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判定为“伪书”，由于近年考古发现的竹简、木牍、帛书而可以确定为真古文献的，有如下6部：
（一）《孙子》（或称《孙子兵法》）。历来怀疑此书为“伪”者比比皆是。清人全祖望作《孙武子论》说：“（叶适）疑吴原未尝有此人，而其事其书皆纵横家所伪为者，可以补《七略》之遗，破千古之惑。”近人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说“（《孙子》）是战国人依托”，“此书若指为孙武作，则可决其伪”。现代学者中有类似观点的，还有钱穆、齐思和等。1972年4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的西汉前期墓葬中，同时出土了《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等大批古书竹简。此次出土的这两部兵法竹简，从涉及的事例、攻城的策略、作战的兵种、战争宜速决还是持久等观点来看，可以明晰地分辨：前者为春秋时期的孙武所著，后者为战国时期的孙膑所著。杨善群《变混沌为清晰的重大发现》对此作了详细的辨析。在确凿的事实面前，疑古辨伪论者不得不偃旗息鼓。现在绝大多数学者都公认，《孙子》是春秋时吴国将军孙武的兵法著作。
（二）《老子》（或称《道德经》）。老子是春秋后期人，与孔子同时，《史记•老子列传》记有孔子向老子问礼之事。然而在疑古思潮盛行的时代，《老子》成了一部作者和撰写时间不明的书。清人崔述在《洙泗考信录》中说：“道德五千言（即《老子》）者，不知何人所作，要必杨朱之徒所伪托。”梁启超在学术讲演时云：“《老子》一书或身分甚晚，究在庄周前或在其后，尚有商量余地。”顾颉刚则在《古史辨》中认为“《老子》书成于《吕氏春秋》与《淮南子》之间”，亦即秦汉之间。看了这些论述，使人如堕五里雾中。1993年冬，在湖北省荆门市郭店的战国中期楚国墓葬中，出土了相当数量的抄写《老子》的竹简。根据竹简抄写必先于墓葬时代，而其撰著时代更应在前的通则，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的实物证明，《老子》一书只能是春秋晚期老聃的著作。不过，学者们从郭店简《老子》中也发现，老子作为早期道家原本也“尚仁”、“守中”，与儒家是“互补互济”的关系。今传本有“绝仁弃义”、“法令滋彰”等反对儒家、法家的言论，是出于后期道家在传抄时对《老子》的篡改。这样，《老子》的作者、写作时代及其在传抄过程中的篡改，终于水落石出，得到明晰的结论。
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摹写本
（三）《孔子家语》。此书历来被判为“伪”。王柏《家语考》云：“四十四篇之《家语》乃王肃自取《左传》《国语》《荀孟》《二戴记》割裂织成之。”崔述《洙泗考信录》谓：“今之《家语》乃（王）肃之徒所撰以助肃攻康成者”，“《家语》非孔氏遗书也，伪也。”这些言论，一直代表了学术界的普遍看法。1973年，河北定县的汉墓中出土大批竹简，其中定名为《儒家者言》的一种，内有十章与《孔子家语》基本相同。1977年，安徽阜阳的西汉初期墓葬中又出土许多竹简、木牍，其中一块木牍上书写篇题四十六条，其“内容大多能在今本《孔子家语》中见到”。令学者们奇怪的是，王肃是三国魏人，王肃伪造的《孔子家语》怎么会在几百年前的汉初墓葬中就已经出现？著名史学家李学勤先生在分析考古发现后指出：“看来我们对今本《家语》的认识应当重新考虑”；“王肃在序言中已说明《家语》得自孔子二十二世孙孔猛，这应当是事实。”最近杨朝明等著《孔子家语通解》，书中称：“《孔子家语》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孔子研究第一书’!”《孔子家语》非“伪”，是真古文献，已成为学者们的共识。
