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相信吗？这个星球前所未有的邪恶(图)

活摘器官油画

【betway必威体育官网 2013年12月04日讯】第七节 江泽民的法外指挥系统—610办公室

华尔街日报在2000年4月20日发表了一篇题为“陈女士直到最后的日子仍说，修炼法轮功是一项权利”的文章，披露了法轮功女学员陈子秀被虐待致死的过程。记者伊安•约翰逊因此报导而获得该年度新闻普利策奖。

陈子秀是一位退休工人，家住山东潍坊市潍城区北关徐家小庄。陈的经历坎坷，她的婚姻生活只有14年，37岁时，丈夫被诊断为晚期肝癌。丈夫去世不久，和他们一起生活的母亲也去世，留下两个孩子，一个13岁，一个11岁。2000年2月16日，陈子秀走在街上被当地专管迫害法轮功的负责人抓走，并带至北关派出所看管。次日下午，带至临时成立的“法轮功转化看管中心”城关街办事处，政府官员用塑胶棍棒，电棒打她的腿、脚、后背下方，并用赶牛用的刺棒打她的头和颈部。和她同一狱室的人说，整夜都能听到从行刑室里传来陈凄厉的叫声。那些人不停地吼叫着要她放弃法轮功，每一次，陈子秀都拒绝了。在陈子秀去世的前一天，逮捕她的人再一次要求她放弃对法轮大法的信仰。在又一轮警棍打击后几乎失去了清醒意识的情况下，58岁的她还是坚定地摇了摇头。20日早，奄奄一息的陈子秀被逼赤脚在雪地里爬，两天的折磨已使她的腿严重淤伤，黑发上粘着脓和血，陈呕吐并因虚脱而昏倒，她再也没有恢复知觉。

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北辛堡乡蚕房营村陈运川老人一家，全家都修炼法轮功，但是为了坚持信仰“真善忍”，全家七口人，四人被中共迫害致死，一人至今还被非法关押，十几岁的外孙女下落不明。大儿子陈爱忠曾遭受到高达30万伏高压电棍的残忍电击，造成双手双腿残废，2001年9月20在唐山市荷花坑劳教所被强制灌食，遭折磨致死，年仅33岁。二儿子陈爱立曾被送唐山市冀东监狱非法关押，被迫害得体重只剩下50多斤，所受的残酷折磨罄竹难书，后来又被关到洗脑班，由于身体被迫害的很厉害，于2004年11月5日去世。小女儿陈洪平在无任何手续下被劫持到高阳劳教所，被几十人昼夜24小时不间断的轮番洗脑，不但遭受毒打，还被注射不明药物，2003年3月5日被迫害致死。母亲王连荣也曾被抓被打，关洗脑班。为避免再次被绑架，王被迫流离失所，在经历了长达七年磨难之后，王连荣于2006年8月4日在异地他乡含冤离世。父亲陈运川2009年1月11日遭遇不明车祸遇难，肇事者驾车逃掉。七口之家只剩下了仍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天堂河女子监狱遭受迫害的陈淑兰，和她至今下落不明、生死未卜的女儿李颖。他们一家的遭遇是受联合国关注的迫害案例，也是中国千千万万坚持“真善忍”信仰的大法弟子受中共迫害的一个缩影。

柳志梅，出生于山东省莱阳市团旺镇三青村，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９7级学生。当年１7岁的柳志梅是在一次选拔测试后，以“山东省第一”的成绩被保送到清华大学。迫害开始以后，被清华大学开除。2001年被非法判刑12年，送往山东省女子监狱，那年，她才21岁。由于长期遭受非人的折磨，被强制注射破坏神经系统的不明药物，导致柳志梅精神一度失常。更恶劣的是，2008年11月临出狱前，被监狱注射毒针，回家后第三天，柳志梅突然精神失常，一天天加重，开始语无伦次，失去了记忆。她究竟在狱中遭受了什么样的磨难？失去记忆的柳志梅已无法说出来。

这些迫害案例只是冰山一角。我们从明慧网披露出来的一些数据看到，已经被确认的迫害致死案例，到2012年的5月份，就已经有3537人，这只是在严密封锁下艰难地传递出来的少数案例。被非法关押到劳教所的更是多达10万人以上。美国政府2008年的《宗教自由报告》中提到，中国的劳教所里，有一半以上的人员是法轮功学员。还有很多的法轮功学员被关进精神病院，被注射不明药物。无计其数的学员被绑架到“洗脑班”，经历可怕的强制洗脑。因为不放弃信仰而在求职、下岗、升学、出国、提干、住房等各个方面受到的不公待遇，已经成了法轮功学员日常的生活了。

