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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8月24日讯】人和动物最大的不同，是人有记忆，动物没有记忆。人吃了辣椒知道那是辣的，吃了苦瓜知道那是苦的，喝了醋知道那是酸的。可而今一些人却没有记忆了，至少是失去记忆，过去的亊情记不得了，诸如“镇反”、“土改”、“三反”、“五反”、“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文革”、“六四”。究其原因，一是官方用尽一切解数封杀历史，强迫你遗忘，教科书，报刊、电视等媒体都绝口不提；二是三番五次发红头文件和通知，不准提及这些事；再就是经历者的我们，出于自身安全的原因，总是自觉和不自觉地回避，在客观上为毛泽东掩盖了诸多罪恶。《墓碑》的作者杨继绳先生在前言中，一针见血地写道：“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政权以后，一方面封锁了来自境外的一切理论和信息，另一方面又全面否定了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政府既垄断了信息，又垄断了真理。中共中央既是权力中心、真理中心，又是信息中心。一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都全力论证共产党政权的正确性；一切文化艺术团体，都竭尽全力地歌颂中国共产党；一切新闻机构，都发布证实中国共产党英明、伟大的新闻。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把树立学生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当作第一要务。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文艺团体、新闻机构、学校，都成了中国共产党垄断思想、垄断精神、垄断舆论的机器，都在时时刻刻地塑造着青年人的灵魂。”为此，我们决不能面对历史说假话，不能把经历过的各种灾难带进坟墓，帮助“伟光正”撒谎骗人，而去玷污灵魂。
我已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在我有生之年，不会放弃对历史的责任，一定为历史留下证词，如果为此而遭不测，一定无悔无怨。不但要说真话，还要追问和思考：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它的经验和教训在哪里？借此证明，我们没有白白地付出如此惨烈的代价，最终维护了一个具有精神力量与智慧的人的尊严，得活得像个人！所以我总是把亲历、亲见、亲闻的亊情记下来。但凡与“五七难友”接触，总要谈及往亊：你是怎么打成右派的？打成右派后吃了些什么苦？看到了些什么悲惨的事情？不厌其烦地追问，不厌其烦地记录。
新近，难友戴传熹从杭州来京看望女儿，距我家十站车程，直达不转车，去来较为方便。我们整整有三个半天在一起交谈往亊。他长我近两岁，乍看比我还年轻，来去背个旅行包，罩顶Polo白色的旅行帽，用时下流行语叫“酷”。开始他觉得自已没有什么可写的，对于过去的亊情记不清楚了，经过几次交谈，他终于找回了那段失落的记忆，他亲历亲见的亊情，竟如此惊心动魄！
他是哈尔滨外语学院的本科生，李鹏夫人朱琳同级的同学。远在学生时代，他就对日寇侵华心怀深仇大恨，追求民主，渴望社会公平正义。远在1949年，在地下党组织同学的引导下，加入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3年国家大规模基本建设开始急需各类人才，他被提前结业分配到北京中央政府政务院设计总局（现钓鱼台国宾馆）外事室工作，后又任苏联专家日尔柯夫斯基日常翻译，长驻沈阳第一机械工业部第四设计分局，奔走于东北各地。想不到这么一个风华正茂，年轻有为，前途似锦的有用之材，为了响应毛的号召，帮助共产党整治“三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诱惑下，心想“我是一名青年团员，又是团干部，听党的话，起模范带头作用，这是我应尽之义”，就在一次会议上，来了个毫无顾忌的畅所欲言和实话实说，同时还向组织反映了一些来自群众的社情民意，其核心诸如“共产党一党天下；共产党以救世主自居，自诩一贯正确；向苏联一边倒不科学；共产党说得好听，做得并不好看，如今人民当家作主、民主、自由等与日俱减等等”。没有想到不到二十天时间，竟成为全院的“右派明星”。
党和组织对他本着“宽大为怀”，处分是保留公职送劳动教养，月工资从过去的72元降为36元，送到锦州市锦西劳改化工厂去“劳动改造”，这一去就是整整20年。
“保留公职劳教”我还是第一次得知人间还有此“罪名”，在我们四川近十万右派“劳教大军”，全是开除公职的，而且是强迫劳教。我想也许此种富有中国特色“保留公职”的“劳教”，一定比我们“宽松”、“人道”。唉，哪知更霸道。他说，整整关了20年，这20年全在锦江劳改化工厂的高墙里，前11年（1958至1970）在高墙这边是“劳动改造”，拿钱买饭菜票，在所谓“职工食堂”吃饭；后9年（1971至1980）在高墙那边也是“劳动改造”，是国家统一供应吃穿。四川话叫“穿公家吃公家，背上背个红疤疤”。由此可见中共当局是怎样地在违反法律，漠视人权，五十年后的今天此种恶法仍然大行其道。难怪毛泽东还虎视眈眈地站天安门城楼上，国家如能有民主宪政？这叫“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他“升级”没有一点原因，“既未偷又未抢，更未参加国民党”，仅是出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需要”。