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5年01月30日讯】（接前文）
经济崩溃第三步：债务全面爆破，经济系统四分五裂
经济基础结构决定经济崩溃的程度。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经济崩溃，经济萧条则是对经济崩溃的修正和恢复。不同国家经历经济崩溃时，由于自身的经济基础差异，崩溃的程度——包括深度和广度——也不同。经济基础坚实的国家地区，承受经济崩溃的能力强，在经济崩溃时能够更有效地承受崩溃，应对崩溃。如果经济基础弱和割裂，承受能力弱，经济崩溃意味着整个经济基础也发生崩溃。如同耶稣所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
发达工业经济具有坚实的经济基础。从商业模式上，发达工业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充分调动人的聪明才智，持续提高生产系统的效率，获得更高的利润。其中，利润的主要来源是以更低的物质成本投入，实现更高的产品销售收入。这样的利润主要是知识利润，也就是来自于人们聪明才智的利润。日本在人多地少、资源极为匮乏的情况下，通过生产和销售高利润的工业产品，成为世界第二工业强国。在日本工业化发展的过程，一个是在宏观和中观层面上，大量创新型中小企业的诞生和发展，并且由大企业组织起来，形成系统创新；另一个是在微观层面上，既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个人的发明创造，同时更强调集体的合作与协同。由于现代工业的系统性、集成性因素，人与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相互依赖。为了能够更好的依赖和协作，大企业在利益分配上，照顾中小企业的利益，给中小企业足够的利润和发展空间；同样道理，企业对员工，同样照顾到员工的收益，让员工有稳定的收入、尽可能长期的雇佣合同、以及与企业绩效相匹配的奖金分红。在这样的机制下，日本工薪阶层极为敬业，个人收入较为平均，社会贫富差距相对较小。而且，高聪明才智利润意味着，大部分的利润都分配到员工的手中。日本大多数工薪阶层在持续获得稳定的收益后，普遍都拥有一定的积蓄。 在困难时期，个人聪明才智、勤奋敬业、相互依赖于合作以及长期的积蓄，都可以帮助个人和社会更好地应对危机，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
与之相对比，加澳的殖民地经济，表现出相反的特点。在加澳经济中，一小部分人依靠土地获得高收入，另一小部分人依靠大政府获得高收入，夹在中间的大多数人则陷入收入较低、税收高、生活费用高的困境中。随着矿产价格日益高涨，拥有各种矿产的业主们获得越来越高的收益，为矿产直接服务的矿业雇员和相关服务机构，也获得较高的收入。另一方面，加澳在独立后，都实施大政府政策，而且随着福利国家政策的实施，政府规模越来越大。大政府的口号在于，通过高税收的方式，进行所谓的社会财富调节，减少社会贫富差距，同时提供更多的民众福利，解决民众的后顾之忧。但实际上，这些福利实施的结果是，与政府相关的机构获得高额利润。与大政府相伴的是大企业，通过游说大政府，在大政府的支持下，以极其低效的方式运转，同时以高价盘剥消费者，将高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并且获得较高的利润。另外，政府中的人员根据自己的级别，获得不同程度的高收益。其中，高级官员因为掌控着社会中的财富分配权，可以对特定行业进行政策倾斜，并且将利润优厚的政府合同分配给某些企业。这些权力意味着，政府官员具有寻租空间，也就是具有腐败的机会。除此之外，不同类别的政府雇员组成工会，在表面上与进行收入讨价还价，并且以罢工为威胁，要求持续提高收入。在政客与工会半推半就的工资谈判过程中，政府雇员的工资持续上升，其收入水平远远高出社会同等工作能力和强度工作的收入水平。而且，政府的低效体现在方方面面，都给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在大政府的作用下，各种大企业随意侵害消费者权益，各种收费项目和商品侵蚀消费者腰包。而在社会中，绝大多数人因为无法依靠土地、或者依靠大政府，不仅自身收入较低，而且税收高，生活费用高。