系统性迫害

法轮功学员在被酷刑折磨中，常常听到施暴的公安干警重复江泽民的明确命令，对法轮功“要政治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这一切迫害政策的实施，是由江泽民建立起的盖世太保组织——“610办公室”进行的。我们说这场迫害具有“系统性，全民性和掩盖性”，其中“系统性”就是靠这个“610办公室”具体执行的。“610”是一个类似于“中央文革小组”的绕开即有法律和规章，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组织。

鉴于中国的法律根本就没有可以应用到法轮功的条款，而迫害的实质又是政治运动而非法律的实施，必须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来进行，1999年6月7日，江泽民在政治局会议上宣布，在中共中央之下建立一个新的领导小组处理法轮功问题。在这个领导小组下建立一个办公室来处理日常事务。这个办公室又因其建立时间是1999年6月10日而被称为“610办公室”。几乎每一个党的分支，从省一级到区县，都建立了“610办公室”。“610办公室”的权力不是来源于国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务院都没有授权“610办公室”运作，尽管后来为了掩人耳目在国务院挂了一块牌子。实际上，“610办公室”权力来源于中国共产党。每个“610办公室”听命于上一级“610办公室”，这样层层上到中央“610办公室”。每一级“610办公室”也听命于同级的党委。今天中国仍有数千个“610办公室”还在继续运作。

从主管中央“610办公室”长达10年的刘京的经历可以一窥这个秘密组织的一角。刘京一生走的是经典的“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道路。他的继父是中共高干，所以他属于今天被称为太子党的一员。他在北京工业大学读书时就被吸收入党。1966年文革开始，刘少奇和邓小平派遣的工作组进驻北工大，后来还是学生的刘京当上了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斗“黑帮”，打教授，整反对工作组的师生的黑材料。7月，刘少奇、邓小平失势后，刘京需要寻找新的投机点。8月12日，刘京和谭力夫两人贴出一张题为“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建议，要把“血统论”“提炼为政策，成为将来的本本和条条的内容”。全国各地至少上万人在“血统论”为指导的“红色恐怖”中被打被杀，仅北京在“血统论”猖獗的“红八月”中便打死1772人。

文革结束后，太子党开始经商，刘京进入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的康华公司，后又在邓朴方任理事长的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担任执行理事会副理事长。“六四”以后，康华系统的重臣纷纷被安排到政界，如俞正声任青岛市委书记（现上海市委书记），刘京任昆明市委书记。由于这段经历，后来在江泽民搞倒掌握军权的杨尚昆的权力争夺中，江的大总管曾庆红就利用同是太子党系的刘京和有类似经历的俞正声，通过邓朴方说服邓小平最终抛弃了杨尚昆兄弟。

1999年6月，当江泽民要建立一支法律之外迫害法轮功的秘密组织“610办公室”的时候，他需要一个效忠他个人而其经历又能证明是心狠手辣的人来掌控。这个人当刘京莫属。

中共中央“610办公室”的结构和它的上级部门“中共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是一样的。刚成立的时候，领导小组的组长是李岚清，副组长是罗干和丁关根。李岚清是当时的政治局常委，表示这个小组在党内的位置是在最高领导核心，副组长一个是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一个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分别代表了中共的枪杆子（镇压工具）和笔杆子（宣传工具）。当时中央“610办公室”的主任是王茂林，原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也是表示其级别是省部级；一个副主任是公安部副部长刘京，代表暴力镇压；另一个副主任是李东生，时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代表宣传的笔杆子。两年后，随着李岚清和王茂林的退休，他们的位置分别由代表政法系统的副手罗干和刘京接任。此后，由于持续几年迫害未能把法轮功压倒，其政治迫害效果被社会广泛怀疑，中共把迫害转入隐蔽，宣传系统渐渐淡出。以致于到2009年，当已经担任中宣部副部长的李东生接替生病的刘京出任中央“610办公室”主任的时候，他被极其罕见的跨部门任命为公安部副部长和党委副书记。

“转化”：暴力、高压宣传和“洗脑”

正如一名中国高级官员对《华盛顿邮报》透露的，早期的镇压并不成功，直到2001年，才形成了“有效的”方法。这个有效的方法包括三个方面：暴力、高压宣传和“洗脑”，三者缺一不可，而“洗脑”是关键。中共在公开宣传中，给“暴力、高压宣传和‘洗脑’”这三者的结合体取了一个迷惑外界的专门名称，叫做“转化”。

