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tway必威体育官网 2015年02月07日讯】（接前文）
三 落后于时代的外企决策
中国的迅猛变化，让世界感到震惊。1990年代中期，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人口大国。虽然深圳等少数沿海城市开始有现代化气息，但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经济表现仍然落后。到2000年代中期，北京和上海的建设大规模展开，豪华高楼已经不少于西方发达国家，二线城市也一样，高楼林立，大型商场密集，汽车充斥大街小巷，无数人使用苹果手机，中国经济迅猛增长。20年前，人们无论如何想不到中国能够发展到这种程度。缓慢发展的欧美国家则认为，中国具有不可思议的发展力量和发展速度。
中国快速变化的状态，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不曾经历过。欧美等国家的发展，基于将近2000年的基督教文化传统，经过200多年工业化进程。在欧洲的德国、瑞士和北欧等国家，主要经济支柱是家族企业，大都经过上百年甚至超过两百年的运作。美国这个19世纪后期开始领先的相对新兴国家，经济的主要支柱也是上百年的企业。日本是在19世纪后期明治维新与脱亚入欧之后才开始工业化，但是日本的金融机构（财阀）的历史悠久，控制的企业也大多数拥有较长的历史。二战后，德日在废墟上重建，但是传统的经济结构并没有完全打破。日本财阀虽然在法律上被肢解，但是在社会经济中仍然保持着紧密的纽带关系。
这些跨国企业经过长时间发展，试图达到两个极端下的均衡：一端是注重眼前利益，尽可能争取更大的利润；另一端是立足长远，为企业的长期发展而规划。企业能够立足长远，关键在于欧美日等社会有较为稳定的发展方向，而且变化速度相对缓慢，这样才能支持企业的长期发展规划。在快速变化的中国，并没有明确发展方向，而且变化速度极快。跨国公司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环境，被中国的变化所震撼，难以理解中国的真实状况，进而无法准确判断中国的实际情况，只好为了眼前利益，随波逐流。
在中国，多数跨国公司选择了错误的获利模式。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超前和灵活是生存的关键。中国变化一步，投资决策必须快三步。当投资完成，中国的变化正好到了相应的阶段，直接获利。如果不能具有超前意识，只是跟着中国的变化走，导致投资到位即落后，陷入亏损。
在中国的投资必须灵活，灵活是指轻实物资产，重智力资产。中国变化快，各种热点转换快。投资必须要适合这样的快速转换，随时切入即将出现的热点同时离开当前即将过去的热点，才能够实现新的获利并且避免损失。如果自身不能快速转换，即使抓住某个热点赚到利润；当热点快速转变时，当前热点变冷，既有的投资就从盈利变成亏损。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不能对某个热点投入过多，随时准备根据热点的转换而跳跃式改变。而且，在热点转变时，能够有足够的决断，随时改变方向。
从投资的角度，这应该属于常识，是自然应该采取的正确模式。但实际上，现实中很少有人能坚持这样的原则发展业务。跨国公司被中国的巨大经济增长所震撼，中国经济越增长，跨国公司越恐慌。为了在中国占据更大份额，获得更多利益，跨国公司的投入也越来越多。随着投资的增加，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投资期和预期回报期也日益延长。
初期，跨国公司错过血汗工厂的高峰阶段。1990年中期，当中国政府通过人民币贬值、农业税和收容制度等法律手段，将数亿农村劳动力变成血汗奴工时，跨国公司没有想到中国将要变成巨大的血汗工厂。嗅觉敏锐的港台（尤其台湾）韩等中小企业主进入中国，投资建厂迅速发展壮大。也有一些美资企业在中国设立工厂，以人性化管理和相对高的工资待遇，准备将中国建成生产基地，但是大量血汗工厂以极低的成本和销售价格，挤垮了这些早期进入中国的欧美公司。