在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中美开始大规模实施经济刺激，加澳矿业收入持续提高的情况下，两国政府开始大手大脚。众所周知，矿业收入受到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持续开采导致矿产储量减少，在减少到一定程度后，开采成本会增加，而且采矿污染严重；二是矿业价格不稳定，随时可能经历大起大落。尤其是在2009年后，中国和美国的大规模刺激后，在长达5年左右时期中，将资源和能源价格推到历史高位。而且，中国人积极移民和留学加澳，给加澳带去大量的资金。可以说，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的结果是，加澳总体经济空前景气，资金流入的规模空前。政府税收在相当程度上依靠矿业，远高于矿业直接给加拿大整体经济带来的收入。如果考虑到矿业价格已经长期处于高位，而且中国经济快速走向衰竭，政府的正确做法应当是，在矿业价格高、销量大的时候，尽量节约开支，未雨绸缪。但是，加澳政府在经济好的时候，不仅不谨慎对待形势，反而为了短期讨好选民，持续在加大开支，扩大政府债务。而且，通过极低利率政策，刺激民众的各种消费，尤其是房地产的消费。在大量资金涌入，以及低利率的政策刺激下，加澳在货币坚挺的同时，房地产价格持续上升，房价已经达到极为畸形的水平。在2010-2011年，美国房地产市场相对低迷时，加拿大房价与南面邻居相应地区的房价差距，可以轻易达到50-100%甚至更多。另外，加澳民众消费持续高涨，例如豪华汽车显著增加。
在经济刺激的背后，是政府和民众债务水平加速上升。根据Fraser Institute在2014年4月发布的研究报告，加拿大三级政府（联邦、省和地方）的债务从2007/08到2011/12年度急剧上升，直接债务（direct debt）从8722亿元升到1.2万亿元，而加上其他债务（other liabilities）的数值则是从3.4万亿增加到4.1万亿元，升幅29%。而且，除了联邦政府相对控制直接债务之外，省级和地级政府仍然在大笔花钱，持续增加债务规模。在私人债务方面，根据BMO在2014年8月的一份家庭债务报告，加拿大家庭债务在2014年料升5.7%，达到76,100加元。加拿大统计局在9月发布的季报显示，加拿大家庭债务占年收入的163.6%的水平，基本处于创纪录的水平上。这些数字的背后，是加拿大私人还在持续在消费者消费、房屋贷款和其它消费等方面增加负债。地球另一面的澳大利亚，也呈现出政府债务和私人债务持续增加。根据澳大利亚债务钟（http://www.australiandebtclock.com.au）的数据显示，澳大利亚的债务还在持续上升，而且增幅日益快速。根据网站显示，在1990-2003年，澳洲债务从1万亿左右增长到2万亿左右，呈现相对缓和的上升曲线。从2004年-2008年，债务上升曲线变得陡峭，到2007年末增加到3.81万亿。在次贷危机后，债务出了两次少量减少外，继续大幅攀升，到2014年底达到5.17万亿澳元。从加澳的债务增长状况可以看出，在加澳经济向好的时候，政府和民众都在持续积累债务。
