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11月18日讯】又是一个春雨飘洒的清明，我与姐弟们驾车行驶在通往家乡的公路上。风雨潇潇，再一次把我们那痛彻心肺的伤痛唤起。
父亲离我们而去已整整二十年了，可他那音容笑貌无时不显现于我们的脑际。来到父亲的墓前，我们跪拜不起，号天泣血，泪洒沾土。望着父亲的遗像，我的胸口很堵得慌，又一次在心里痛骂着自己：父亲那遭受政治迫害的冤屈，我没能面对面耐心听他倾诉；几十年的养育之恩，我也犊情未报。读到《石鼓滩头》（衡阳反右史事），更激发了我要写写父亲的愿望与冲动，用这篇拙文来告慰九泉之下的亡灵。
父亲1929年出生在衡阳县栏垅乡下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家中兄弟姐妹多，他排行老五，靠我爷爷养猪，二伯做长工才断断续续读完小学和初中。期间，他还得替人放牛。1951年父亲高中毕业后，先后到市文化馆、江东区文化馆任宣传干事、馆长。1955年调入衡阳日报社工作，很快由记者、编辑提升为文艺科科长，负责编副刊。
父亲对自己钟爱的事业满怀着美好的憧憬，然而，随着1957年夏季的到来，一场灾难悄悄降临于我父亲。他在顷刻间被当时的报社领导强扣上“右派”帽子。“罪状”有三条：一是公开拥护右派分子言论，从党内支持和接应；二是反对党在人事上的安排；三是认为党不能领导文艺，拒绝党的领导，反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对社会主义不满。其依据是：一、父亲当时在登有市委统战部召开民主人士座谈会的消息的报纸上写“鸣的开始，放的开端”八个字。二、工交科副科长李升平（当时是非党员）写了一篇《为牢骚说几句话》的杂文，被报社当作反动文章，让大家批判。父亲说：“党外人士发牢骚也是好的，何况我们过去工作中确实存在某些错误和缺点……”三、在一次整风会议上针对当时领导（总编罗光泽）要求大家提意见，但又左定条条，右定框框的作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既要大家提意见，又要求恰如其分，这让人家怎样提？”
说起罗光泽，确是个心胸狭窄、颠倒黑白、手段卑劣的小人。1957年，经他精心策划、蓄意谋害，使我父亲和李升平、刘学德等一批有才有志青年，断送了青春、才智、姻缘、事业、前途，掉进了苦难的深渊。父亲逝世后，我在清理他的遗物中找到一篇申诉材料，才较为清楚地了解到个中原委（父亲从不与我们谈起他的那段经历）。申诉材料中写道：“罗光泽为什么要这样置我于死地呢？因为我对他那种独断专行、专横跋扈、欺上压下、动不动就骂人、撵人家走的恶劣作风看不惯，平时顶上一两句，特别在开展整风运动会上公开提了他的意见，因此，他怀恨在心。另因他为找女朋友两次请我做媒，而我却没按照他的‘旨意’做，他觉得丢了面子（其中，他看中了本单位的一女同事，我没帮忙，而那女同事恰又与我同科的刘学德谈了朋友，所以他气极败坏），不仅报复了我，也报复了刘学德”。
1957年的那场灾难，给被错划“右派”的人们带来多大的精神打击和身心摧残呀!父亲戴“帽”后，被开除党籍降级降薪，安排在单位搞卫生，干杂活、重活，同时每晚还得接受同事们的批斗。父亲他们几个涉世不深的年青志士，正意气风发想大干事业之时，却在一夜间成了人民的“敌人”。他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开始感到震惊，并极力争辩，可最终无法抵挡那场由最高当局刮起的来势汹涌的风暴，从此变得沉默、害怕、无奈……