从1990年代中期到2000年代中期的差不多10年间，这些血汗工厂从很小的规模扩张得越来越大，为中国政府和血汗工厂主创造了不菲的外汇和利润，富士康是个典型。在这个阶段，跨国公司因为自身的规则限制，即使知道中国的血汗工厂赚钱，还是通过间接贸易的模式获利。例如，苹果的快速重新崛起，富士康起到了关键作用。苹果通过贸易订单的模式，让富士康分享少许利益，同时不用背负血汗工厂的名声。
随着中国血汗工厂规模的持续扩大，不少跨国公司都像苹果这样，通过贸易订单的方式得利。但是，并不是所有跨国公司都能够像苹果这样，牢牢控制住血汗工厂供应商。在中国血汗工厂迅速扩张时，大多数跨国公司仍然固守自己生产。
中国血汗工厂的扩张，对很多跨国公司的业务形成重大威胁。随着中国挤垮东南亚并加入WTO，中国血汗工厂开始无限制发展。最令世人瞩目的是，中国的低技术含量的廉价产品，依靠极低的价格，潮水一样涌向全世界，改变了世界产业链格局。随着中国一些血汗工厂生产基地的形成，在世界市场抢夺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产品订单，这对很多跨国公司的业务形成重大冲击。
比如早期中国血汗工厂积极进军家电行业，大量生产和出口电视机、冰箱、洗衣机和DVD等产品。随着血汗工厂发展和日益完善，中国工厂抢占越来越多的其它产品市场份额。例如，在智能手机替代功能手机的过程中，一方面血汗工厂以模仿的方式，大批量生产功能手机，并且在世界上相对落后国家和地区销售；另一方面，血汗工厂跟随智能机潮流，积极生产廉价智能机，加速智能机对功能机市场的替代。在两方面的作用下，中国血汗工厂生产的手机，极大打击了大型跨国公司的手机业务，加速除苹果外的大多数手机厂商的衰败。另一个例子是在新兴的光伏产品领域，中国血汗工厂产品冲击世界，几乎压垮其它国家的光伏产品生产商。在这些产品生产过程中，中国血汗工厂基本没有产品研发，往往直接购买核心零部件，模仿和偷窃相关技术，在血汗工厂组装，将产品成本降到非常低，满足落后国家和低端市场对于廉价产品的需求。
面对中国竞争压力，大量跨国公司被迫将生产向中国搬迁，开始进入陷阱。由于跨国公司的眼前利益导向以及相互之间的竞争，不是推动国际经济组织对中国血汗工厂的制裁，而是纷纷进驻中国，利用中国的廉价生产降低自身的生产成本，再与对手竞争。从200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中国整个国家的血汗工厂系统建设完善，跨国公司开始大量将成规模的产品生产向中国搬迁。中国政府的优惠政策、沿海城市的巨大发展、完善方便的沿海基础设施以及各类廉价的人力资源，让跨国公司享受到向中国搬迁的成本降低的好处。
不过，大多数外企忽略了，中国经济环境已经开始发生重大转向，这种成本降低的好处只是表面和暂时的。随着外企对中国投资的持续增加，前期投资的沉没成本亦急剧增加。而且，随着外企规模日益庞大和笨重，难以灵活转身，在中国越陷越深。
外企面对的第一陷阱是成本持续上升。胡温上台后，很快取消了江朱时期的农业税和收容遣返制度，这是对血汗工厂政策釜底抽薪。随着中国出口的日益扩大，人民币逐渐升值。当内地农民有了基本的人身自由，开始在人力市场待价而沽，这个影响对沿海地区的血汗工厂立竿见影。
从2003年开始，沿海地区出现民工荒，迫使血汗工厂持续提高工人工资。同时，随着人民币升值，中国成本也在相对提升。这些成本上升，还仅仅是成本中的一小部分，实际的主要成本，在于中国政府设置的陷阱。
外资进入中国后，看到中国主要城市的繁荣以及沿海地区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善，这些对外企生产具有足够的支持能力。但是繁华背后，却是巨大的债务。在城市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各级政府中的利益集团从中获利，极大增加建设成本，而相关建设成本以债务的形式留到未来归还。这导致，没有进入中国经济循环的人们赞叹中国的巨大变化，进入中国经济的企业和个人则必须立即承担相关的债务负担。