轰轰烈烈的“一打三反”运动要打击“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是装在仓库里的“现成货”，抓出来买就是，也是“伟大领袖”“英明决策”的“伟大体现”。回忆到这些往亊，难友戴传熹无可奈何地地说，我可是“接受改造”的，突然一天把我送进“集训队”学习，再后抓进锦州市看守所，一未过堂，二未审问，一宣布就是15年。“罪名”是“一贯坚持右派反动立场，对现实不满，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并用极其恶毒的语言，攻击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攻击伟大领袖，为工贼叛徒内奸刘少奇鸣寃叫屈，企图复辟资本主义……”圣女林昭是这样杀的，川大女生冯元春是这样杀的、“红岩志士”周居正是这样杀的，共产党员杨应森是这样杀的，王申酉、李九莲、张志新都是这样杀的。杀杀杀，不然何以叫“无产阶级专政”？他万幸，才十五年。此后妻子离婚，女儿改姓，一个本来就是破碎的家，散架了，肢解了，“党啊，你真伟大！”
不过，更使他揪心惊心的，是“升级”宣判的那一天夜里，大概是1970年7月的一个晚上，狱吏突然将看守所30多个“未决犯”集中关在一个大监舍里，就像一群将送到屠宰场去宰杀的牲口。个个惊魂落魄，悬心吊胆，蜷缩在土炕上，不停地颤抖。晚上十点，一个身负脚镣手铐的重犯，在一群武装的押解下关了进来，就睡在他的旁边。出于人性的良知，他主动关照呵护，诸如解手帮他拉裤子，吃饭帮他喂进嘴。他悄悄打听，才知这是个南方人，原是一家国营厂矿的技术员，好读书，好学习，好古诗词，只因在书写日记的首页上，有岳飞《满江红》一词而引出横祸，那个南方人在“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字里行间加有着重号。
在那个疯狂血腥年代，特别是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只要运动一来就得过滤。南方人的父亲是国民党军官，自然有天生的“反动思想”，为什么上千万首词不写，偏在日记上写这首词？“胡虏”、“匈奴”又指谁？查阶级追五代，硬说是针对共产党。加之在批判斗争时，他态度不好，出手打了“积极分子”，被戴上一顶不大不小的帽子“阶级报复”，抓进看守所。就在两个月前的一个晚上，他拉肚子，不慎误撕了一页“红宝书”做便纸，为一个叫驴的犯人检举。那时，这破玩意儿遍地都是，就像今日墙边地角的白色垃圾袋，但却亵渎不得，有如修道院的圣女，如果谁不注意亵渎了一下，就像亵渎了书的“伟大”作者，称之为“恶攻罪”，是要砍头的。这个南方人却遇上了。晚上南方人要小解，他为他拉裤子，南方人死活不让，说：大哥，我是要死的人了，怎能折腾你。第二天早晨早餐，他去喂他面汤，南方人说，大哥，你吃吧，要走的人了还有什么饿不饿？他含泪相劝：别这样想，还没判呢！就撕了一页纸呗！
笔者所在的四川省笫四监狱，好几个犯人寃死在此事上。有什么办法，时代就是如此荒唐。今天活着的人真难以相信，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会有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这就是“毛泽东时代”的光辉，这就是历史！
更使人惊吓的是，他们被押到锦西市火车站去公判，三四十个人清一色的“反革命”，人人胸口挂着打了红叉的纸牌。武装人员强扭“犯人”双臂，让他们全部跪在地上。其中一个胸牌上写有“现行反革命马相冀”的人，正好跪在戴传熹旁边。不会儿马相冀被两个武装人员拖到后边去，大约10分钟后又拖回来跪在原处，满口鲜血说不出话，原来马的舌头已被割去。马相冀也是犯的“恶攻罪”，当法官一字一板宣读判处他死刑时，马似有不服，嘴不停蠕动，只有“呜…呜…呜…”的声音。那天共计杀了五六个像马相冀这样的“现行反革命”，戴传熹还算运气好，暂时保住了小命。
在那个年代，杀人就像杀只鸡，念完判决书就拉出去，家属还得付子弹费。姓驴的人，原是个判了死刑的强奸犯，他作案是在一辆大货车上。一个晚上，他扒车盗窃，车上篷布下有两个搭“黄牛”的妇女，他竟然当着一个妇女面强奸另一个妇女，案情轰动锦西市，加上前科被判处死刑。这次因“检举有功”，改为了无期。一次“驴”当着他的面，恬不知耻地说：哈！十年后出去，我是现成老太爷了！气得他挥手一拳，重重打了“驴”，为此被记大过一次。
共产党的监狱把人渣和精英关在一起，而且还用人渣来监督精英，这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应载入世界吉尼斯纪录。马相冀被杀没有叫出声来，今天我们为他大叫一声：马相冀，活着的人永远记着你的名字，你是无辜的，是暴政吞噬了你的生命，纵在阴间也要向毛泽东索命！
这是一个险些被忘却的记忆，要不追索查找，就失掉了。只有找回失去的记忆，才有记忆的文字。拒绝遗忘，是我们一代幸存者的历史责任！
戴传熹，1993年在国企杭州电子仪表组件厂以高级工程师退休，但失去的二十多年春岁月再难以找回。他说：这个共和国政府为何会如此狠毒？明明把无辜者错划了，欠发他的工资至今不认账，岂不忒霸道了？！我将保留讨还公道的权利。
讨还公道，不是他一个人的声音，是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的声音，也是我们55万右派的声音。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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