘴皮子的人，常会说这个人“说的比唱的还好听”，“满嘴花言巧语”，用它来形容共产党当政前鼓吹和争取民主自由的种种动听之词，真是再贴切不过了！

中国还有句老话，叫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专指那种不讲信用、出而反尔的小人，用来概括共产党当政后背弃民主自由，实行专制独裁的种种倒行逆施，更是再恰当不过了！

可见，共产党当政前之所以会那么起劲地鼓吹和争取民主自由，并不是因为它真的热爱民主自由，更不是因为它真心要在中国实现民主自由，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别有所图。

三

那么，共产党当年鼓吹和争取民主自由的“醉翁之意”究竟又是什么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弄清共产党掌权后抛弃民主自由、实行专制独裁的真实原因，从这种情况的发生究竟是偶然还是必然说起。

或许，有人会以为，共产党抛弃民主自由是因为它当政后发现大陆人民还不具备立刻实行民主自由的素质，所以暂时还不能实行民主，让人民获得自由，而只能先行专制。在作者看来，这种解释显然难以成立。因为共产党当年曾一再强调，在中国实行民主不仅刻不容缓，而且切实可行。

1939年2月25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民主政治问题》，专门批驳了有人藉口国民程度不高而拒绝民主的说辞。文中说，“目前再来公然反对民主政治，似乎是不可能了。目前再来企图根本否认民主政治对于抗战的重要，似乎是不可能了。于是反民主政治论者就来一套新的法宝。他们说，民主政治是好的，但是我们的国民不好，不能实行。他们说，我国人民素来缺少教育和自治的训练，如果贸然实行，就要产生不好的结果。所以现在实现民主政治是不可能的。

他们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

“民众教育程度和自治能力的培养，这自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要知道，民众的参加抗战动员，民众自身的民主生活，是他们受到训练和教育的最好、最迅速的方式。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在这种方式下，群众可以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把他们自身的教育和抗战事业，同时推向前进。”

1946年1月24日，《新华日报》又发表《人民文化水准低,就不能实行民选吗？》一文，对藉口中国人民文化水准太低，企图拖延实行民主的观点再次进行了批驳。文中说，“这是一个老问题：中国广大人民文化水准太低，致使有些人怀疑他们是否有运用选举权的能力；反对实行民主的人，更以此为藉口，企图拖延民主的实行……

假若将来中国人民个个都能识字了，实行选举时一定便利得多，这是很明白的。现在中国人民文盲太多，进行选举时非常麻烦，这也是事实。但是，无论如何，选举的能否进行和能否进行得好，主要关键在于人民有没有发表意见和反对他人意见的权利，在于人民能不能真正无拘束的拥护某个人和反对某个人，至于选举的技术问题并不是无法解决的。

……人民的文化水准低与不识字都不会变成不可克服的障碍。那些……企图以此来拖延民主选举之施行的谎言，完全没有事实根据。”

毛泽东本人也曾对到延安考察的中印缅战区司令官兼蒋介石参谋长史迪威将军的政治顾问谢伟思说过，“我们的经验证明，中国人民是了解民主和需要民主的，并不需要什么长期体验、教育或“训政”。中国农民不是傻瓜，他们是聪明的，像别人一样关心自己的权力和利益。你们可以在我们的地区里看到这种不同之处——人民是生气勃勃、富有兴趣和十分友好的。他们具有人类抒发情感和精力的机会，他们已经从沉重的压迫底下解放出来了。”（《党史通讯》1983年第20-21期）

或许，有人还会以为，共产党抛弃民主自由是因为它觉得中国的国情不同于西方，不能实行民主，只能代之以专制。这种解释也行不通。因为这种观点恰恰也是共产党当年所明确反对的。1944年5月17日，《新华日报》发表文章专门批驳了藉口国情与外国不同认为中国不能实行民主的观点。文中说，“当清朝晚年，最初有人提倡洋务运动，主张学外国人造枪炮、办工厂的时候，曾遭受一种激烈的反对。反对者并不能否认外国的确靠了枪炮机器而比中国强，但他们说这一套都是外国人的东西，决不适用于中国。”

“现在固然再也没有顽固派用国情特殊，来反对科学——自然科学的真理了。只有在社会现象上，顽固派还在用八十年前顽固派用过的方法来反对真理。曾听见有一位乡下老先生说：中国人坐汽车会发晕，这就证明汽车只是外国人的玩意。现在却有些已学会了坐汽车的先生们说：中国人民倘过民主自由的生活，就会出乱子，所以民主只是适用于外国，不合国国情，岂不是同样荒谬么？