中共媒体对法轮功的诽谤是针对整个社会的，是为了煽动仇恨以便把这场迫害开展起来。而具体到法轮功学员身上，就是以所谓的“转化”为主的迫害政策，要法轮功学员签署放弃修炼的保证书。由此而来就有了一个新的指标，叫“转化率”，就如同一个地方的GDP指标一样，“转化率”被用来与一个地方政府的业绩挂钩，与各级官员和单位领导的乌纱帽挂钩，甚至与劳教所、监狱、当事警察的业务考核挂钩。追求高速GDP带来的后果有目共睹，同样，追求“转化率”对法轮功学员的伤害更是触目惊心。

“转化”在操作上，就是要逼迫法轮功学员签订所谓的“三书”、“五书”（“悔过书”、“保证书”、“决裂书”、“揭批书”、“决心书”之类的东西）。所谓“保证书”，即让法轮功学员写下有中共指定内容的书面文字，并在上面签字。这些内容包括：公然抹煞修炼法轮功给自己身心带来的巨大益处，向中共“认错”、“认罪”，对中共的洗脑转化表示“感恩”，跟随中共诬蔑咒骂法轮功，保证不再修炼法轮功，保证不再为法轮功上访，等等。“保证书”是让法轮功学员在失去人身自由，精神和身体遭受严重迫害的屈辱条件下，以强暴手段获取的书面文件。

各地“610办公室”具体组织“洗脑班”实施对法轮功学员的“转化”。非法关押大量法轮功学员的劳教所、监狱的一个重要项目就是要转化学员，签署“三书”、“五书”。除了劳教所、监狱外，“610”还专门组建了用来转化法轮功学员的各种“洗脑班”。

迫害法轮功开始以后，明慧网上揭露洗脑班的消息中常常提到一个名叫“法制培训中心”的地方。一般人还以为这是一个什么普及法律的培训单位，以为只是顺便用来给法轮功学员办洗脑“转化班”。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山东青州市政法委网站上公布的“市法制培训中心职责”中，明确说这是一个“负责法轮功人员教育转化工作的专门机构”。

近几年，随着官场腐败，社会矛盾越来越多，各种上访人员层出不穷，于是给法轮功学员洗脑的所谓的“法制培训中心”又被利用来非法“关押”上访民众。2011年7月15日中国大陆媒体披露出了《陕西城固“法制培训中心”关押饿死上访者》一事。2010年3月18日，因上访被关押9个月零4天的三等甲级残疾退伍军人，几乎瘦成骨架的胥灵军猝死在“法制培训中心”。该报导曝光了很多“法制培训中心”的恶劣行为。报导说，陕西城固县为了阻止上访人员进京上访，把从北京接回的“缠访者”都投到这个“培训中心”。“法制培训中心”用饥饿等最方便、不受制约的残酷手段折磨上访者，让其遭受巨大的苦难，最终“息诉罢访”。因为长期遭受体罚和吃不饱，受训者大多瘦得皮包骨头，有人甚至因此丧命。

从这些上访民众在“法制培训中心”的遭遇，就可以想像被江泽民和中共当作最大的敌人的法轮功学员在那里的可怕处境了。“长时间不让学员睡觉”被中共当成转化法轮功学员的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广泛推广。在封闭环境中强制学员观看诽谤法轮功的录像节目，强制“洗脑”，滥施各种酷刑，都是“转化”所必需的暴力手段。

酷刑

2004年8月中的一个周末，纽约曼哈顿街头，法轮功学员在这里讲迫害真相，行色匆匆的路人不时停留在一张展板前，专注的眼神中写满了悲愤和震惊。

那是一个美丽的面容被毁掉的悲惨故事，毁容前后的照片对比让人心痛。

故事的主人叫高蓉蓉，沈阳鲁迅美术学院财务处职工，因不放弃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关押在沈阳龙山教养院。2004年5月7日，高蓉蓉遭到龙山教养院二大队副大队长唐玉宝、队长姜兆华从下午3点至晚上9点多钟的连续6小时的电击，造成她的面部严重毁容。后来高蓉蓉被迫害致死。

