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网站专栏作家、81岁的老作家铁流先生，9月13日在北京以“寻衅滋事”的罪名被中共警方带走并遭非法刑事拘留。1957年他曾被中共划为右派遭劳改关押，蒙冤受屈长达23年。他也是本网站《往事微痕》栏目的创始人与主要撰稿人之一，内容都是当事人在反右﹑文革等运动中亲历、亲见的事件。现将他此前投稿给本站的部份文章整理后陆续重新发表，以飨读者。
题记：反思不但是个人的进步，也是历史的进步，更是民族的进步。我们中华民族需要大反思，每个人更需要反思……
我是个吃政治饭长大的工农干部，长期工作战斗在“阶级斗争”第一线，行事极左，吊过地主，斗过资本家，也揭发检举过自已的亲属，甚而去当过刽子手处决“反革命”。一句话，左得可爱，左得出奇。那时，每年的年终鉴定上都写着这么几句：立场坚定，爱憎分明，追求进步，靠拢组织。想不到“吃政治饭”的人毁于“政冶”，不但成了右派，还被整整关押了二十三年。当然这是痛苦的，但被我损失过的人又不痛苦吗？几十年来总想着一件事件，一件良心上的欠债……
记得，1948年过了新年，龙灯还没有烧去，在一片噪杂的锣鼓声中，我告别了生我养我的农村，父亲将我送到城里一家茶叶店着学徒。老板姓姜，是个大胖子，当我叩毕头起身，他就挺严肃地对我说：“当徒弟学手艺，第一要手脚干净，不要贪小便宜；第二要勤快，见事做事；第三要对买主恭敬，无论生意成不成，都要拿烟倒茶……”我诺诺应着，按照老板（我们叫师傅）的话做去。这家店开在东街上，靠近十字路口，口岸好，成日车水马龙，繁华异常。茶叶店前面是铺子，后面是厂。所谓厂，也不过是有一座烘茶叶的烘炉，以及一些打磨茶叶所用的不同规格的竹筛。
当徒弟的除了不帮老板娘洗裤杈外，什么活都要干，劈柴、担水、煮饭、擦窗、抹桌，另外就是每天早晨扫街。我最喜欢扫街了，这时老板和师兄都没有起床，空气清新，天又不怎样亮，我便可以唱一唱，跳一跳，或者翻个筋斗，打个磨盘腿，舒展舒展身体。只有这个时候“天地”才是我的。
世界上做任何事情都有规矩，没规矩就不成方圆。扫地也是一样：先要在地上洒一层水，然后才弯下腰杆，挨次挨次地扫，既不能“画大字”，又不能伸“蚂蝗腰”，否则师傅会骂：“懒东西，只会吃。”
每扫罢地，悬在电杆上的路灯就由黄变淡了，灯光渐次不见了。接着，街市上有人走动，最先是“咚咚咚”拉尿水的车子，再后是小贩断断续续的叫卖声：“称豆芽”，“捻唐场豆腐乳”，“辣菜，辣辣菜”……这声调婉转，抑扬顿挫，颇像人们哼的山歌小调。在我们铺门当街处有一株杨槐树，两围粗，春绿秋黄，看了它，就是不翻皇历也知现在是什么时令。
六月，杨槐枝繁叶茂，像撑开的一把伞，在“伞”的笼罩下，有不少鸟儿在那里跳来跳去，叽叽喳喳。它们给了我无穷欢乐，使我忘记了学徒生活的枯燥单调和不快。我常在树下面撮着嘴巴逗弄，和它们一同享受大自然的自由。不久我发现，每天在我扫地扫到一半的时候，“叮当叮当”，一辆油光水亮、车杠前端包有铜皮的私包车，飞也似地擦身而过。车身晃映着人影，滚动的车轮扬起一股灰尘，雪亮的钢丝一闪一闪，好似一个旋转的电光圈。拉车的是个彪形大汉，穿一身青府绸衣裤，戴一顶宽边沿草帽，脚下一双麻板丝耳草鞋，在草鞋的鼻梁上还系一朵大红绒结。坐车的是位长发少女，浑身一色白，只有发带是红色的，还有胸口那枚三角校徽是蓝色的。她腰身纤细，肤色润泽，眉毛黑长黑长，轮廓分明的鼻梁下，嘴唇红得发湿，大眼睛明彻透亮，从不旁视，显示出大家闺秀特有的傲气。
