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5年05月18日讯】（接前文）
中共推动工业替代农业，实施新的租税方式。虽然在承包责任制实施后，农民种粮积极性获得极大提高，一些地区的农民卖粮成为万元户，化身当时的富人，不过中共体制并没有得到太多好处。大量上山下乡的人回到城市，而人口稠密的农村，土地也非常稀缺，大量农业人口也处于失业状态，造成社会不稳定，直接威胁到中共的统治。中共开始推动工业化，尤其是城市集体企业和农村地区的乡镇企业，以吸纳劳动人口，让他们有事做、有饭吃、不闹事。中共通过价格改革，实施价格双轨制，行成国营企业压榨集体和乡镇企业，工业再压榨农业的格局。
在这样的制度下，城市为了获得更多利益，两次大规模工业品涨价，加速对农业盘剥，形成新的隐性税收。同时，很多中共权贵的子女利用权力，通过价格双轨制的空挡，把低价批文高价转手，谋取高额利润，被称为官倒。在大规模通胀造成工人和农民——尤其是农民——的实际收入降低后，官倒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1988年大通胀后，学生于次年发起大规模行动，反对官倒和通胀。中共血洗清场，工人和农民全面沉默不敢站出支持。
随后，中共开始新一轮收租收税和收田地的行动，农村经济再度崩溃。朱镕基上台后，全面推行血汗工厂政策。1992年，朱推行新一轮大通胀，此时已没有学生说话，工人和农民只能默默承受相应的经济损失。这些损失还只是开始，为国企经济和农村经济崩溃做铺垫。1994年，朱实施人民币大幅贬值的政策以刺激出口。为推行血汗工厂政策，中央和地方共同行动。在沿海地区和大城市郊区，为了招商引资，地方政府从农民手中免费或者廉价大量征地，把耕地改成工业区吸引企业进驻。在内地农村，当地政府实施血腥的农业税和计划生育罚款政策，没钱交的家庭被牵牛或者扒房子，大量农民为缴纳税金和罚款，背井离乡到沿海地区打工，成为实际上的失地人口。
随着青壮年大量持续离开，内地农村经济已经实质崩溃，之所以还得以维持，主要靠出门打工的青壮年往家寄钱。随着血汗工厂经济加速增长，农村劳动力日益被抽空，大量农村人越来越少而全面萧条，很多村庄被废弃。在农村，由于大量化肥、农药、塑料薄膜和进口种子的使用，粮食单产持续提高，满足国内粮食需求。农村土地日益被占、粮食经济逐步瓦解，中国开始大量进口粮食，补充国内的供应不足，加速中国农业经济全面崩溃。
在大中城市，中共以房地产立国进行另类打土豪分田地。在城市中，最开始大部分土地都由各地方国营单位拥有，国营单位自建房，给单位职工福利、半福利分房。朱镕基的国企改革，一方面强化央企的垄断地位，让央企从全国经济吸血；另一方面推动地方国企倒闭，完全打散。另外，朱镕基确立房地产立国的经济模式，禁止福利分房，所谓的住房市场化。但实际上，主要央企和地方政府都在给自己的骨干员工福利分房，而打掉的主要是地方国企、外企和私企的福利。地方政府掌控房地产开发的权力，推动房价持续上涨。
推行房地产的过程中，实施的是先卖田地，再打土豪的模式。宣传机器对民众强调，有恒产者有恒心，中产白领应该有自己的住房，以推动民众买房。当然，中国房地产中的所谓恒产和自己的住房，土地权都在中共手中，模式和把土地承包给农民一样，中共随时可以再拆迁收回。
以卖房子形式的分田地，比农村分田地的方式，在土地上更加集约化。在农村，100亩地可以看作小地主，一般小农家庭也得5-10亩以上种粮食才有富余。农村打土豪分田地，一个小地主才能满足10-20户的小农。而在城市——尤其是一线城市，100亩地绝对是大土豪，按照3倍的较低容积率，能盖出20万平米的房子，卖出建筑面积平均为100平米的房子2000套，住进2000户小农；按照5倍容积率，则是33万平米，3333套房子，满足3333户小农。假如每套房子为100万元人民币，地方政府从中抽取70%的税，也就是从每套房子上获得70万人民币的收益，总共获得23.3亿元的收成。按照1元1斤的玉米或小麦价格，合23.3亿斤的粮食税收，小农在100亩地上种粮，就是种100辈子也交不了这么多的公粮。