1999年7月20日以来，中共为逼迫法轮功学员“转化”采取了名目繁多的残酷手段，最常用的大概就是电击了，形形色色的电刑，甚至多根高压电棍同时长时间电击（电击口腔、头、面部、胸、乳房、阴部等）。其他常用的酷刑还包括：法轮功床（也叫死人床）；摧残性灌食（用非医用塑料粗管灌浓盐水、辣椒面、大粪等）；形形色色的手铐、脚镣、吊刑；形形色色的棍、棒、鞭打（橡胶棍、狼牙棒、皮鞭、铜丝鞭、钢筋条、荆条等）；竹签、铁钉钉指甲、穿骨、铁钳子拧肉；冬天全身浇凉水、脱衣服在室外冷冻，数伏炎夏在太阳下曝晒，火烙；多日不让大小便；地牢、水牢；老虎凳、坐板、蹲小号、坐铁椅子；强奸、轮奸、性虐待女学员；熬鹰、穿针、燕儿飞；倒挂、吊背铐；压床板、火烧炮烙、喂小咬、浇冰水、锥刑、链铐游监、活埋人、电磁震荡、开车拖拽、打毒针、灌屎尿、灌迷魂药，劈胯，等等，上百种不止。

看看什么是“死人床”。“死人床”是中共迫害法轮功所用酷刑之一。将学员捆绑在一张硬床上，将其双手铐在头上方的床栏杆上，再用细尼龙绳将其双腿绑起来。然后用此尼龙绳将学员从头到脚紧紧的捆在床上，一绑至少数日，其间不许松绑、下床，大小便也不许松绑和下床。绳子勒得非常紧，以至于学员呼吸困难甚至失去知觉。

性虐待

江泽民集团镇压法轮功以来，对女性法轮功学员的折磨和凌辱以及她们受到的伤害令人触目惊心。

据“法轮功人权报告”中“对妇女施暴”部份的描述：数十万遭到羁押的法轮功女学员中，没有几个能逃过被剥光衣物的羞辱（有时是长期的），不准使用卫生棉，性侵犯或强暴威胁，或是胸部及外阴部遭拳打脚踢等等。更邪恶的是，警察不仅指使在押犯人对女学员进行性迫害，甚至中共警察也兽性大发，强暴或轮奸法轮功女学员、电棍电击阴道、用硬毛刷插入阴道刮搔、将女学员扒光衣服丢入男牢……。一位死里逃生的法轮功女学员说：“那里面的邪恶外界是无法想像的。”

2004年4月6日上午，现定居日本的法轮功学员金子容子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大会关于妇女人权的专题上发言，讲述了她在北京女子劳教所的经历。她说：“警察逼迫我放弃我的信仰。他们把我的两只手两只脚都铐在床上，手铐勒得特别紧，手腕都卡出了血，不光鼻子里插着胃管，他们还强行给我插上尿管，不让我下来上厕所。当时正赶上我来例假，他们怕我把被子弄脏了，给我垫上塑料布，光着下身……6月份的北京气温有摄氏35、36度，身下被汗水、分泌的东西潮乎乎地烘着，上面灌完食他们不把食管拔下来，也不系好，灌进胃里的东西反流出来，流到脖子上、肩膀上，到处都是粘乎乎的脏东西，他们一直捆了我近二十天。后来他们把我放下来，我在床上已经起不来了，后背全都烂了，也不会走路了。”

2005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两位来自德国和法国的法轮功学员，熊伟和陈颖，在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媒体中心揭露了中共劳教所对女性尊严与权益的剥夺。被营救到德国的熊伟讲述了她在北京女子劳教所的经历。她说即便是来例假的时候也不许上厕所，不许用卫生巾。她抗议暴力时警察就用手铐铐她并恐吓说：“我把你手指一根一根掰断，用开水把你烫熟了，看你还炼”。熊伟还提到一位19岁的女大学生，被警察指使的八个吸毒犯毒打，将女孩的衣服全都扒光，把袜子和裤衩塞到嘴里，用很硬的鞋踢她的下身。二十多天后见到那个女孩时精神已不太正常。

