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04月27日讯】对英国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曾说过的一句名言：“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历史；谁掌握了历史，谁就掌握了未来”，最为通常的解释就是谁控制信息和记忆，那么过去、现在、未来就一切尽在谁的掌控之中。这分析当然是对的，但很多人都忘记了组成信息和记忆除空间外，最重要的呈现和贯穿载体是时间。因为过去、现在、未来只是混茫无尽的时间切割出来的节点，抓住了现在时间这个节点，就抓住了过去，也掌控了未来。因为人是靠现在所拥有的信息以判断过去的，过去的历史因现在的被掌握而受控制。历史与记忆被控制和阉割，你对未来的判断就会失真，自然就轻而易举地被别人所掌控。
那三年苦日子刚过没多久，1964年女高音歌唱家曾新芳在“上海之春”音乐会上独唱了如下的歌曲：“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申。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恨。千头万绪千头万绪涌上了我的心，止不住的辛酸泪挂在胸……”。这首《不忘阶级苦》的歌曲，是五十岁以上的人大多唱得滚瓜烂熟的，这是“忆苦思甜大会”的保留节目。所谓“忆苦思甜”就是忆万恶的旧社会的苦，不忘共产党和毛主席带来的甜。无论是上山下乡的知青，还是城市里的工人和村庄里的农民，每次的“忆苦思甜大会”都搞得群情激昂，歇斯底里。然后还把野菜、红薯等熬成的稀饭，故意放馊成“忆苦饭”，让人吃得发呕，使你在心理上和身体上都心甘情愿地认可“忆苦思甜”这种做法的必要性。
事实上，如果到此为止，那就是官方需要你拥有的记忆，需要在你脑子里所构筑的历史，就初见成效了。他们所要你拥有的记忆与历史如芯片一样植入了你的脑子里，你就会不在乎目前的困苦，乃至逐渐淡忘三年大饥荒的痛苦经历。因为，每次都要请没有文化的老农民上台“忆苦思甜”，以便教育“生在福中不知福”的年轻人，难免会出现下面令他们有点尴尬的一幕：“那个狗日的旧社会啊，那个三年的苦日子啊，简直没有饭吃，饿死球好多人啊，我也差点饿死球了，还不让老子们出去逃荒要饭，比旧社会还不如啊，妈了个逼的。”这样的老农民轻的会马上被带下诉苦大会主席台，重则会被批斗，说他没有阶级觉悟，破坏了“忆苦思甜大会”，更倒霉的则有可能当作阶级敌人关押起来。因为你的记忆不是官方所需要的记忆，必须通过谎言和暴力让你修改你的记忆，使得历史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
现实实在太残酷了，你只给民众植上“忆苦思甜”的芯片是不够的，还应该时时提醒并给他安装对未来有信心的芯片，那就是无比美好又遥不可及的“共产主义”。现实这个时间节点，在过去（历史）和未来（展望）的严密封锁中，变得无比牢固，行动和思想就非常符合官方的要求了。要言之，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在未来，无数的时间节点，已被严防死守，凡叛逆的思想和活跃的思维，似乎都逃不脱这样的严丝合缝的时间链条。
把过去、现在、未来这个非常长的时间链条封闭在他所制造的社会里——你是不是想起了电影《楚门的世界》，看上去真实到天衣无缝，但一切都是人造和杜撰出来的——还非常熨贴地符合心理学原理，既有对过去和现在“忆苦思甜”的对比，从而使你在心理上产生相对富足的满意感（没有相对被剥夺感）；又使你在“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指引下，充满永不停息的热切期望，至死不休，从而使你对现实的不满降到最低点，这就是时间被国家掌控和“制造”后的奥秘。
如果混沌的时间不经人类的切割——要切割成一分一秒一小时，一天一个月一年等这样具体可感的时段——人就会像在浩瀚无垠的宇宙中飞行，永无尽头一样，有强大的失真感，没有具体的存在感，既而没有安全感。安全感是人类最重要的需求，这个需求得不到满足，说人类惶惶不可终日都不可过分。天文历法之所以在各民族早期社会里，都有了相对比较快的发展，其中主要动力的之一来源于对时间的管理。这么重要的东西，官方不会让民众独自管理——如利用春夏秋冬四季的时间、气候变化，做到不违农时一样——因为时间有先民不能解释的神秘性，如不将此种神圣性附着在皇帝及其所领导的政治机构上，那就是完全不懂“天文（时间）政治学”。
古代改朝换代，最先来的是“奉天承运”、“奉正朔”，你不“奉正朔”亦即不遵守他所制定的年号所代表的时间，那就可能身首异处。在大多数朝代，私印时宪书（历书）也是不折不扣的大罪，因为官方要从利益和神圣性来垄断它。从这种角度看，我们就能理解清末中西之争，甚至演变到哪怕中国无好历法，也不需要西洋那一套。（十）天干（十二）地支的农历纪年，六十年一周甲的循环，和以公元纪年的线性时间发展，背后有很不相同的时间哲学在支撑——前者配合因果报应（博弈链条永不完结），后者配合末日审判（博弈链条很长，但终有完结的一日）。