不知是出于标榜豪华，或者是提醒过往行人注意安全，她总是把脚踏板上的铜铃踩得特别响：“当当！当当当！”。铜铃震聩我的耳膜，打乱我平静的心，惹得我常常投去愤怒的一瞥：“哼！洋个啥？还不是靠你老子几个臭钱？有本事自己挣，要我才不坐哩！”有时，真恨不得上前揍她两笤帚，直打得她告饶方解心恨。是嫉妒，还是“阶级仇恨”，我也说不清，有时深觉自己可笑：别人坐车踩铜铃，碍我什么？生活是一束五色的花，多姿多态，五彩缤纷，给你欢乐也给你忧伤，给你幸福也给你灾难，给你享受也给你苦酒。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端阳节后的早晨，一个大地铺锦镶绣的好晴天，我打开店铺，和以往一样从井里挑来净水，放下扁担，拿出瓜瓢，满满地盛了瓢又清洌又明净的水，正准备向街面泼去，忽见槐树上飞来一只相思雀（又名红嘴鹬），这鸟羽金黄发亮，长长的嘴喙闪着蓝茵茵的光，它叫得挺好听，声音脆得像女孩子的歌喉。我看得忘情，听得入迷，没有注意飞驰而来的私包车，反手当街一瓢水——“哎呀！”一个尖溜溜圆润润的叫喊声冲得我一怔：糟糕！满满的一瓢水全泼了那位坐车少女的身上。她惊愕地用手挥掸着，白白的衣衫上湿漉漉一片，紧贴着她丰满的胸脯。拉车大汉立即放下车杠，挥拳捋袖，横眉怒眼向我逼来，嘴里还不断恶狠狠地骂：“狗×的杂种，眼睛球×瞎了，老子今天非得教训教训你。”
拳头，斗大的拳头，青筋暴绽，贯着风响，眨眼就要落在头上。我葸畏退缩，思谋着对付的办法。蓦然，又是那个尖溜溜圆润润的声音：“唐师，干啥？他又不是有意的，快走！要上课了。”主人的吆喝，使拉车大汉收回了拳头，不过他的余怒未息，咧嘴龇牙，嚷着说：“下次再这样，老子捶断你的脊梁。”
“当当当！当当当！”私包车一阵旋风般上路了。晨风，霞光，长发，黑亮亮的车身，渐渐地，渐渐地消失在远处，不见了，不见了……
是感情发生了变化，还是我思想日趋成成熟，还是我对客观事物有了新的评价。从此，我不再讨厌和仇视那震耳欲聋的铜铃了，它变得亲切，像和煦轻柔的春风，又像清洌潺潺的泉水，甜人肺腑，沁人心田，给人以美感和享受，似乎老远老远地向我问候：“你好呀！你好呀！”同时，我还发现车里那位少女，既不矜骄，也不傲气，每当私包车擦身而过时，她总是和善地对我微微一笑，那笑出自心田，出自真诚，好像无声地在说：“你好，辛苦了！”我呢，一直目送她，送得很远很远，希望第二天再看见，如果第二天没有看见，心里便空空的，像丢失了什么。我们就这样保持着奇特的“友谊”，彼此心照不宣，把美，一种纯真的美，深深地埋藏在人们眼睛看不到的地方。
斗转星移，红旗翻飞，三十年河东，三十河西，我们的地位发生了易位。古老的城市“解放”了！在“翻身”的锣鼓声中我走上了革命岗位，被分配在一区团工委工作。一个受压者骤然伸直腰板，欢蹦的心可以想象。我觉得自己长高大了，魁梧了，说话也顺理成章了，不论出现在哪里，都受到人们的尊重。