恶性叠加：中央的灭绝政策与基层的恶劣素质

外界有人把法轮功学员遭受到的非人迫害归罪于基层执法人员的素质差。其实不是的。中共司法系统的素质差的确是个问题，中共有时候也搞一些所谓的整顿治理司法系统的行动。比如说，在2003年开除了3万3千名不合格的警察，但是没有一名是因为虐待法轮功学员被开除的。相反，那些恶劣的执法人员对法轮功学员的虐待，恰恰迎合了江泽民之流要灭绝法轮功的迫害政策。中共还举行了好几次表彰大会，对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那些很恶毒的警察，那些“610”工作人员给予表彰。比如，原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院长、党委书记张超英，是马三家教养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幕后总指挥。马三家最骇人听闻的恶性事件，是在2000年10月将18名法轮功女学员剥光衣服投入男罪犯牢房，残酷的迫害导致至少5人死亡、7人精神失常、多人致残。此事件在国际媒体曝光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但是，原马三家教养院院长张超英因卖力迫害，2001年被中组部、中宣部、中央政法委等七个部委授予“奖励”，马三家教养院被中共授予所谓的“全国教育转化工作先进集体”称号。2001年３月14日，张超英参加所谓的“辽宁省司法行政系统教育转化工作总结表彰大会”，受到“表彰”。就是这样一个人权恶棍，后来升任辽宁省司法厅劳教局局长（副厅级）、党委书记，竟负责起辽宁省司法厅劳教局的全面工作。

2001年2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妇女酷刑特别调查报告中即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罗干对马三家将18名女学员扒光衣服投入男室的行径是知情的。”据称，罗干曾多次给马三家作指示并亲自蹲点，叫嚣：“要加大迫害法轮功的力度”。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导，辽宁省投资10亿元在全省进行监狱改造，仅在沈阳马三家一地就耗资5亿多元，于2003年建成中国第一座监狱城，占地2000亩。

据原辽宁省沈阳市司法局局长韩广生披露，当时虐待法轮功最厉害的就是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后来辽宁省司法厅要各市都到马三家去学习转化经验，沈阳市司法局主管这方面的副局长去了，回来跟他说，“马三家的基本经验就一条，就是用电警棍，咱们也用吧。”

可见，这场残酷的迫害并不是什么基层素质的问题。准确地说，中共对法轮功的灭绝政策，正好需要具有恶劣素质的基层执法人员来加以实施。同时，也正是江泽民和中共的迫害政策，怂恿和放纵，甚至造就了这些执法人员的恶劣素质。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造成法轮功学员遭到了非常残忍的迫害。

第八节 这个星球前所未有的邪恶

雷震远（Raymond J.deJaegher，1905年－1980年）神父在1952年他写了一本书《内在的敌人》（THE ENEMY WITHIN: An Eye Witness Account of the Communist Conquest of China），回忆他在中国的经历，书中记载1940年在中国传教40年的天主教神父雷鸣远(Vincent Lebbe)，1877年8月19日－1940年6月24日被中共囚做政治奴隶40天后，逃出太行山时说：“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不是人；中国共产党是活阎王。”雷鸣远这三句话是在1940年用地道的中国话说的。

柬埔寨的红色高棉从1975年至1978年杀害了四分之一柬埔寨人民。西方人同样很难理解出身旺族，曾在西方留学的知识份子，彬彬有礼的波尔布特会如此残暴。他的亲生弟弟说：“我不晓得他为什么会变得那么邪恶，恐怕这是因为他读过某些书和交上坏人所致吧。”

同样西方很难把能背诵林肯演说词的江泽民与活摘器官的罪恶联系起来。

从1999年到2007年，中国器官移植市场飞速发展。在2003年，中国器官移植数量突然大幅度成倍增长。2003到2006年间在国际上掀起了到中国的器官移植旅游热潮。中国一些医院的器官平均等待时间短到不可思议的1-2周（国外要等2-3年）。哪里来的这么多器官呢？

2006年3月，有一名中国记者和一名沈阳医院工作人员在美国首先曝光出中共大量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惨案，一个潜在的器官来源浮出了水面。该记者和医院工作人员指证中国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被活体摘取，用于器官移植牟取暴利，而学员遭到焚尸。这位医院工作人员，她的前夫曾亲自参与活摘手术。活摘器官的指控引起了海外法轮功学员和一些人权组织的强烈关注，事情很快扩大到对全国数百家移植医院的调查。

器官移植旅游热

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曾在国际医学杂志《柳叶刀》（TheLancet）上撰文说“在过去十年间（1997-2007），中国器官移植数量飞速增长”。大陆杂志《南方周末》在“中国叫停‘器官移植旅游’”一文中，也曾引述黄洁夫的话来描述中国器官移植的乱象：“全国一共有600多家医院、1700名医生开展器官移植手术，太多了！”相比之下，在美国，能够做肝移植手术的只有约100家医院，从事肾移植的不过200家；而香港特区能够从事肝、肾和心移植手术的医院仅各一家。