“建国前”、“建国后”、“解放前”、“解放后”的称呼，是将时间意识形态化——很多人不觉得用如此词语称呼四九年前、四九年后这样的时间节点比较别扭，那是因为很多人对中立性的词汇无感了，故常将“解放前”等脱口而出——共产党刚得鼎时胡风贡献《时间开始了》的长诗，其实非常符合“改号奉朔”这样古老的“时间政治学”。可惜的是，他的主观论不受当朝最高当轴者的待见，复又与周扬等人有很深的个人恩怨，使得官方拿这位很懂“时间政治学”的批评家来祭旗。“建国后”和“解放后”这样“时间开始了”的截断时间之流的做法，在使得官方获得极大的统治合法性的同时，还用“建国前”（以前连国都不是，只是反动政权么）和“解放前”（以前是黑暗受奴役的漫长时段）污名化了历史，也制造了与此前不同的“时间河流”——使“时间国家（有）化”成了得鼎后就必须高屋建瓴地完成的任务。当你看到报刊杂志上在“十一”的时候大张旗鼓地说“祖国某某岁了”、“恭祝祖国某某华诞”，不知不觉的“时间政治学”，由此完成了你对现实政治的信息重新组装，你甚至丝毫不觉其间的不适。
节假日作为时间特殊化和仪式化的节点，在世界各地都受到民众的重视。休假体系主要由法定假日、带薪休息和周休假三大块主组成，据人民网调查在62个国家中，中国的法定节假日处于33位，而带薪休假则并列倒数第三位即59位。西方如英、美法定节假日很少联放（其联放是周休日加上星期一天假期），更不用说像十月这种生产工作高峰期联放。联放带来的后果大家都清楚，对景区等环境带来相当大的破坏性影响，每个旅游者的快乐指数降低，成了到景区看人如何扎堆。但由于未实行带薪休假制，且粗放打堆的集约化旅游经济使得官方对GDP充满期待，何况还可以在时间管理上便捷地约束众人，完成时间的国家化管理，一举数得，保乐而不为呢？为何不实行带薪休假呢？政府与企业在这一点上有利益的重叠处，企业不想额外增添一笔负担，政府不想丧失在时间国有化程度上的管控权。
法定节假日由一般由政治节假日性、宗教性节日和传统（民族、民俗）节日组成。西方多宗教节日（感恩节、圣诞节等），而政治性节日如国庆也顶多休一天，与其它节日并无二致，这么西方对节假日并无太多的“国有化”。而中国无宗教节日，节日版块由传统民（族）俗节日和政治性节日——有国庆、建军节、建党节等政治性节日和三八妇女节、五四青年节、六一儿童节等准政治性节日——组成。建军节、三八妇女节、五四青年节、六一儿童节都是部分符合年龄、性别、职业的民众休假，而建党节似乎没有休假，何以国庆节要凌驾于清明、端午、中秋这样年深月久的传统节日之上？等同于中国所有民众团圆之春节，难道这不是“时间政治学”具体而微的过分看重吗？为什么要如此呢？难道是要体现这个才六十四周年的国庆比千多年来自发形成的民俗节日更重要吗？我本人认为什国庆节应该由三天改为一天，让清明、中秋这样的节日各增加一天，保持法定节假日十一天不变。
这次官方推出明年的法定假日在网络上做了调查，说民意超过了百分之五十，这三套问卷设计大同小异，差异性并不大。但一看有清华大学这样的学校在领头研究节假日该怎么放的问题，我真的觉得中国纳税人的钱搜刮得多到实在没处用了。尤其是国务院下辖国家旅游局专门设个全国假日办，其成员基本上相关司局级官员兼职，叠床架屋以至于斯。我不认为民众连休息和假日这样的事都搞不定，像这样的事官方应让民众自己决定该怎么过，而不是越俎代庖。更搞的是，这次法定假日把除夕排除在外的做法，实在令人匪夷所思。有专家说，除夕这样即使不在法定假日之内，已然形成了只上半天或者不上的习俗，不包括在里面，还为民众节约了半天或者一天的假期，这个说法未必不是真的。但这样做让人觉得法定节假日的“法定”是句空话，法定还不如潜规则；要么是除夕不放假而听任你回家，留下你非法之漏洞，是纵你而邀你感恩，亦为每单位领导留下治人之空间。这种钓鱼执法的事，有关方面还玩得少吗？
细心的民众看到除了“时间政治学”的考量外，还担心除夕不包括在放假之内，可能是全国公路收费的有关机构与“全国假日办”乃至更高当局博弈的结果。除夕当天公路（桥）收费是一笔巨大的收益，这使得那些除夕当天可以不上班的“潜规则”专家难以自圆其说，民众有理由怀疑正是专家们与公路收费机构联合起来，谋算让民众给他们发“压岁钱”。
不管怎样，我主张政府不能如此“全能”（但收了巨多的税却在应有的社会福利上很无能），很多网友在回答假日办问假日应该如何放时，说得最多的就是撤销假日办。至于像清华大学这样拿纳税人钱的国立大学，做些假日该怎么放的“豆腐渣”学问，亦应在裁撤之列。“是时候了”，把民众自己的休假权利下放给他们自己。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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