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民主，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民主。有人说：中国虽然要民主，但中国的民主有点特别，是不给人民以自由的。这种说法的荒谬，也和说太阳历只适用外国、中国人只能用阴历一样。”（《新华日报》1944年5月17日《民主即科学》）

既然上面的解释都不能成立，自然应寻找另外的答案。

笔者认为，共产党当政后之所以会背弃它在国民党时代曾鼓吹和争取的民主自由，走上专制独裁的不归路，说到底乃是它的本性所致。

世界上的所有共产党都是喝着马克思主义的狼奶出生和长大的，都是人的私心膨胀到极端的代表，这就决定了惟我独尊、无法无天、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乃是它们共同的本性。正因为如此，共产党最看重、最想得到与最不会放手的莫过于对国家权力的独占。在没有掌握这个权力时，它会想尽各种办法从别人手中夺取这个权力，一旦获得这个权力后，它又会竭尽所能霸占这个权力，决不会和任何人分享它。而中共又与一般的共产党有所不同，它不仅是喝马克思主义的狼奶出生和长大的，而且还深受本国帝王思想和宫廷权术的影响，因而其惟我独尊、无法无天的本性比它的同类更突出，对权力的独占欲也比它的同类更强烈。所以，共产党的本性从来都是排斥民主自由，爱好专制独裁的。当然，共产党也深知当今世界民主自由不可阻挡，专制独裁不得人心，所以它行的虽是专制独裁的“实”，却又总是抱着民主自由的“名”不放，并且时不时还要搞点无关痛痒的所谓政治改革来装点门面。但不管它给自己披上多么花哨的民主自由的外衣，怎么进行所谓的政治改革，共产党都不可能真正放弃专制独裁，推行民主自由，因为那样的话，共产党就会自行瓦解，共产党就不再是共产党了。幻想共产党会实行民主自由，无疑于相信太阳有一天会从西边升起！

那么，既然共产党的本性就是排斥民主自由的，为什么在国民党当政时它又要那么起劲卖力地鼓吹和争取民主自由，千方百计地扮演民主运动的旗手和主将呢？要弄清这个问题，就必须回到当年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去。

国共第一次合作解体后，共产党被迫从城市逃往乡村，此后在国民党大军三番五次的围剿下，已濒临绝境。如果不是因为日本入侵，共产党不仅不会有后来的做大，也许早就被国民党消灭了。正是由于外敌来犯，接着又发生了“西安事变”，共产党才得以从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中死里逃生，并与国民党开始了第二次合作。

国共第二次合作后，共产党尽管取得了合法地位，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但依它那种惟我独尊的本性和与生俱来的权力独占欲，是决不甘于也决不可能甘于长久屈居于国民党的统治之下的，它一门心思想的始终都是如何推翻国民党，夺取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不是挂在它嘴上的抗日。但共产党也清楚，这个目的不是一时半会就能达到的，毕竟那会它还没有这个实力。因此，为了实现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的目标，当务之急是先一步步做大自己的实力。怎么做大？除了想尽办法扩大自己的武装和地盘，最重要的莫过于跟国民党争夺民众。而在当时，鼓吹和争取民主自由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再好不过的工具。

抗战开始后的中国，民主自由的热情和呼声空前高涨，尤其是知识份子和各民主党派，更是积极踊跃，冲锋在前。在这种形势下，凭藉中共已有的实力和影响，趁势加入中国民主运动的阵营，打出民主自由的大旗，摇旗呐喊，呼风唤雨，一来可以赢得民众的好感与追随，壮大自己的队伍和声势，从而在与国民党的权力角逐中增添自己的砝码；二来可以利用壮大后的队伍和声势，向国民党施加压力，扩展自己的政治空间，更好地削弱直至颠覆国民党的统治。正因为如此，共产党审时度势，及时收敛了自己的政治锋芒，淡化了自己的政治色彩，甚至声称“既不要求也不计划无产阶级专政”，把自己迅速装扮成了中国民主运动的旗手和主将。