超短的器官等待时间

美国卫生部的数据表明，在美国，肝的平均等待时间是两年，肾的平均等待时间是三年。而中国的一些医院说，他们的器官等待时间短到只要以周来计算。

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天津第一中心医院）称病人等待器官的平均时间为两周；

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上海长征医院）称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候供肝时间为一周；

国际移植网络支援中心（沈阳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其网页上说“肝脏移植最快只需一个月，最慢不超过２个月左右。肾脏移植最快一周，最长不超过一个月。如有问题在一周之内再次进行移植手术。”

在活摘器官被曝光之后，大陆器官移植机构在其网站上或者删除器官等待时间，或者关闭整个网站。不过，我们存有相关网站的页面截图和备份。

军队医院主导

器官来源由军队掌控，参与的医院以军方或者与军方有联系的器官移植医院为主，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一个重要特点。因为军队保密的缘故，外界也就更难知道事情的全貌。

中共有庞大的军队卫生系统，包括解放军总医院，各军医大学附属医院，军区、军兵种总医院，等等。器官移植是中共军队医院发展最活跃的领域之一。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原第二军医大学校长张雁灵2008年12月在新华网上说，“1978年，全军只有３所医院能做肾脏移植。现在全军能开展肝脏、肾脏、心脏、肺脏移植和多器官联合移植的医院已经有40所，占全国总数的四分之一。”

《三联生活周刊》2006年4月报导，“中国98%器官移植源控制在非卫生部系统”，也就是指器官来源控制在军队系统里。实际上从利用死刑犯器官到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军队医院，也包括武警医院，都占尽先机。一些能把器官移植做得规模很大的非军方医院，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主刀医生与军队医院关系紧密，甚至本身就是军队、武警医院的医生。比如，中国现代临床肝移植创始人沈中阳，既是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天津市第一中心）主任，同时也是武警总医院肝脏移植研究所所长。

《血腥的器官摘取》

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皇家检察官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和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就中国大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进行了多方调查，发表了调查结果《血腥的器官摘取——关于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BLOODY HARVEST）.常被称为“大卫的调查报告”。作者根据一些公开的数据，认为中国器官市场高速发展的几年中，有41,500宗移植手术的器官来源是无法解释的。该报告收集到了能够证明指控的几十类证据。2006年7月，他们发表第一版调查报告时，已经收集到了足以证明指控的18类证据。2007年1月底发表的第二版调查报告中，收集到的证据已经达到33类。从2006年7月起，乔高和麦塔斯到了四十多个国家，发表公开演讲，公布他们的调查结果，同时不断地收集到新的证据。

新书：《血腥的器官摘取》
2009年11月，加拿大Seraphim Editions出版社了发行了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的新书《血腥的器官摘取》（Bloody Harvest，The killing of FalunGong for their organs）。该书是调查报告的第三版，收集了52种不同的证据。大卫‧乔高强调指出，每一类证据无法单独证明这些罪行存在，但综合所有这些证据，几乎是无可辩驳的证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现象在大陆长期普遍存在。他们提供的证据还包括以病人家属的身份向中国很多医院的器官移植科打谘询电话，询问医院能否搞到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调查结果进一步证实了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实存在。

大卫•乔高和大卫•麦塔斯公开了他们的调查员与广西民族医院医生庐国平对话的电话录音，在电话录音中，卢国平多次亲口承认移植的供体来自于法轮功学员。他说，“有些是法轮功，有些是家属捐献的。”

对话片断：

调查员：那你的同学有没有跟你说过，他们做的都是这种法轮功的，是不是啊？
卢医生：有些是法轮功的，有些是家属捐献的。
调查员：喔。那现在就是说，我想找这种，给我的孩子找这种法轮功的，你估计他能帮我找到吗？
卢医生：肯定能够找得到。
调查员：你们以前用的，是从哪里找的？是从看守所，还是到那个监狱哪？
卢医生：从监狱里面找的。
调查员：监狱里啊。他那种都是那种健康的法轮功是吧？
卢医生：对对对。肯定是选好的，才能够做吧。因为这种东西做了要保证质量。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到大卫设立的专门网站（www.organharvestinvestigation.net）上查阅上述的电话录音和对话全文，以及更多的其他调查电话录音。

器官移植成暴利行业

各大医院的收费标准可能不一样，但是昂贵的程度从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援中心的费用表中可见一斑。