我恰是个不幸的1957年8月出生的孩子。那年父亲被打成右派，清早出去深夜归，全家人成天提心吊胆，害怕他会被劳教关起来。由于父亲挨斗，没能送母亲上医院，直到晚上8点多我生下后，状况不好，外婆急忙跑到报社，父亲才得以准假到医院看望我一次。我出生才几个月，突然生病出麻疹。由于家境困难，拖延了治疗，我奄奄一息。父亲百般无奈，只得将家中唯一值钱的旧单车卖掉，算是捡回了我一条命。母亲因父亲的缘故，失去了自己事业中的美好前程。最为酸楚的是，本是一名受人尊敬的优秀教师，却不得不在每一次的大小会上向自己身上泼脏水：“我不好，我是右派分子的妻子，我要检讨”。
1958年，父亲被衡阳日报社赶出大门，到市郊岳屏公社水东大队监督劳动。那年冬天，父亲带去的一床旧棉絮被小偷抱走了，靠稻草当被子抵寒。实在冻得受不了，只好每天拖着疲惫的身体步行几十里黑路回到市里的家中睡觉，第二天天不亮又赶回乡下。几个月下来，父亲身体垮下了，全身浮肿。
1961年，父亲摘了“帽”，先后被安排到市广播电台、市花鼓戏团、市群众文艺馆工作。“摘帽右派”依然受歧视，在“四清”、“文革”运动中，被下放到老家劳动改造。无论精神上还是身体上父亲都被击得很深、很痛，使得他不得不有过“轻生”之念，可他又哪能抛下自己乡下的双亲、家中的妻子儿女们呀!自我记事起，父亲在我脑海印记的就是多才多艺、心地坦诚、善良的形象。他从不打骂三个儿女，深爱着每一个家人，对邻里和同事们也都是谦恭有礼。再难再苦，他都是用一张笑脸相待，时不时还会向人逗乐几句。后来我才明白，父亲的“幽默”里蕴藏着多少辛酸。父亲内心的痛楚，从不向家人与旁人诉说，更不把眼泪流出。可那年他随大批右派集中在农场劳动时，我因患急病昏厥过去，家人们哭成一团，父亲得知后连夜赶回家，抱着我流下了不轻弹的眼泪。
父亲在市花鼓戏剧团工作期间非常辛苦，不仅当编剧、导演，有时还得放幻灯、跑“龙套”等。工作繁重，长期熬夜，不得不用瘦弱的身躯抗争着一切。由于工作环境，他养成抽烟的习惯，而且烟瘾很大，可家境困窘，他一直抽着劣质的“喇叭筒”。他总是省着、苦着自己，就是每晚剧团散工后的一点夜宵，自己也忍饥不吃，端回家中让家人们“分享”。
1973年我在衡阳市二中读高中时，因表现突出，被学校共青团团委初审定为发展对象。那天，我怀揣着“申报初审表”，雀跃般回到家中，骄傲地将表递向父亲并大声叫着：“爸，我要入团了，你快帮我填表吧。”父亲当时是喜上眉梢，急不可待地戴上老花镜，仔细看着表格，与我一同认认真真地填着。等呀，盼呀，我心焦火燎地盼着站在团旗下宣誓的那一天。然而最后等到的是学校团委书记找我谈话：“你的父亲未恢复原职，还存在着遗留问题，所以你入团政审未能通过……”。我当时傻眼了，惊愕了：“为什么？父亲不是群众文化馆的一名国家干部吗？”长期的政治磨难中，父亲在儿女们面前总是默默忍受着伤痛，可此时从不轻易表露情感的他再也压抑不住，眼泪夺眶而出。
父亲自从踏进文艺界，始终偏爱文艺创作，特别是对地方戏剧情有独钟。就是在遭受各种摧残时，父亲也没有颓丧，对于自己一生酷爱的事业从未放弃追求。甚至在批斗会上，他假装煞有介事地听别人的发言，其实思想早已开了小差，去玄想某个学术上没解决的问题或某个剧本的创作了。我们会经常发现他回家时带回许许多多零散的纸片，甚至还有烟盒纸，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小字，原来这都是他在政治迫害的夹缝中辛苦积累的宝贵资料。我们知道，他对自己事业的追求，从未打算改弦更张。他热爱祖国的文学遗产、朝斯夕斯，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三十多年的文艺创作生活中，父亲改编的花鼓戏《打鞭进城》、《赶鸭》等作品，获得湖南省花鼓戏剧本文学奖三等奖；并收入湖南省地方戏剧丛刊、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两次发行（单行本）。与同事们一起共同创作了花鼓戏《焦裕禄》、《初升的太阳》和《安安送米》，许多读者和观众以及同行都说作品如其人，有一股乡土味。