所以，地方政府指使房地产商低价征地，对于不同意低价卖地的，房地产商带领团伙，对农民暴力征地，对城市住户实施拆迁，都是新时代的打土豪模式。在另一方面，准备买房的人急迫地买房，希望尽快拆迁，自己尽快住进去。对于农民或者被拆迁户要价高、拖延开发的行为，深恶痛绝，认为他们过于贪婪，活该被暴力。买房者花高价分田地，支持政府打土豪的行为，似乎只有中国才有，堪称人间奇葩。
城市打土豪的问题在于，土豪随时有而卖田地的小农越来越稀少。从政府的角度，100亩地打土豪能让3300户小农得到田地，按照1户3口人计算，就是1万人。100万亩土地就能放下1亿人，1000万亩放下10亿人。而征地1500万亩，对于政府来说易如反掌，可以放下全中国的人口。而且，打土豪征地成本极低，卖房子的利润极高，所以政府也有充足的动力打土豪。
从21世纪初到2014年，中国城市征地日益增多，城市规模也越来越大，背后是各地政府的利益计算。同时，很多小农在买了自住房后，看到房价还在上涨，房租还在上涨，于是买二套、三套房，以实现所谓的财富增长，并且收租，囤积新时代的土地，获得新时代的收益。
随着房价持续上涨，同时房子供应量日益增大，有能力买房的小农越来越少，而地方政府还认为有更多的小农要买房，房地产商也持同样的观点。这导致，尽管房子卖不出，房地产商还在四处借钱买地盖房。
随着房地产商日益悲观，地方政府开始对房地产商打土豪，以威逼利诱的方式，迫使房地产商花钱拿地。地方政府拿到买地款后，暴力拆迁和修地铁公路等设施，以吸引更多的小农。不过，随着小农买房力量的枯竭，大量房子空置。房地产商在失去收入来源后，陷入实际破产，没钱再买地，地方财政收入快速枯竭。在没人买地的地区，打土豪的暴力拆迁陆续停止。
绝大部分企业实质上是土地的道具。从土地的角度可以看出，不论国企、外企还是民营私企，不论出口还是内销，都是政府打土豪分田地的道具或者工具。当地方政府积极招商引资，把工业区大片的土地分给低附加值的加工业外企，以外企为道具，吸引大量的人口到外企工作，政府在外围盖房子，展开打土豪分田地的模式。如果没有外企，盖房子分田地的目的实现不了，也无法顺便打土豪。例如，河南吸引富士康的生产线付出巨大的代价。富士康在河南开工后，政府在富士康周围大量开发房地产，填平当初招商投资的亏损。
同时，所谓的内销企业，主要都是支持新式打土豪分田地的企业。根据朱镕基确立的经济模式，中国经济主要依靠两个支柱产业的发展，房地产和汽车，这两个产业带动最多的附属产业。其中，房地产带动钢铁水泥煤炭建材工程机械等上游产业，装修装饰材料家具家电等配套附属产业。实际上，汽车也是房地产的附属产业，依靠房地产发展而生存发展。归根结底的发展目标是房地产，铁公基也是为房地产服务。出口企业拉动小农就业，带动打土豪分田地的新模式；内需企业生产各种产品，支持新模式。
当企业与新模式相悖时，被中国经济淘汰。新模式有个关键点，分田地时，提前对小农收取70年的租金（按照居住房的使用年限标准）。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地方政府持续推高房价，以获得更高的租金。这样，就需要对小农们进行淘汰。房价是1500-3000元时，月收入3000元的小农能买得起房子，房价为15000时，若没有外部经济支持，月收入5000的小农再努力也付不起100平米房屋的20%首付。地方政府为了支持10000以上的高房价，就淘汰员工月薪3000以下的企业，吸引5000以上的企业，腾笼换鸟。
东莞腾笼换鸟时，无数低收入企业被赶走，同时高收入企业没有来。很多企业和员工批判腾笼换鸟，认为是坏政策。但是对于新模式经济来说，这是必然的选择。低收入企业再多，只要不能支持新模式，对政府就没意义。因此，倡导升级转型最积极的是政府，为了支持和保护新模式下房价持续上涨。在新模式下，租厂房的企业随着租金越来越高，倒闭也越快，而弄到土地的企业，虽然收入越来越少，但是土地升值带来更多的收益。这就是在中国经济新模式下，企业经营也必须遵循新模式，才能获取相应的收益。