（大纪元资料）

肾移植6万多美元（约合40多万人民币），肝移植10万美元（约和70万人民币），肺和心脏器官更贵，要15万美元以上。

据《凤凰周刊》2006年报导，随着国外患者与日俱增，移植手术费用也逐渐上涨。2004年初，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的肝脏移植手术费用为3.2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5万元）左右，到2005年，治疗费用已经超过了4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3万元）。

据《南方周末》报导，“急剧膨胀的业务，让东方器官移植中心获得巨额营收。据此前媒体报导，仅肝移植一项，一年即可为中心带来至少１亿元的收入。”2006年９月，东方器官移植中心新大楼启用，这栋投资1.3亿、拥有500张病床，总“病床年周转率”可达上万次，外科手术中心可同时进行九台肝移植及八台肾移植手术，成为亚洲规模最大的器官综合立体移植中心。

当器官移植变成了暴利行业，后果是严重的。一方面有钱人愿意花大钱买器官，另一方面，巨大的暴利就会推动医院为追求经济效益而不顾一切地去开辟新的器官来源。那么，在特定的政治气候下，某些群体就会成为这个器官来源的牺牲品。

“死刑犯”撑不起中国器官移植市场上的蘑菇云

中共否认盗用死刑犯器官的态度过去一直很明确。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2005年11月出席菲律宾马尼拉WHO会议时，第一次公开提到供体主要来自死刑犯。不过，中共在后来又予以否认。

2006年3月，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记者会上声称，“有关中国存在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进行器官移植的情况，完全是谎言”，“蓄意捏造，欺骗舆论”。

2006年4月10日，中共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否认海外传媒报导大陆随意摘取死刑犯器官进行移植的说法。他称，大陆移植的器官来源，主要来源于公民在去世时候的自愿捐赠。

2006年10月10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回应BBC记者傅东飞的报导（报导中提及探访的医院医生说“器官来自于死刑犯”）时再次声称，“境外一些媒体报导中国的器官移植时编造假新闻，攻击中国的司法制度。”

但是，2009年8月26日的《中国日报》代表中共官方首次公开披露，说大部份器官来自死刑犯。国际社会也解读为中国政府在盗用死刑犯器官上的正式表态，从此以后，中共没有再就死刑犯是主要供体进行过否认或反驳，而是成为了在各种场合的标准说法。

几经周折，中共终于承认盗用死刑犯器官，毕竟是一个“进步”。不过，这是在中共被指控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今天中共否认活摘器官的态度，就如同它过去否认死刑犯器官一样，人们怎么能信得过它呢？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共是在用一个罪恶去掩盖一个更大的罪恶。

做移植做到着魔

中共的“解放日报”在2005年1月26日发表了一篇题为“乾坤挪移九小时”的文章，讲述了上海仁济医院肝移植中心主任夏强做肝移植上瘾着魔的情况。夏强亲自开车来回140公里把72岁的病人接到医院做手术。为什么对72岁的老人这么有兴趣呢？因为老人身体状况极差：肝硬化+肝癌+双肾结石+肾功能衰竭，黄疸500多，腹水5000多，卧床已两月，需要做肝肾联合移植。夏强的目的是要冲击亚洲肝肾联合移植65岁的高龄记录。夏强对记者说：“对肝移植我是着了魔的”，“我现在简直像上瘾一样，一天不到病房看病人，心里就会不踏实；每周至少做2—5台肝移植，失败了也不怕，认真总结分析，第二天就会继续做。”

每周要做数台手术，渴求的就是源源不断的供体保障。这样的情况下，有多少人会去关心供体到底是什么人呢？是死刑犯还是法轮功学员呢？

美国宾夕法利亚大学生物伦理学（Bioethics）中心主任卡普兰（Arthur Caplan）教授，是一位曾被《发现》（Discover）杂志誉为科技界最有影响力的十大人物之一的国际知名专家，2012年3月13日在美国费城医学院（The College Of Physicians of Philadelphia)发表了“使用囚犯遗体做器官来源的道德伦理问题（The Ethics of Using Prisoners as Sources of Cadaver Organs）”的学术演讲。他说“特别是对器官移植旅游者，如果你到中国去，要在你停留的三周内完成肝移植手术，这就意味着得安排杀掉一个人，要通过血液和组织配型来找到一个合适的器官供体，然后在你要离开之前杀掉他们。如果你只是干等有人在监狱里死去，你不可能在三周内就等到一个肝；而且这个肝还要配得上你的血型和体质。你只能去找合适的供体，然后在器官移植旅客还在的时候把他们杀掉。这就是根据需求来杀人（Kill on Demand)。”

