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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05日讯】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姚监复日前撰文披露，1980年代在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期间，他与曾经担任过中共中央专案组的负责人之一纪登奎有过多次谈话，揭露了有关文革的一些内幕。
纪登奎曾经担任过中共中央专案组的负责人之一，专案组的一办管高级干部，二办管军队高级干部，三办管公检法干部及“五一六”专案。因此，纪登奎有权力有资格查阅党的绝密档案。
姚监复：周恩来是伪君子刽子手
姚监复说：“纪登奎曾经告诉我，有次他去西山的党史档案馆，查阅贺龙的档案资料，看完材料出来时，浑身发凉，出了一身冷汗。因为，中央专案组领导的贺龙专案组的定案材料，把贺龙定为‘叛徒’。但是，在档案馆里保存着国民党派人策反贺龙的全部原始档案，包括贺龙向上边的请示及答复，贺龙枪毙说客的决定等材料。纪登奎的意思是，证明贺龙并非叛徒的原始档案完整地保留在档案馆里，他亲眼看到了、读过了。”
但是周恩来负责的贺龙专案组，仍然要将贺龙定性为叛徒。纪登奎从档案馆出来，想一想令人不寒而栗，惊出一身冷汗。
文章说，对过去的历史结论，作为贺龙的入党介绍人，周恩来一定一清二楚。但是，为了适应“文革”的形势，适应毛泽东要求打倒贺龙的要求，周恩来主管的中央专案组，将贺龙定性为叛徒，致以死命。
周恩来向贺龙骨灰七鞠躬
文中写道，周恩来在这个惨剧中不是“违心的”，而是直接动手修改、审定贺龙是“叛徒”的专案组的报告的冤案制造者和杀害元帅的刽子手之一。对于贺龙的死，周恩来在1975年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上说：“薛明啊，我来晚了……我没有保护好他。”
姚监复指出这是对家属、对舆论和民情所作的表演，推脱责任的演戏手法。
当时周恩来曾面对贺龙骨灰的七鞠躬，姚监复认为这是周恩来受到良心的谴责，为自己明明知道原始档案可以证明贺龙不是叛徒，但是却亲自把贺龙从中南海家中送入虎口，并且以贺龙专案组名义定性为叛徒，置之于死地，这是自己一生中又一不可饶恕的罪孽。向骨灰七鞠躬，是认罪，是祈求贺龙饶恕他的丑恶卑鄙的灵魂。
文章说：“周恩来这一招能骗过不少世人，但骗不了贺龙，也骗不了纪登奎，纪登奎看到档案后浑身冰凉，因为他发现了周恩来也是陷害迫害贺龙的当事人，掩盖真实史实的伪君子。”
文章分析，这不仅是周恩来一个人的悲剧，而是毛泽东培养的那一代领导人和许许多多高、中、低级干部的共性，而且具有可遗传后代的严重后遗症，这是更可怕也更可悲的“三个自信”的悲剧。
邓颖超的秘书赵玮曾提供了重要证明。赵玮在香港凤凰卫视的专题访谈节目中，讲述了她在邓颖超身旁工作时的亲身经历，她回忆，在“文革”中央专案组的所有材料都要送到赵玮处，赵每一份都要认真读过，然后交给邓颖超；邓也是每份都要看过，再交给周恩来。
姚监复认为，周恩来、邓颖超对中央专案组一办、二办、三办经手的所有专案，都是负责人，都了解办案进展情况和最终处理结果，因此，周恩来对于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死于专案组监护之下，更多的老干部冤死于秦城等监狱中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周恩来的手上沾有“文革”中死难者的鲜血。
广西血淋林的屠刀 周恩来是始作俑者之一
近年来，美国一些主要大学的亚洲图书馆陆续收藏了一套《广西“文革”档案资料》(下简称为《档案》)。这套机密档案由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辑，自1985年广西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工作结束开始，到1988年12月完成出版，历时4年。
这套《档案》按地县和区直机关共编印十八册，每册600-800页。它共分两大部分：第一册至第七册为“文革”大事件部分;第八册至第十八册为“文革”大事记部份。全套资料比较系统真实地记载了广西“文革”中发生的大事件、党政和各群众组织的重大活动以及广西各级党委对“文革”遗留问题清查处理情况。
文革的广西中出了一件奇事：省委第一书记和广西军区第一政委韦国清是全国二十九个省市中唯一没有倒台的省委第一把手。广西群众组织在文革初期分为反韦的4.22派(造反派)和保韦的“联指”派(保守派)，韦国清自然成了整个广西文革的焦点。
广西的大屠杀的源起便是韦国清在1968年重新出任广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后，对反对他的造反派大肆报复，动用军队和重炮、机枪进行镇压。上面的档案里所引用的被杀害和迫害致死的八万五千人，就大多是422派或同情422派的干部和群众(所谓的黑五类)。
档案指出，正是因为周恩来以及他所代表的“党中央”对韦国清这个广西大屠杀头号刽子手的坚挺，才使韦无所顾忌地向反对他干部群众祭起了血淋林的屠刀。
看完这篇文章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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