不过，当收租收税走到尽头，经济不可避免的崩溃。2008年后，中国实施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4万亿的实质就是不再靠出口企业拉动新模式，而是直接投钱，刺激房价上涨，实施加速拉动。刺激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大量小城市和县镇房价暴涨，房地产开发完全脱离社会，和大众的居住要求无关。随着房价上涨，新模式成本持续上升，要求企业必须增加工人工资。从最低附加值、低员工收入的企业开始，受不了越来越高的成本的企业，逐渐被淘汰出局。随着出口企业倒闭越来越多，新模式的拉动力量在急剧减少。结果是，在资金刺激下盖起来的楼无人购买，变成大量鬼城和烂尾楼。在印钞刺激持续减少、尤其是2014年大幅收紧房贷后，房地产直接急刹车，新模式经济快速走向崩溃。
这时候开始，房地产税的呼声越来越高。在土地归政府所有的背景下，收税的实质是回收房子，对买房的小农实施二次课税。政府也进入严密的政策观察期，如果卖地和卖房还能继续，就不开征房地产税；如果房子卖不掉，政府没有收入，会快速开启房地产税。房价本身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按照房价收税。当然，一旦政府开始征收房地产税，持有多套房的炒房客，大多认赔弃房，让银行担负部分债务，也让地方政府收不到税；最惨的是房奴，本来就在节衣缩食还房贷，再征收房产税，等于让房奴没饭吃。 所以，不到万不得已，政府不会开征房地产税。
在房地产新模式后，中国经济再也没有其他新模式可以替代。面对房地产增速减缓，中共召开多次会议，商量新的经济增长点，提出两种替代方案，一是城镇化方案，也就是将房地产全面铺开，而不是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二是农村土地流转，将目标重新盯准农村的农地。在这两个方向下，很多人对城镇和农村耕地投资，试图抢占先机，投资两三年下来，大多数全军覆没。
这些人的失败是情理之中，也是咎由自取。因为他们只想着提前当土豪，而不理解房地产新模式的根本动力。大中城市房地产模式是，企业首先提供大量有钱的小农，其次是土地的超高收益，例如上面例子指出的，100亩地政府获得20多亿元的收益。城镇化的问题是没有企业提供工作机会，而土地进行农业经营是自寻死路，更不用说给政府贡献地租和税收。
所以，在2013年到2014上半年，中共还谈到这两个方案，下半年开始提也不提，而是继续三番五次给政策刺激既有房地产。到2015上半年，房地产陷入绝境，中央和地方的政策力度更是空前。中共知道，房地产是最后的分田地，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大家散伙。
散伙之前，最后再打次土豪。分田地而不得，但经济还要运转，想方设法再打土豪给自己续命。和历史上一样，打土豪首先盯准内部，开展增产节约、增收节支。当然，打的是中下层，高层该怎么花还怎么花，甚至花更多。其次，大规模开展反腐行动，也就是打倒和珅，追缴家产。当然，只有平民出身的贪官才被打，根正苗红的打不得，也打不动。
财政频频告急，打贪所获杯水车薪，政府必须扩大收入来源，对企业打土豪。政府提出民营入股国企的混改经营，希望吸引私人资金进套。政府又主动行动，对企业和个人增加税收和社保。其中，地方政府主要针对民营企业，实施各种税费和罚款增收；中央则主要对外企开刀，以反垄断和反贿赂等名义开具大额罚单。
很多民企和外企困惑，难道真的要杀鸡取卵？ 从打土豪分田地的模式思考，这样的困惑根本不需要有。中国经济找到新的出路前，体制肯定牺牲其他任何经济单位保障自己，如果找到新的出路，这些企业没必要再生存，找不到新的出路，更没必要生存，大家同归于尽。
所以，实体经济作为最明显的土豪，经济政策的思路是，针对实体，先打完土豪再说。根据历史经验，在某个轮回完成后，上一个轮回中越好的经济部分，结果往往也越惨。（全文完）
（中国经济文化研究所供稿）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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