而且，政府对城市和其它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在快速扩大，意味着债务规模也越来越大，在中国运营的企业和个人负担的潜在债务也日益增大。如果外企采取灵活的方式，可以随时撤离，摆脱相关的债务负担。但是，大量外企在中国投资规模越来越大，面对越来越多的沉没成本，无法下决心快速撤离。即使明知成本逐渐提高，也只能坚持继续运营。外企的这种运营惯性，意味着中国陷阱设置的成功。
在成本压力下，外企的生产日益艰难。在一个市场中，中小企业往往更容易感觉到市场变化。当外企大规模进入中国建立生产基地，大多数中小血汗工厂状况开始转差。尽管中小血汗工厂的出口总量在持续增加，但是随着成本日益高昂，在过度的价格竞争下，中小血汗工厂的利润日益微薄。尤其是随着中国对大宗产品的需求猛增，国际大宗产品价格暴涨，进一步挤压血汗工厂的利润。更重要的是，到2008年，在各种成本上升的压力下，很多中小血汗工厂已经难以为继。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后，大量中小血汗工厂倒闭，有的地区达到40%。
外企大规模进入中国后，一方面因为自身产品价格较高，利润率较高，对于成本上升具有更高的容忍度；另一方面外企的生产投资规模大，不轻易退出，继续生产。在2008年中国推出规模巨大的经济刺激政策后，城市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规模急剧加大，同时推动房价暴涨。在房价上涨和基础设施投入加剧负债后，都传导到生产运营层面，导致外企的各种生产成本日益高昂。虽然中国对外企有一定的税收优惠，但是由于外企大部分照章纳税，各种税费持续增加。其中，人工费曾经是血汗工厂的标志，也是人力密集型组装工厂的主要成本组成部分。在经济刺激后，物价持续提高，迫使外资工厂不断给工人加工资，才能够保障稳定的生产秩序。政府要求企业和个人缴纳更多的五险一金，这些都对企业构成更加沉重的成本负担。
另外，人民币对美元开始新的升值周期，进一步提升企业的综合成本。在成本持续增加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外企终于承受不住成本压力，开始将生产转移出中国。大致上，技术含量较低、产品集成度低的产品生产，利润也相对较低，无法承受越来越高昂的成本，较早离开。规模越大、产品技术集成度越高的产品，越倾向于在日益微薄的利润状态下，选择继续挣扎。
在生产日益艰难的背景下，外企越来越关注中国市场的收益，为最终上演大溃败埋下伏笔。随着血汗工厂的逐步扩张，中国显得越来越有钱，消费能力也越来越强。尤其在2008年的经济刺激后，中国需求急剧增加，而且需求增长主要集中在中高档商品层面，外企从中受益最大，不论销量和利润，都大幅增长。在欧美日等国市场日益低迷的情况下，跨国公司更重视对中国市场的开拓。为了加强中国市场地位，一些外企在中国成本持续提高的情况下，还继续向中国迁移生产，并且更多将研发单元往中国搬迁，以便更贴近中国市场。
当外企将更多的研发、生产、营销等功能部分迁移到中国，主攻中国市场时，生产成本的提高就相对变得次要。随着外企全面重视中国市场，为了保障中国市场的地位获得更大收益，外企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虽然外企竞争相对规范，但是价格战也不可避免。在综合成本大幅增加的背景下，价格战进一步削弱外企的利润率。在中国市场持续扩大的时候，虽然利润率降低，但是因为销量增加，外企的收益还在继续增长。不过，在成本持续上升、价格竞争日趋激烈、利润率降低的市场环境下，一旦市场出现萎缩，对企业将意味着重大打击。
更重要的是，当外企积极在中国市场竞争的时候，只看到中国市场的迅猛增长，没有意识到，在迅猛增长背后中国经济已经剧烈下滑。在中国经济结构中，外企是最后受到冲击的市场部分，当外企仍然聚焦于相互争夺市场份额，整个市场已经垮塌，意味着外企即将面临一场大溃败。
（待续）
(供稿单位：中国经济文化研究所)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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