我穿一套四个兜的灰布制服，腰间插一支红绸裹的手枪，扬眉吐气，昂首阔步，神气极了！很快我发现，在鹦鹉巷的一座黑漆公馆门前，那位昔日来去坐私包车的她，突然衣著朴素，可怜地守着一个旧货地摊。地摊是用门板搭的，两端放在条凳上，上面卖的全是些值钱的物品，诸如古色古香的瓷器和陶器，貂皮帽与羔羊袍，以及玉器手饰等，这是意料中的事。可我有点同情她，奔走的脚不自主地停下，在地摊前久久不忍离去。我不是浏览物品，是什么我也说不出。也许我眼光太热，竟然使她惶恐不安，连织毛衣的手也微微颤抖，几次错了针。
天长日久，日久天长，我每天都要在她地摊前站个时辰，尔后默默地惬意离开，走不远又回头看，好象遗落了什么值钱的物品。也许是我看得太痴太傻的缘故吧，一天适值地摊无人围观，她陡然仰起丰润洁白的脖子，嗔怒地盯我一眼，以极不满意的口吻问：“你买什么嘛，天天都来看，又不是西洋镜。”这不软不硬的话，弄得我进退维谷，哑口无言，是呵，该买点什么？这地摊上的东西有哪样适合我买？为了掩饰破绽，我故作镇静地笑了笑：“来看，当然就要买嘛……”她秀俊的脸庞上荡起一丝笑容，红得发湿的嘴唇向上一翘，白白的齿缝间冒出一句：“好吧，那就请问你买哪一样，是琥珀手镯，还是翠玉耳环？”好厉害的嘴，嘲弄揶揄，我有点受不了，少年的心被激怒，必须反击。
我溜了一遍，最后把眼珠停留在地摊一隅的那串银灰色的项链上——这项链是她常系之物，下面还吊有个小巧玲珑的银质鸡心，鸡心可以张合，有个活动按扭。不知什么原因，她此时摘下放在那里。“就买那！”我指着那项链说。她惊得一怔，织毛衣的竹针险些掉在地上，大眼睛盯着我一动也不动，好象在说：“你这不是故意耍花招，有意刁难我吗？”但她却不动声色，把黑黑的长眉毛一扬，用手抓上项链，猛地送到我面前：“卖！”“买？”我嗫嚅了，该怎么办呢？不过人的感情一经激怒，就不轻易冷却，此时的我好似一个进入赛场的角斗士，能中途退场么？
买就买！“多少钱？”“这……”现在轮到她犹豫了，是呵，一个姑娘怎能把自己的心爱之物卖给人，这不等于出卖自己吗？假戏快结束吧，让我从困境中解脱出来，谁知她不“休战”，长发一甩，继续进攻：“五元！”形势逼迫我不能再考虑，尽管当时五块银元是个不小的数目，我也必须如此：“买！”当，当，当，我从怀里取出五块银元，一枚一枚扔到地摊上。她此时表情复杂，进退不得，我不敢怠慢，抓起项链飞也似地走了。
自此，我来去绕道，生怕碰上再惹出麻烦，可心里老想去她地摊前站一站，哪怕是一分钟也好！她的地摊，神秘的地摊，有股摄人魂魄的力量总是拉扯着我。大约一周后，我远远地从此巷经过，蓦然，她叫住了我：“喂——。”无名无姓的称呼，使我停下脚步。“我的项链呢？”她走近说，声音很低很低，表情羞涩而不自然。“我不是买了吗？”我有点懵懂，看着她不停钻地的脚尖。
“不卖了，还来，这是你的钱。”她腰肢一扭，显出姑娘特有的娇态。我瞧着她手里那五枚发光的银元，似笑非笑地：“买卖买卖，有卖才有买，哪有成交的东西叫退？退也可以，得用十元来取。”她瞪我一眼，把散发往后甩了甩，咧口一笑：“你比威尼斯商人还贪婪，才七天就打了个利滚利。”说到这里，她明亮的眸子一转，声音甜得像糖：“我不是叫你退项链，是叫你退鸡心里的东西……”鸡心里有东西？我根本不知道，因为我拿回家还从来没打开看过，一直珍藏在箱子里，现在见她那失悔爱恋样儿，心里有股说不出的乐劲，忍不住问：“什么东西？”“你呀，小官僚。”