（四）《鶡冠子》。此书定为“伪”也由来已久。唐柳宗元说：“尽鄙浅言也，吾意好事者伪为其书。”明胡应麟又说：“后世伪《鶡冠》者剽（贾）谊赋中语以文饰其陋。”近人钱穆作《鶡冠子辨》，称其“明为伪书”，“盖后人见《汉志》有鶡冠楚人之说而妄托者耳”。1973年冬，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经法》等大量帛书，与《鶡冠子》的文字、思想有许多共通之处。唐兰经过考证论定，《鶡冠子》与《经法》等都是战国晚期“黄老派”的著作。李学勤《马王堆帛书与〈鶡冠子〉》进一步就《歇冠子》书作者的活动年代、思想倾向、师承关系等问题作了考证。谭家健《〈鶡冠子〉试论》对《鶡冠子》是“伪书”的言论进行驳斥，并对其书的价值作了细致评述。黄怀信《〈鶡冠子〉源流诸问题》对该书作者、篇卷、时代、版本作了更详细的阐述。甚为有趣的是，杨宽著《战国史》在1980年修订出第二版时对《鶡冠子》还只字不提，到1998年修订出第三版时，不但在“战国史料”中加进“《鶡冠子》”一书，并补写《鶡冠子实现“大同”的道家学说》一节。《鶡冠子》是真古文献，正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赞同。
（五）《文子》。这部古籍是老子弟子的著作，其为“伪书”早有定论。梁启超谓：“此书班氏已疑其依托，今本盖并非班旧，实伪中出伪也。其大半剿自《淮南子》。”钱穆则说：“老子弟子文子，亦乌有先生也。”上世纪30年代，国学整理社编辑《诸子集成》，其“刊行旨趣”论《文子》说：“唐柳宗元谓其多窃取他书以成之，当系唐以前伪作。”故弃之不收。1973年，河北定县40号汉墓出土大批竹简，其中有许多与今传《文子》相同的文字，而少数地方有所改动。这证明：“《文子》本非伪书，今本《文子》实经后人窜乱。”这样，所谓《文子》的“依托”说、“乌有”说、“窃取”说，在出土竹简面前都不攻自破。接着，江世荣作《先秦道家言论集、<老子>古注之一——〈文子〉述略》，论证《文子》“不是伪书”。随后，李定生、徐慧君著《文子要诠》，卷首《论文子》以大量事实证明“《淮南子》抄袭《文子》”，从而判定《文子》是“先秦古籍”。本世纪初孙以楷作《文子与墨子》，论证“文子是一位重要的道家学者，起着重要的学术津梁作用”。还有许多学者认为，《文子》吸收了儒家、法家、兵家的精华，把道家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于是，一部早有定论的“伪书”，又成了有珍贵价值的重要典籍。
（六）《尉缭子》。此书在北宋神宗时还被尊为“武经七书”之一，当作古代军事学的瑰宝。但自南宋以后，特别是到清代、近代，逐渐被定为“伪书”。清人姚际恒称：“其伪昭然，必焚其书然后可。”姚鼐认为：“盖后人杂取，苟以成书。”现代学者金德建在《司马迁所见书考》中更直斥其为“伪物”。鄙视之意，溢于言表。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的西汉前期墓葬中出土大批书写古代文献的竹简，其中有多篇与今传本《尉缭子》相合。据学者们分析，其抄写年代应在秦汉之际以前，则今传本《尉缭子》为先秦古籍当无问题。所谓“其伪昭然”、“后人杂取”等说法，不过是疑古者的主观想像罢了。《尉缭子》中有“梁惠王问尉缭子”的记载，《史记•秦始皇本纪》又记“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两事相隔有80多年。徐勇《魏惠王的纪年质疑》通过精深功力的考证，确认魏惠王时的尉缭与秦始皇时的大梁人尉缭当为一人。这样，《尉缭子》不但摘掉了“伪书”的帽子，而且其作者生平也得到精确考证，其卓越精深的军事思想更为学者们所阐扬，此乃学术事业的一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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