“粉碎四人帮”后，父亲的冤案追忆父亲刘文恒
刘茨利
又是一个春雨飘洒的清明，我与姐弟们驾车行驶在通往家乡的公路上。风雨潇潇，再一次把我们那痛彻心肺的伤痛唤起。
父亲离我们而去已整整二十年了，可他那音容笑貌无时不显现于我们的脑际。来到父亲的墓前，我们跪拜不起，号天泣血，泪洒沾土。望着父亲的遗像，我的胸口很堵得慌，又一次在心里痛骂着自己：父亲那遭受政治迫害的冤屈，我没能面对面耐心听他倾诉；几十年的养育之恩，我也犊情未报。读到《石鼓滩头》（衡阳反右史事），更激发了我要写写父亲的愿望与冲动，用这篇拙文来告慰九泉之下的亡灵。
父亲1929年出生在衡阳县栏垅乡下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家中兄弟姐妹多，他排行老五，靠我爷爷养猪，二伯做长工才断断续续读完小学和初中。期间，他还得替人放牛。1949年下期入衡阳县立中学（现存的衡阳市二中），享受政府助学金才读完了高中。1951年父亲高中毕业后，先后到市文化馆、江东区文化馆任宣传干事、馆长。1955年调入衡阳日报社工作，很快由记者、编辑提升为文艺科科长，负责编副刊。
父亲对自己钟爱的事业满怀着美好的憧憬，然而，随着1957年夏季的到来，一场灾难悄悄降临于我父亲。他在顷刻间被当时的报社领导强扣上“右派”帽子。“罪状”有三条：一是公开拥护右派分子言论，从党内支持和接应；二是反对党在人事上的安排；三是认为党不能领导文艺，拒绝党的领导，反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对社会主义不满。其依据是：一、父亲当时在登有市委统战部召开民主人士座谈会的消息的报纸上写“鸣的开始，放的开端”八个字。二、工交科副科长李升平（当时是非党员）写了一篇《为牢骚说几句话》的杂文，被报社当作反动文章，让大家批判。父亲说：“党外人士发牢骚也是好的，何况我们过去工作中确实存在某些错误和缺点……”三、在一次整风会议上针对当时领导（总编罗光泽）要求大家提意见，但又左定条条，右定框框的作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既要大家提意见，又要求恰如其分，这让人家怎样提？”
说起罗光泽，确是个心胸狭窄、颠倒黑白、手段卑劣的小人。1957年，经他精心策划、蓄意谋害，使我父亲和李升平、刘学德等一批有才有志青年，断送了青春、才智、姻缘、事业、前途，掉进了苦难的深渊。父亲逝世后，我在清理他的遗物中找到一篇申诉材料，才较为清楚地了解到个中原委（父亲从不与我们谈起他的那段经历）。申诉材料中写道：“罗光泽为什么要这样置我于死地呢？因为我对他那种独断专行、专横跋扈、欺上压下、动不动就骂人、撵人家走的恶劣作风看不惯，平时顶上一两句，特别在开展整风运动会上公开提了他的意见，因此，他怀恨在心。另因他为找女朋友两次请我做媒，而我却没按照他的‘旨意’做，他觉得丢了面子（其中，他看中了本单位的一女同事，我没帮忙，而那女同事恰又与我同科的刘学德谈了朋友，所以他气极败坏），不仅报复了我，也报复了刘学德”。