她脸庞绯红，越发不好意思了：“拿回家也不打开鸡心看一看，那里面有我的照片。”我一听，顿觉自己胜利了，故意放声大笑：“我——就是买它。”她生气了，憨嗔地把小嘴一翘道：“你真坏，快还我。”我忙收敛起笑容，认真地道：“没在身边，我回家取去。”欲转身，她又说话了：“不要去取了，你就留着吧，但有个条件，不能给第二个人看。”我应着，心里荡起一股甜丝丝的涟漪，好象得到什么。
很快我们开始了交往，她叫王宝宜，父亲是地主兼银行家，母亲是个师范学生，是名门闺秀。记得一个春暮，我们相约去公园，公园在城中心，四周环着一条小河，在楠木林的不远处，有座假山，假山有座凉亭，遥对凉亭的是高巍巍的保路纪念碑，除此，还有许多花草。我们沿着小路，缓缓向前走，彼此没有说话，呼吸的气流直冲对方脸庞。我很高兴，行动说话都特注意，似乎一下成熟了许多。她心跳得厉害，胸脯一起一伏，沿途攀折树叶，一点一点扯着。到了小径的深处，一排杨树遮断行人的视线，这里好静，不知名儿的雀鸟在枝头上唱歌。夕阳的余辉给大地罩上光环，我惊奇地发现，她太美丽了：一身合体的阴丹士林旗袍，外罩米黄色开士米，白套袜，足蹬皮鞋，举止落落大方，说话文文静静。她的眼睛不但光泽明亮，而且饱含喜悦的光芒。
她一边走，一边细细地说：“我不是无产阶级，却热爱共产党，我最恨有钱人欺负穷人，当官的压迫老百姓。一次，我爸爸解雇了一个正在生病的职员，那职员找上门求情，爸爸不同意，推说银行业务不好。我在一旁劝说爸爸，业务再不好也能容下一个人。爸爸只好同意，事后向我说：天下穷人同情不完，我们做生意将本求利，可不是好善乐施的慈善家。还说中国人吃饭是个大问题，孔夫子和孙中山都解决不了。”我插言道：“共产党就能解决吃饭问题，你看毛主席写的《别了，司徒雷登》吗？”她不假思索地回道：“看了，还看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我很拥护（共产党），可惜我不是无产阶级，纵然心向革命，革命未必要我……”她的话有些走题，显得哀婉悲伤，我立即纠正：“革命是大海，需要每滴投奔的水珠，我们党从不采取关门主义，毛主席和周总理不也是出身剥削阶级……”她浅浅一笑，把手里的碎叶扔到河沟里，然后轻轻拍了拍手：“但愿如此。”
梧桐叶落，雁去燕归，秋天来到了，国家渡过了物价暴涨的难关，镇压了叛匪的暴乱，此时我被派到市郊一个乡担任土改工作组长，工作繁忙，一个心眼放在追求进步上，顾不得再与她见面。一天下午，我去区委递交入党申请书，刚一出乡公所大门就见她站在一株泡桐树的后面，样子焦灼，眼神忧虑。我心里有点紧张，生怕别人看见，急忙向她递眼色，意思让她快到前面去。五十年代初期纪律挺严格，稍不注意就有“乱搞关系”之嫌，因此，我在和女同志接近触上，惟恐出漏子，影响政治生命。所以，我和她订有“默契”，非万不得已，不要来机关找我。“宝宜，有什么事吗？”我们快步进入城边一条没人行走的巷子后，我才大着胆子问。她没有回答，把修长的眉毛皱了皱，无声地继续向前走。
巷子很静，少有店铺，多是住户人家。路面用方块石板铺砌的。石板经多年雨淋水冲，光滑得发亮，脚步叩在上面，发出清脆的响声。走出巷子，前面便是城墙，城墙边长了许多丝茅草，风一吹不停地摇曳。我们站在一个大池塘的石栏杆前，望着浑浊的、长满浮萍的塘水。这口塘是前清开造的，传说里面有金鸭子，但谁也没有看见。而今有不少红鲫鱼，在水塘里游去游来。她神情抑郁，心事重重。我猜想着她不快的原因，哦，未必是夏湛的事？她曾向我讲过，在她十岁的时候，爸爸的银行面临倒闭危险，存户纷纷提款，一个姓夏的师长拿出军饷解了这个急。为感谢恩人，爸爸将她许给了师长的儿子夏湛。她高中还未毕业，夏师长就要给儿子完婚，她坚决反对，借口说大学不毕业不结婚，爸爸为难，但拗不过她。一九四九年，夏师长又来信催，她还是不同意。