在矿业出口增加和经济刺激的同时，加澳的工业遭到重创。在加澳历史上，中小型创新生产企业少，整合集成的创新企业少，大多数属于生产加工企业。例如，加拿大安省是汽车和机械设备零部件生产和整车组装的集中地，占安省重要的就业和收入份额。其中，一部分是美国企业在加拿大设厂生产，利用较低的加拿大人工成本优势。这些企业创新价值少，智力利润低，因此难以抵御货币升值的影响。而在矿业出口和吸引投资的作用下，加澳的国际货币收入多、支出少，导致加澳货币大幅升值。美元兑加元，从2003年的1:1.6的水平，加元逐渐升值到美元1:0.95加元以下。而澳元的表现更加显著，在2008年次贷危机后，澳元兑美元急跌，最低达到1:0.62水平；在中美等国的经济刺激支持下，澳元兑美元升值到接近1:1.10的水平。
在次贷危机之前，中国的血汗工厂经过15年的扩张，不论生产规模和档次都获得极大提升。在不知不觉中，中国血汗工厂占领世界中低端市场，吞噬掉大量西方的中低收入岗位。面对中低收入岗位的消失，不论加澳政府还是民众，最初并不以为意，也无能为力，转而选择全面进口中国中低端产品。在次贷危机之后，加元持续升值，同时大政府在持续提高个人的最低工资，导致很多工厂岗位工资水涨船高。同时，美元汇率下跌，而在美国高失业的压力下，工人愿意接受更低的工资收入。另外，在加拿大政府以低利率支持炒房的背景下，综合房价持续攀升，进而推动社会综合物价上涨。在政府的支持下，加拿大的寡头垄断企业持续提高费用，进一步增加社会成本。对于工厂来说，不论加元升值、工资上涨、房地产价格上涨、还是寡头垄断企业收费上涨，都意味着加拿大越来越高的成本。美国企业开始将加拿大工厂向美国本土迁移，导致加拿大工业领域的中高收入工作持续流失。其中，魁北克省和安省西南部是工厂集中地，受到的相应不利影响也更明显。而澳洲的工资更高、综合物价水平更高，在澳元升值的支持下，澳大利亚的工业产品更缺乏国际竞争力。简言之，在矿产高价和吸引投资移民的过程中，加澳经济结构在降级，殖民地经济色彩更浓，自我生存和发展能力显著减弱。
加澳政府推行的多元文化主义，让加澳经济殖民地色彩更加明显。从基础上，多元文化主义是人本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思想结果。多元文化主义否认不同文化的真实优劣对比，转而倡导所谓的文化包容与并存。在1971 年，加拿大总理Trudeau正式宣布实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并把它列入加拿大的法律里。根据倡导者的宣传口号，多元文化主义的目的是保护人权，确定加拿大人的身份认同，加强加拿大的团结和鼓励文化的多样性。随后，澳大利亚政府也开始转变保守的移民政策，更积极推动文化多元主义政策。多元文化主义的实质，与中高级工业化背道而驰，将加澳推向更明确的殖民地经济模式。因为，不论是以色列、日本、还是德国，这些在战后迅速发展的中高级工业国，都是单一化的文化模式。而美国大熔炉也是文化单一化的方式，促使不同种族和民族的人群相互理解和适应，以适合中高级工业的运转和发展。而在以英语为主导的白人社会中，多元文化主义的倡导似乎非常时髦。但是，随着有色人种的少数族裔规模日益扩大，白人占社会比例日益萎缩，多元文化的结果是加澳的殖民地色彩日益明显。在表面不同种族和民族和平共处的底下，是不同民族和种族相互割裂、自我隔离，呈现出一块块小殖民地的特点。而在近年，随着多元文化主义在美国社会中的兴起，也推动美国的加速衰落，可以说，在加澳早期，两国表现出整体作为英国殖民地、但是内部独立的特点，经济具有一定的发展潜力和空间；在多元文化的推动下，两国在21世纪，逐渐演化为外部整体是独立国家，但是内部变成相互割裂的殖民地，自身经济发展潜力已经基本耗尽。
