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流小说连载：《我所经历的新中国》 (3)(图)
第一部《天翻地覆》
第一章历史文化名城的由来
二，古城的老画卷
1949年前的成都有市区没郊区，城外都叫“乡坝”，即农村的意思。城外西北面，归成都县管；东南面，归华阳县管。两个县政府的办公地址都在正府街，紧挨在一起，故成都有句歇后语：“成都到华阳，现（县）过现（县）”，即说话做事要兑现，不能“踩假水”（骗人）。歇后语土话叫“展言子”，成都人生性幽默，活泼好动，有很多地方“言子”，如“骡马市转拐--离阳市（羊市）不远”。骡马市街位于市中心东边，与西侧的羊市街紧紧相连，在街口转过弯就是羊市街。又如“十字口打警察--没有事”。“解放前”的警察最没有势力，什么人都不敢惹，俗称“尿泡饭”，意即它能施威的人就是进城挑粪的农民。为此警察人人都可以揍，揍了还“没事”。再如“春熙路的铜人—四面没抓拿”。铜人指孙中山，那时是直立的，四面悬空独自站着，后改为坐式。“小娃娃放火炮—又爱又怕”、“城皇庙的鼓捶—一对”等等。
老成都人说，成都市的面积，穿城九里三，围城四十八，五十二条正街，七十二条小巷，全圈在高十米宽五米的城墙里。城墙有东、西、南、北四个门洞，均为进出双开，晚上十点关城门，早上五点开城门，世代如此。1937年抗战爆发后，日本鬼子的飞机常来轰炸，为便利疏散民众，国民政府开设了一些新的门洞，也拆除了一些旧门洞。新开的门洞叫新南门、新西门、新东门，唯独北面的新门叫“垮城墙”。绕城墙的河叫府河，又称锦江，可通几十吨的大木船，经嘉定（今乐山）循岷江直达重庆，是当时运客载货的交通要道。从历史上看成都连接全国的交通动脉主要是水路，河流就是锦江，杜甫诗云：“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可见唐代的成都坐在草堂浣花渓畔，就能看见往来于锦江河道上的千帆万橹。现在还能看见什么呢？全是参差不齐的楼房，万船竟发的锦江早已是条小河汊了。
城里的交通工具主要是黄包车（即人力车）和少许的自行车（成都人叫“洋马儿”），轿车不过十余辆。私家车除裕华纱厂大老板黄渔门有一辆外，其它皆是军阀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田颂尧、王瓒绪等所有。有钱的商贾老爷、太太、小姐都是坐私包车，就是私人专用的黄包车。它比一般的黄包车漂亮，车身外壳用油漆刷得黑亮，车把是闪光的铜杠，车轮是气胶圈，辐条一根比一根亮，旋转起来像个银球在地上滚动。车座的踏板上安有铜铃，见遇人多或行经闹市时，坐车的主人便踩响铜铃，一是叫让路，二是显示高贵身份。拉车的多是身强力壮的彪形大汉，跑得特别快，并兼任保镖。
全市的照明为椒子街启明电灯公司垄断。它装机容量不大，是个烧煤的火力电厂，发出来的电力不足，电灯一眨一眨的像油灯。开始有电灯时，一些眼睛不好的老大爷就误认它为油壶子（一种古老传统的菜油灯），对着它点烟，闹出不少笑话。
抗日战争后期，有人出资开办了公共汽车公司，大街上曾看见两三辆烧木炭的公共汽车，但没有跑上半个月就不见了。一因票价贵，二因地痞流氓坐车不给钱，三因不久内战爆发，人心惶惶，汽车公司就没能办下去。
成都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教育比较发达。当时著名的大学有四川大学、华西大学、光华大学等，著名的中学有石室、树德、华阳、成都、高琦、华英等。不过，那时能读上大学、中学的，多是有钱人家子弟，穷人很少。谁家有个大学生，比今日的博士还受人尊敬，有点像古时候的状元，只差没有打马游街了。我们街坊安爷爷的儿子安三哥就是大学生，为此安爷爷特别受人敬重，进茶馆大家都抢着给他付茶资，盼将来安三哥当了官能有个照应。那时人们崇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理念，所以我自幼就好想当个大学生，但家境太穷，读了两年小学就去当“兎儿灯”（学徒别称）。兔儿灯是小娃娃玩的一种纸糊灯具，有四个木轮，用绳系着点拖着走，用以形容学徒处境。`