“宝宜，你说话呀！”我有些急了，心里惦记着去区上递交入党申请书。她脸色阴沉，叹口气后才缓缓说：“我要走了，妈已经买好去重庆的汽车票。我想不去，家里生活一天比一天困难。该卖的东西全卖了。夏湛在重庆的百货公司当会计，来信要我去，不去，此地又没工作……”这话太明白了，只要此地有工作她就不走，我虽然不是个什么负责干部，但介绍个工作倒也容易，可我怎敢贸然介绍呢？她是地主成份呀！今后审干必然牵出这个关系……我犹豫着，思考着对策，怕什么，她又不是反革命，介绍个工作有什么了不起？但当我的手无意碰到了怀里的入党申请书，断然坚定了立场：政治生命高于一切啊！我不能为一个女孩子断送前程呀？
“泽荣，你能不能暂时给我找个工作。”她终于忍耐不住了，张口提了出来。我不敢正面回答，故意转换话题，“重庆是个不错的地方，西南行署也在那里，能看到许多大干部……”“你！”她喉头硬结了，眼眶骤然红润，一个亮晶晶的东西在闪动。天空渐渐黑下来，街灯一盏盏地亮了，塘水变成了一块铅板，隐约现出月亮和星星。晚风把她的长发吹得飘起，乍看似幅轻柔的纱巾。我转开脸狠着心肠，拔下口袋上的金星笔：“请带上，作为我们相识的纪念。”
她愣了，把牙一咬，抓过笔，向黑沉沉的街巷跑去。她的脚步零乱，沉重杂碎，跑得歪歪斜斜，像一个醉汉，又像受了惊吓的梦中人。一句话，她的心碎了，散了。我长久地望着黑洞洞的街巷，心中有不可言状的悸痛和惆怅。呵，她走了，走了，今后能重逢吗？于是，我又有些懊悔，觉得应该答应她的要求，在这困难中帮帮人，何况这种要求是那样低微，只不过是举手之劳。我想追去，腿却拔不动：不行呵，我是穷人的儿子，工人阶级的一员，我正在入党，怎么能和一个地主阶级出身的小姐划不清界限……
她走后不久，她家原住的公馆作了抵押，父母搬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我也没有时间和心思去打听。好长一段时间，我脑屏里都跳动着她黑长黑长的眉毛，明亮清澈的大眼睛，轮廓分明的鼻子，红得发湿的嘴唇，以及纤细的腰肢，洁白如玉的脖子……每当经过她原来住所公馆门前时，我都要收住脚，默默地站上几分钟。公馆门上的铜环由于没人擦整已失去光泽，两旁的青石狮子已毁去了一只，二门上的花窗也拆去，园里花草不再鲜艳，这景象不禁使人想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女姓家。”革命改变了一切，荣辱贫富打了个颠倒，社会的变化太快了。