“按需杀人”的器官移植模式所需要的就是一个活着的供体库。

明慧网曾就此发表过一篇“死刑犯撑不起中国器官移植市场上的蘑菇云”的综合分析。该报告收集了大量中共自己的报导和许多相关的内容。从2000年到2008年的器官移植数量来看，2000－2002年和2006－2008年，死刑犯器官来源稳定在6000－6500例，而2002－2006年之间却有一个飞速的增长，这正是被指控发生大规模活摘器官的时期。报告特别指出了大陆那几年器官移植高峰期的器官市场的不同寻常的特征，包括超短的器官等待时间等，这些特征是死刑犯器官很难解释的，而又恰恰符合活摘器官的模式。

大量失踪的法轮功学员，去了哪里？

中共对上访学员采取了非常恶劣的株连政策：让家人下岗，让单位领导受罚，让全单位职工都没有奖金，甚至让地方政府部门承担责任，以乌纱帽相威胁。这样一来，中共实际上就是把学员周围的一切环境都动员起来参与到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单位里本来对法轮功学员有同情心的同事，因为奖金被扣，也被煽动起对学员的怨气，对法轮功的不满。地方政府部门为了保住官职，从消极状态变为不顾一切的阻扰法轮功学员去上访。地方公安被派到北京信访办门口去截访，“驻京办”变成了各级地方政府在北京抓捕当地大法弟子的派出所。

于是，从2000年左右起，很多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就不报姓名，不报家庭地址。从当时明慧网上的学员交流文章就可以看到，“不报姓名地址”成为了大法弟子抵制株连迫害的一种广泛流行的做法。这些学员后来怎么样了？很多人失踪了。外界只知道他们很可能被集中起来关押到一些地方。现在回顾起来，这种集中关押就为大规模活摘器官制造了条件。

在《血腥的器官摘取》一书中，作者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在世界各地调查采访了很多被中共非法关押过的法轮功学员，这些学员提到在看守所遇到了许许多多不愿说出姓名和住址的法轮功学员。这些学员最后不知去了何处。同时，这些失踪学员的家属很多并不知道自己的亲人去上访，更不知道亲人被谁抓捕，被关到了哪里。严酷的现实是，想要人都不知道跟谁去要。

据明慧网报导，一位法轮功学员回忆起2001年初在北京看守所看到的许多不报姓名的法轮功学员被转移到东北的经历。她说，2000年12月20号以后，被送到看守所里的学员突然增多，每天都有好几十人，甚至上百人，不报名的就被编上号。没几天监室里就放不下这么多的人，警察每天也是在提审追问她们到底叫什么名字，并使用电棍等刑罚，警察教唆监室里其他犯人打她们，可她们基本上都不说。后来警察也不怎么问了，就说你们不说就把你们送到能让你们说的地方去。果然在2001年初每隔两天凌晨就送走一批，都是用大客车装的。我们监室有个十八、九岁的山东女孩，编号是K28，有一天早晨因叫错号了上了大客车又回来了，说都是往东北拉。后来警察也不瞒了，也是说都往东北送。那一段时间北京往东北送了很多人。

中共应对活摘指控，一是不让外界去调查，二是加以否认，三是开始承认供体主要来自死刑犯。联合国“酷刑问题”特派专员曼弗瑞德•诺瓦克（Manfred Nowak）在2009年8月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中共)解释说器官移植的来源主要是死刑犯是无法令人信服的，如果那样的话，那么死刑犯的人数一定比认为的要高得多。”2008年11月“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器官移植热的兴起与迫害法轮功几乎同步，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忧虑。”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在2009年度报告中指出，“未经允许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再次出现，进一步引起了对中国的器官移植业可能存在虐杀的关注。”

2011年６月，美国国务院更新了非移民签证申请表DS-160，变更的内容包括新增加了六个关于“安全和背景信息”的问题，其中之一是：“你是否曾经直接参与强制移植人体器官或身体组织？”（Have you ever been directly involved in the coercive transplantation of human organs or bodily tissue?）该问题属于核查不得入境的理由类问题，即如果答案是肯定的，申请人通常不能获得签证。

《大卫的调查报告》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称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

“天啦，我无法相信这是真的！”这可能是你听到“活摘器官”这一指控时所具有的自然反应。

但是，这并不是你一个人的反应。六十多年前的美国最高法院法官费利克斯•法兰克福（Felix Frankfurter)听到纳粹屠杀犹太人时，也说过类似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