撇开作为国家统治者的国民党不谈，从表面上看，当时的各个党派虽然都在争取民主自由，但彼此之间完全是同床异梦，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作为西方民主主义的忠实信徒，各民主党派争的不仅是自身的民主自由，而且是全体国民的民主自由，这就是他们的全部目地。而共产党则不同，尽管它表面上似乎也在为大众争取民主自由，但它真正争的其实并不是全体国民的民主自由，并不是让“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自由，而是反对国民党的民主自由。不过，这也还不是它最终要达到的目标，它打的算盘是先把这个民主自由争到手后，再利用它去颠覆国民党的政权，最终取而代之，让自己爬上国家的最高权力宝座。共产党为什么常讲“民主是手段不是目地”，奥妙之一就在于此。当然，上面这种差别只是在共产党当政后，其专制独裁的真实面目已经暴露得比较充分，当人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当年的这段历史时，才渐渐被有些人认识到，而在当时则很难被一般人所觉察。毕竟，那是一个政治风云错综复杂的年代，一方面，国民党在推行民主自由上的表现是那么的差强人意，另一方面，共产党上演的民主政治秀又是那么的逼真动人，普通百姓要想一下看清共产党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实在太难了。

正因为鼓吹和争取民主自由的真实目的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所以一旦共产党利用民主做为工具，凭藉日益做大的实力，最终打败了国民党，成为它朝思暮想的国家统治者后，对于共产党而言，民主也就丧失了它原来的价值。掌权后的共产党哪里还需要用民主自由去对付国民党，它手里已经有了更好的武器——强大的国家机器。这个时候继续鼓吹民主自由，岂不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惟我独尊、无法无天的共产党是绝对不会干这种傻事的。因此，除了时不时喊几句民主自由的口号来装点一下专制独裁的门面，民主自由在此时的共产党眼中已毫无用处可言，抛之脑后当然也就是它必然的命运了。

其实，更准确地讲，共产党在对待民主自由上的言行不一，并不仅仅存在于其当政前后，在它当政前就已经存在了。按理讲，当年共产党既然那么热爱民主自由，那么憎恨专制独裁，那么义正词严地指责国民党阻挠实行民主自由，那么，在它自己统治的地盘，也就是所谓“红区”、“解放区”，特别是所谓“革命圣地”延安，理应率先垂范，带头实行民主自由，为国民党做出榜样。但事实恰恰相反，别看共产党一个劲逼着国民党在“国统区”里实行民主自由，但它自己在“红区”、“解放区”内搞的却一直是专制独裁的那一套（共产党建制后的专制独裁正渊源于此）。这方面的资料近年来披露的很多，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查查，笔者在这里就不赘述了。看过这些资料之后你就会发觉，共产党在对待民主自由上其实一直都是言行不一的，只不过这种反差在其当政前后表现得更为鲜明，更为强烈罢了。

可见，共产党当年之所以要那么起劲地鼓吹和争取民主自由，纯粹是为了诱骗那些在国民党统治下热爱和梦想民主自由的民众，特别是中国的知识份子和民主党派，让他们心甘情愿地跟随自己为推翻国民党卖命，而决不是因为它真地热爱民主自由，更不是因为它真地想让全中国人民获得民主自由，正像共产党当年之所以要给工人阶级套上“领导阶级”的耀眼光环，许诺农民“解放后过上好日子”，是为了诱骗他们为自己“抛头颅，撒热血”一样。这再清楚不过地暴露了共产党的骗子嘴脸和本性。

古往今来，骗子之所以能经常得逞，是因为他们都有一套骗术，能够以伪装的面目获得他人的信任。但骗子终究是骗子，骗术再高超，也终有露出马脚的那一天。

当年，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颠覆远比自己强大的国民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以民主自由为诱饵，成功地骗取了相当一部份民众，特别是相当一部份知识份子和民主党派的信任和支持，从而逐渐坐大了自己的势力。但共产党掌权后，脱去伪装，峥嵘尽现，越来越多的人在经历了一场场政治运动的血雨腥风，饱受独裁者的践踏之后，终于渐渐认清了共产党玩弄民主自由的真面目。

今天，说谎成性的共产党仍在继续用假民主真独裁的把戏骗人，受其蒙骗者仍大有人在，他们依然把中国实现民主自由的希望寄托在中共的改弦更张上，这无异于与虎谋皮。古人曰温故而知新。我们之所以要回顾中共当年以民主自由诱骗民众的这段历史，正是为了帮助更多的人看清共产党玩弄民主自由的骗子本性和嘴脸。

半个多世纪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不管中共再怎么花言巧语许诺人民以民主自由，再怎么装模做样地搞什么政治改革，只要它的统治存在一天，中国人民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民主自由。只有从中共的谎言中彻底觉醒，义无反顾地抛弃它，苦难深重的中国才会真正迎来民主自由的曙光！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