在多元文化主义的旗号下，社会割裂程度日益加深。意味着社会。对于少数族裔，多元文化如同精神鸦片，只能给人虚幻的安全感。因为，从落后国家移民到加澳的群族，必然因为文化上的落后，在感觉上难以融入加澳社会，觉得生活极为艰难。如果社会一方面强调这样的艰难，让新移民做好艰苦的准备，并且持续学习和进步，以适应更先进的文化；另一方面，由教会的发挥力量，帮助落后国家移民持续进步，落后国家的移民会逐渐跟随整个社会文化而升级。但是，多元文化主义告诉落后国家移民，你的文化很好，不用做太多改变，国家和社会接纳你。结果导致大多数落后国家移民以为自己很好，不用努力就可以被社会接纳。在社会中，个人的能力不提升、问题不改变，结果是不论工作和生活处处碰壁，感觉到自己受歧视，并且将个人受到的歧视当作种族歧视。实际上，这种歧视并不是种族歧视，而是文化歧视。文化落后的个人或者群族，就要被歧视。例如，大多数日本人的特点是，个人的外表体面干净、注意遵守社会纪律、说话谦和礼貌；同时日本整体的工业产品和食品精致，所以日本人在世界范围内不被歧视。而从政府的角度，当倡导文化多元主义之后，就可以大量吸收落后文化群族的移民，以支持自身的税收基础。吸引落后文化移民的过程，就是冲淡先进文化的比重，导致加澳社会发展水平持续下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落后文化的移民反而更不尊重先进的文化，不同群族之间的实际割裂与隔阂更深。
在多元文化的指导下，加澳政府和民众可以更加唯利是图，为未来的危机打下伏笔。进入21世纪后，尤其是在次贷危机后，中国政府实施大规模经济刺激后，加澳政府对于中国空前重视。加澳政府都知道中国由工厂政权所控制，而且加拿大总理哈伯也强调要坚持西方价值观。但在实际行动中，面对资金雄厚的共产中国时，多元文化更成为加澳政府与邪恶合流的遮羞布。加澳政府积极推动与共产中国的贸易关系，并且大量吸引贪腐权贵进入加澳。这些贪腐权贵给加澳政府带来巨额的资金，但是给社会带来的，只是更高的房价和空置房屋、加剧社会奢侈腐败的风气、开着奔驰宝马（给德国做工业贡献）吃社会福利等等。另外，中共的文化推广资金长驱直入加澳，建立孔子学院，尤其是全面控制加澳的华文媒体。在加澳的大多数华人，也在共产文化的熏陶下成长，支持共产文化，认同和积极宣扬所谓的中国崛起。在中国崛起论的支持下，相当一部分企业与共产中国积极贸易往来，对中国持续追加投资。随着中国经济全面崩溃，在加澳的空置房都意味着严重的资源财富浪费，而加澳企业和基金对中国的大量投资，也将血本无归。
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掉到坑里。在过去数十年，加澳的大政府本身作为极其短视、不创造财富、只消耗财富的机构，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全面控制加澳社会的运转。其结果是，进一步推动加澳的殖民经济特征，实施反中高级工业化，推动社会走向深刻的割裂。反工业化的结果是，民众的个人创造能力和组织协同能力持续下降，更依赖土地、大政府和外来资金生存。随着中国经济崩溃，矿产价格暴跌、来自中国的资金枯竭，工业难以恢复，房地产和建筑业停转、政府和私人债务堆积如山，社会割裂的结果是内部不同群族的矛盾激化。这些问题交织起来，都将意味着加澳经济的全面崩溃。加澳经济就像沙土上的房子，将迅速垮塌。不论是垮塌后重建，还是掉到坑里后，都意味着经济全面崩溃，以及长期经济萧条。
崩溃和萧条主要包括两个部分：1、加澳经济整体崩溃，短期内甚至四分五裂，因为垮塌的问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综合因素，在综合的错误模式下，加澳社会和民众整体掉到坑里。对于大多数的加澳民众，垮塌如同面对地震，似乎在顷刻之间失去自己的财富和工作，将面临极大的震撼、绝望、痛苦等状态；2、漫长严重萧条期，在经济崩溃后，加澳需要重新审视各方面的问题，而不是被时髦漂亮的虚假概念所误导，将经济建立在虚假错误的概念和运转基础上。这个重建过程将是艰苦漫长，也就是萧条期很长。人们被迫面对艰难困苦，逐渐适应艰苦环境，并且形成相应的体力、智力、心理承受力和技能，让自己逐渐脱离艰苦环境。（全文完）
(供稿单位：中国经济文化研究所)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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