抗战胜利后，左倾文化在成都有较快的发展。当时的报纸刋物有二十多家，如《民众时报》、《民声报》、《西方日报》、《华西日报》、《华西晚报》、《兴中日报》、《建设日报》、《益报》、《新中国日报》、《新新新闻》、《新民报》等。除了《新新新闻》是国民党办的，其余多是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所办。这些报刊的重奌就悬对国民党的独裁专剥和官塌的腐败进行无情的揭露，如当局不让发表，他们就“开天窗”（这是当时报界反对国民党新闻检查制度的方式），弄得国民党官员灰头土脸，不是个滋味。说实在话，那时的新闻真是自由的，国民党控制不了社会舆论。尽管茶肆酒楼都奉命贴有“莫谈国事”的提示，人们从不把它放在眼里，要骂要说肆无忌惮。，比如叫国民党为“刮民党”，叫蒋介石为“蒋该死”，绝无人因此被批被斗或坐监杀头。
当时印刷书刊也比较自由。有一个开茶馆的老板叫刘思亮，是个落魄文人，一肚皮牢骚，自编自印了一种刊物叫《思亮随刊》，不但送人也雇人售卖，所登内容全是嘲讽现实。如抗日时个别军阀不愿出师打仗，刘斯亮就借用顾客和理发师的对话一语双关地嘲咒：
顾客：师傅，你怎么还不‘出师’？
理发师答：先生我刮都未刮完，怎么能‘出师’？”
军阀刘湘为炫耀军威，特别从德国购得一艘小轮船，大言不惭，自号为“巴渝舰”，行驶于重庆、万县之间。刘思亮就写了《颂刘将军海军之神威》的诗：
“都督（指刘湘）有艘巴渝舰，
从渝到万只七天（重庆到万县不足两百公里），
不是沿江滩陡险，
几乎快过白木船；
寄语两岸船夫子，
闯烂军舰要赔钱”！
刘湘看后只是一笑，并不难为刘思亮。
后刘湘病死武汉，在成都大办追悼会，刘斯亮送去一副对联，上联是“刘军长千古”，下联是“中华民国万岁”。有人问：刘老师，这“千古”对“万岁”对得好，但“刘军长”才三个字，而“中华民国”是四个字，怎么对得起啊？他答：刘军长就是对不起中华民国嘛！众皆大笑。
有一年“双十”国庆，他公然在门上贴出一幅对联：“普天同庆，当庆，当庆，当当庆；举国若狂，情狂，情狂，情情狂”。“当当庆”与“情情狂”是敲锣打鼓的象声词，但用于庄严的党国国庆，要在反右或文革中，恐怕杀头都有余了。但当时大家只是一笑置之，视为文字游戏而已。这样的宽容，即使今天也令人羡慕吧！他还画过一些讽刺时政的漫画，如有一幅画一个人跑到政府办公处买糟蛋（一种甜酒浸泡的鸭蛋，为佐酒之上品，产地叙府，即宜宾）：先生，你们这里有叙府糟蛋卖吗？门卫回答：这是政府不是叙府。购者言：听说政府糟蛋比叙府的还要好嘛！另一幅画一“上访者”白日打着灯笼去政府说事，政府人员问他：大白天你打着灯笼干什么？他回答：哎呀，这里面太黑暗了！。凡此种种，使他名满里巷，家喻户晓。三四十年代成都人，谁不知道刘思亮？然而“奇怪”的是刘思亮先生一直平安无事，甚至“有关都门”既未请他去“喝茶”，更未被人“和谐”一下。所以什么“杀人不眨眼的军阀”，“万恶的旧社会”之类的美称，都被刘先生弄得黯然失色了！
另外一人叫官缄宇，外号官大炮，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律师。1947年中国实施宪政选国大代表，他公然站出来胆敢与“我党”提名的侯选人竟争，参加竞选，印了不少宣传品四处散发。他在宣传品上写道：“本人官大炮，为民愿坐牢！杀头更不怕，敢和大官吵。揭黑捣贪腐，请投我一票。……”筒直要篡党夺权了。成都新南门外还有一个说单口相声的曾炳昆，名气也很大，近似北京的侯宝林。他的相声段子多是挖苦官僚和有钱有势的人，每日听众多达千人。
除了这些民间名人，成都街头还常见一些受了委屈的老百姓，身披黄钱（纸帛），奔走喊冤，也未见有警察或城管去干涉。第二天就成了报纸新闻。总之，成都是个比较自由的城市，只要你不偷不抢，官府也就不怎么管你。