春秋更替，寒来暑往。1952年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我从区委调到市税务局”打老虎”。在运动进入追脏阶段，一天局党委召开中心积极分子会议，研究贪污分子的退赃和处里问题。主持会议的郝局长是个老八路，特别喜欢我，常夸我工作积极，立场坚定，对党忠诚，爱憎分明。会议正开到关键时，传达刘老头推门伸进脑袋向我说：“小黄，有人找。”我眼也不看道：“没时间，叫他等一下。”刘老头不肯离去：“我说啦，她说一定要见你。”我嘟哝一声：“乱弹琴。”正在思索问题的郝局长，扔掉烟头，笑嘻嘻问道：“什么事这么重要啊！喂，刘老头，是男还是女？”刘老头应道：“一个姑娘。”“姑娘？”郝局长咧开大嘴催着我：“快去，快去，媳妇都找上门来了。”他一句玩笑话，引得参加会的同志纵喉大笑，弄得我窘极其，脸红得像个西红柿。我走出会场，穿厅过院，一边走一边想：是哪个姑娘不揣冒昧来找我呢？想来想去没个结果。步入会客室，我一下愣住了，眼前这位短头发，身穿花哔叽棉袄，胸脯高耸，脸儿红润的姑娘是谁呢？好面熟，一时想不起来。
她笑盈盈地从木椅上立起，很有礼貌地招呼：“黄泽荣同志，当官了，连我也认不出来了。”“哦，宝宜！”我冲口而出，但马上觉得话不妥立即更正：“你好，王宝宜同志，几时回来的？”我们相对坐下，久久没有说话，我一边打量她，一边嘀咕：“变了，变了，已经不是一个姑娘了……”“昨天回来，一下车就打听你，问了好些人，才知你调到这里。”她说，声音还是那么圆润，那么好听，但我却不舒服。“妈妈说你当团委书记了，工作很有成绩。”对她的称赞我并不乐意，觉得太勉强，太做作，随即打断话头问：“要住多久？”“不走啦。”她说，低下了头，发光的脸上升起两片乌云：“唉，真倒霉，他是贪污分子，一月前畏罪自杀了。在重庆我住不下去了，只好回来。”我屏住呼吸听着，无声地玩着手中的茶杯，她那高耸的胸脯老在眼前转，像压迫人的山峰。
“妈妈老了，爸爸没有工作，家里生活困难，听说市上要招一批干部，我想请你介绍下。我是学财经的，税务工作更对路。”她的话象低沉的琴弦，一声声，一字字，酸得人心痛。我虽然同情她不幸的遭遇，然而绝没有勇气为她作牺牲。……有什么办法，在阶级斗争风浪中过早成熟的我，不能不权衡利害得失啊！我淡淡一笑，用那种既不是推诿也不是肯定的官场口吻说：“这样，你留个通讯地址，我和领导研究研，回头告诉你，如何？”她无可奈何地点点头，留下通讯地址悄然走了。
我没有去，一直没有去，几乎遗忘了这件事，半个月接到她一封从重庆发来的信：
泽荣：你好。
我又回到了我所不喜欢的地方。这地方没有亲人，没有我熟悉的面孔，一草一木都十分陌生，可有什么办法呢？要活下去呀？虽然我们相识偶然，可那一瓢水，却在我无尘的心灵上留下了不可拂拭去的痕迹。49年前是贫富悬殊使我们不能接近，49年后一个新的悬殊把我们隔得更远。这不怨你，只怨我不该出生在这个家庭里，同时也怨我缺乏勇气，如果当初不离开，也不会演出这样一出悲剧。所以此次返归故里，并不抱什么奢望，我明白，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只想找个工作在故乡住下来，使受伤的心得到一点温暖，然而，就连这一点也难办到，我只好又走了……
我读罢信，心里酸得不是味，久久望着旋转的灯光出神，感到良心上负了债。几年后我成了右派，省市报刊天天批。我想相距咫尺的重庆定会看见，可她又怎么想呢？
现在时光已飞去整整五十多年，可负疚感仍未消失，深深地埋在心里……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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