1957年的那场灾难，给被错划“右派”的人们带来多大的精神打击和身心摧残呀!父亲戴“帽”后，被开除党籍降级降薪，安排在单位搞卫生，干杂活、重活，同时每晚还得接受同事们的批斗。父亲他们几个涉世不深的年青志士，正意气风发想大干事业之时，却在一夜间成了人民的“敌人”。他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开始感到震惊，并极力争辩，可最终无法抵挡那场由最高当局刮起的来势汹涌的风暴，从此变得沉默、害怕、无奈……
我恰是个不幸的1957年8月出生的孩子。那年父亲被打成右派，清早出去深夜归，全家人成天提心吊胆，害怕他会被劳教关起来。由于父亲挨斗，没能送母亲上医院，直到晚上8点多我生下后，状况不好，外婆急忙跑到报社，父亲才得以准假到医院看望我一次。我出生才几个月，突然生病出麻疹。由于家境困难，拖延了治疗，我奄奄一息。父亲百般无奈，只得将家中唯一值钱的旧单车卖掉，算是捡回了我一条命。母亲因父亲的缘故，失去了自己事业中的美好前程。最为酸楚的是，本是一名受人尊敬的优秀教师，却不得不在每一次的大小会上向自己身上泼脏水：“我不好，我是右派分子的妻子，我要检讨”。
1958年，父亲被衡阳日报社赶出大门，到市郊岳屏公社水东大队监督劳动。那年冬天，父亲带去的一床旧棉絮被小偷抱走了，靠稻草当被子抵寒。实在冻得受不了，只好每天拖着疲惫的身体步行几十里黑路回到市里的家中睡觉，第二天天不亮又赶回乡下。几个月下来，父亲身体垮下了，全身浮肿。
1961年，父亲摘了“帽”，先后被安排到市广播电台、市花鼓戏团、市群众文艺馆工作。“摘帽右派”依然受歧视，在“四清”、“文革”运动中，被下放到老家劳动改造。无论精神上还是身体上父亲都被击得很深、很痛，使得他不得不有过“轻生”之念，可他又哪能抛下自己乡下的双亲、家中的妻子儿女们呀!自我记事起，父亲在我脑海印记的就是多才多艺、心地坦诚、善良的形象。他从不打骂三个儿女，深爱着每一个家人，对邻里和同事们也都是谦恭有礼。再难再苦，他都是用一张笑脸相待，时不时还会向人逗乐几句。后来我才明白，父亲的“幽默”里蕴藏着多少辛酸。父亲内心的痛楚，从不向家人与旁人诉说，更不把眼泪流出。可那年他随大批右派集中在农场劳动时，我因患急病昏厥过去，家人们哭成一团，父亲得知后连夜赶回家，抱着我流下了不轻弹的眼泪。
父亲在市花鼓戏剧团工作期间非常辛苦，不仅当编剧、导演，有时还得放幻灯、跑“龙套”等。工作繁重，长期熬夜，不得不用瘦弱的身躯抗争着一切。由于工作环境，他养成抽烟的习惯，而且烟瘾很大，可家境困窘，他一直抽着劣质的“喇叭筒”。他总是省着、苦着自己，就是每晚剧团散工后的一点夜宵，自己也忍饥不吃，端回家中让家人们“分享”。
1973年我在衡阳市二中读高中时，因表现突出，被学校共青团团委初审定为发展对象。那天，我怀揣着“申报初审表”，雀跃般回到家中，骄傲地将表递向父亲并大声叫着：“爸，我要入团了，你快帮我填表吧。”父亲当时是喜上眉梢，急不可待地戴上老花镜，仔细看着表格，与我一同认认真真地填着。等呀，盼呀，我心焦火燎地盼着站在团旗下宣誓的那一天。然而最后等到的是学校团委书记找我谈话：“你的父亲未恢复原职，还存在着遗留问题，所以你入团政审未能通过……”。我当时傻眼了，惊愕了：“为什么？父亲不是群众文化馆的一名国家干部吗？”长期的政治磨难中，父亲在儿女们面前总是默默忍受着伤痛，可此时从不轻易表露情感的他再也压抑不住，眼泪夺眶而出。
