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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国国君问晏子（晏婴），忠臣是怎样事奉其君王的？晏子的回答很简单：“有难时不陪他死，逃亡时不跟他走。”齐君不悦地说：“君王把富庶的土地和尊贵的爵位封给他，危难时刻反而这样对待，能算是忠臣吗？”晏子回答：“臣子的进言若被采用，臣子的策谋若能听从，国家不可能有难，君王也不至于流亡，用得着臣子去殉难和护送吗？反之，因为昏聩不明而导致国家危难、君王逃亡，随同殉难等于白白送死，随同逃亡则是违心之举。所谓忠臣，就是平常能够让君王向善为民、励精图治，而不是等到危亡时与君王共同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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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齐国名相，晏子与他的前辈管子（管仲）一致认为，真正的忠臣是社稷之臣，应当效命于国家，而不属于某一位君王。就是说，社稷的利益高于君王，臣子可以与社稷共存亡，而不必与君王共危难。齐景公曾支使晏子替他取热食和皮衣御寒，被晏子以“我不是为你掌管衣食供奉的职官”为由断然拒绝了。景公问他，那你是干什么的？晏子说他是社稷之臣。景公又问，什么是社稷之臣呢？晏子说，就是立于朝堂之上掌管大政方针之臣。从此以后，景公在晏子面前，总是规规矩矩地按照君臣礼节行事。这也说明，那时的臣子，对职责以外的事可做可不做，而且有权不做。
管子、晏子等一批先秦政治家、思想家，所以能够提出并坚持社稷之臣的理念，除了自身的学养修为外，与当时的君臣体制也有很大关系。同后来，特别是明、清那种君尊臣卑、高下分明的伦理不同，先秦儒家主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而且“臣事君以忠”要以“君使臣以礼”为前提。“忠”的含义也不是无条件地顺从，恰恰相反，“逆命而利君谓之忠”，臣对君不可以欺瞒，但可以冒犯。孔子甚至认为，君王愚顽不听劝，臣子可另投明君。孟子则说，“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可见，早期中国的君臣关系比较宽松，与我们先前形成的印象有很大出入。
在先秦政治家、思想家那里，臣子之于君王，不仅关系对等而且积极能动。加上臣子的学识、智谋和能力大多高于君王，君王对臣子的依赖性比较强，君能选臣，臣也可以择君；君能炒臣的鱿鱼，臣也可以炒君的鱿鱼；臣只对社稷安危尽忠，而不必为君王的愚蠢负责；臣奉献于君的只是智谋和体力，并不包括人格和自由。这在晏子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在他的话语系统中，没有也不可能出现“愿效犬马之劳”甚至“肝脑涂地”、“万死不辞”之类的自伤人格的词汇。他为了社稷可以弊衣箪食、鞠躬尽瘁，却不会毫无尊严地把自己“货与帝王家”，这便是“为臣不卖身”的独立人格和操守。
（原题为《社稷之臣的人格与操守》,有删改）
（责任编辑：夏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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