父亲自从踏进文艺界，始终偏爱文艺创作，特别是对地方戏剧情有独钟。就是在遭受各种摧残时，父亲也没有颓丧，对于自己一生酷爱的事业从未放弃追求。甚至在批斗会上，他假装煞有介事地听别人的发言，其实思想早已开了小差，去玄想某个学术上没解决的问题或某个剧本的创作了。我们会经常发现他回家时带回许许多多零散的纸片，甚至还有烟盒纸，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小字，原来这都是他在政治迫害的夹缝中辛苦积累的宝贵资料。我们知道，他对自己事业的追求，从未打算改弦更张。他热爱祖国的文学遗产、朝斯夕斯，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三十多年的文艺创作生活中，父亲改编的花鼓戏《打鞭进城》、《赶鸭》等作品，获得湖南省花鼓戏剧本文学奖三等奖；并收入湖南省地方戏剧丛刊、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两次发行（单行本）。与同事们一起共同创作了花鼓戏《焦裕禄》、《初升的太阳》和《安安送米》，许多读者和观众以及同行都说作品如其人，有一股乡土味。
粉碎“四人帮”后，父亲的冤案也像他的鹤发苍颜一样，大白于天下。他油然想起古人的诗句：“莫嗟黑发从头白，终见黄河到底清。”他惋惜虚掷虚耗的大好光阴，以只争朝夕的精神，笔耕不辍，弥补蹉跎，接连交出十多部稿子，如：1980年改编出新的古装花鼓戏《恭伢子缝衣》、现代花鼓戏《蛙缘》、《老来缘》等作品，获得了湖南省戏剧汇演三等剧本文学奖，成为优秀保留剧目，并在全国性杂志《剧本》发表。在75、79、81以及85届湖南省儿童文艺汇演上，父亲创作的《三只猫》、《比爸爸》、《拆蛙钓》等分别获得两个一等奖和一个三等奖，并在省人民出版社《丽丽与小白鹅》一书上发表，省电台录像播放。那段时间，父亲发表的著述引起了老朋友们的注意。有人曾惊叹说：“真乃神来之笔”。而我深知，在这些成果的后面，乃是父亲几十年来每日清晨三四点钟开始的劳作，是政治迫害下无声的呐喊，是长期寂寞中的辛勤耕耘……
父亲还勇于修正自己著作中的不足和疏漏。有的朋友读了父亲的作品，来信提出不同看法，父亲认为正确，便立即采纳。如在《狐裘传》、《回春曲》、《并蒂瓜》、《青春》、《医生》、《第一次上门》等剧作作品的创作上充分听取和吸收了不同的意见，并获得了成功。父亲逝世前，是衡阳市戏剧工作室主任，湖南省戏剧家协会会员，湖南省戏剧文学学会理事，衡阳市戏剧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并担任《中国戏曲音乐集成湖南卷·（衡阳分卷）》常务副主编。在编撰《衡阳湘剧志》和《衡州花鼓戏志》中，父亲负责编辑审稿，在修改《衡州花鼓戏志》时，四易其稿，每稿长达25万余字。对《湘剧志》中的《醉打山门》、《水漫兰桥》等作品，反复修改达8次之多，其工作难度和辛劳可见一斑。父亲终因病魔被夺走了生命，原湖南省画院院长、著名画家钟增亚先生在报上撰文《铁汉刘文恒》写道：“你走得那么匆忙，那么清白，那么宁静……一个坚强铁汉，你坎坷的遭遇，高尚的人格，引发多少同行志士在流泪，在痛哭呀!
父亲走得匆忙，却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在几十年逆境中从不颓丧的生活勇气，他在长期寂寞中不坠青云之志的风骨，令我们兄弟姐妹心仪神往，永志不忘。在我家墙上挂有父亲手书的绝句一首：“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当视为不是遗嘱的遗嘱吧。而今我虽已过耳顺之年，但每当看到这幅字时，总是感受到父亲对子女不尽的关爱和无声的鞭策。而今而后，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我们及我们的子女们都将永远以父亲的精神自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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