再说娱乐场所。成都有很多电影院、戏院，都集中在闹市区春熙路、总府街一带。最有名的是春熙东路的春熙大舞台，专演京剧，星期日两场，平日只演晚场，名角有刘荣升、攸虎成等。川剧院有两家，一家是华新街的悦来戏院，一家是春熙北路的三益公戏院。悦来剧院的名角是贾培之、蔡如雷、竞华、陈书舫；三益公是川剧圣人康开办的，规矩很严，特讲义气。电影院较有名的是新明、智育、蜀一、青年四家。新明在城守街，专演美国大片，《泰山之子》、《出水芙蓉》、《魂断蓝桥》等就是在这里推出的，一时万人空巷，热闹了好几个星期；智育、蜀一在总府街，演的多是国产片；青年电影院在春熙路青年会馆里面，是教会办的，票价特低，有时还不要钱。
城里还有十多座教堂。最大的教堂是平安桥街的平安教堂，它附设有育婴堂，专收被人遗弃的孩子。在教堂门外设有两个大木箱，谁家孩子生下来无力抚养，就抱去丢在木箱里，修女便抱回教堂，一直养到成人，包括教孩子识字、读书、学本事，以至成家立业。应该说这是一项善举，不知怎么在解放后却成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椿罪恶。在我记忆里，暑袜街那个教堂也不小，每周做弥撒，姐姐带我去过两次，只要我在耶稣像前行个礼，牧师就给我糖果给我书。糖果是亮纸包的，味道不错；书是洋纸印的，上面有许多彩色图画，很好看。
城里有两处公园。靠西一处叫中山公园，老百姓叫少城公园。中山公园是国民党时期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定下的名字，但老百姓改不了口，仍呼老名字。另一处叫中正公园，解放后更名为劳动人民文化宫，是工人活动的中心。少城公园有条小河圈着它，叫金河，也称御河。金河与公园荷花池相连，绕公园一周，水清树碧风景优美。园内除有中山礼堂、博物馆外还有一座假山。假山就走个土包包，是当年开挖荷堂掏出的泥土。中山礼堂前是个很大的广场，每年“双十节”举行大型活动就在这里聚会。广场西头是“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碑体很高，像柄长剑直插蓝天，上书“辛亥秋保路同志会纪念”。历史书上说，四川的保路活动为辛亥革命举事起了最重要的作用，要不满清还垮不了。博物馆是一排长长的敞房，里面放着许多铁炮、铁人，听说是从古墓里挖出的。假山四周有几个亭子，分养着野猪、野马、豹子、老虎和孔雀、白鹤等，抗战时跑警报人人顾命，谁还管动物，以后就再没看见了。公园四面街道大多住的是满人，所谓“少城”，少者，小之意，即城中之小城也，有不少黑漆门洞的公馆，相当于北京叫四合院。里面住的多是有钱人或遗老遗少。
成都最大的寺院是城里的文殊院和外北五里的昭觉寺，它们都是上千年的古庙，松柏森森，蔽日遮天，纵是酷暑也寒气浸人。文殊院后面有一大片丛林，早晚一片鸦声，从没有人去打乌鸦或爬上树取蛋，据说菩萨要谴责。昭觉寺神秘兮兮，有很多传说。那煮饭的大铜锅深不见底，可盛几条牛。庙里有很多镇山之宝，故称川西第一惮林。
另外，成都四城门外都有城隍庙，最大最好的是北门城隍庙。它占地大，房子多，有泥塑彩绘十殿，塑像栩栩如生，活灵活现，有“下油锅”、“上刀山”、“奈河桥”、“望乡台”、“王婆婆卖迷魂汤”、“雷打张继保”等等，有警世作用。故香火旺盛，献油膜拜的人不少。东门城隍庙也不小，砖房梁柱，有几个大厅，有阎王十殿。因地处干道，后来就成为城里最大的米市。
说起米市，买进卖出都不论斤两，而以斗、升、合为计量单位。十合为一升，十升为一斗，一斗相当于十六进位的三十二市斤。米市有专门“打斗”（打，即量之意）的经済人，不论谁买谁卖，都由他打斗。这种人有专门坑人的技术，端起簸箕倒米时能让米一颗颗立在斗内，这样一斗米可少掉半斤到一斤。
成都人自来喜欢吃，喜欢玩，喜欢吹牛，喜欢打小牌，纵然下顿没米下锅也悠然自得。所以遍街是餐馆、茶馆、小吃店，每个十字街口早晚都有汤圆担担、涝糟担担、腌卤摊摊。亱里打牌打饿了，还有专门敲竹梆的担担面，供赌客吃喝。
成都人有喝早茶习惯，大约每天早晨六点多钟一条街的人就聚在茶馆里，不是谈生意便是交流趣闻，总是相互争着付茶资，亲善和睦互不争斗。因井水味咸不能沏茶，泡茶的水都是从河里用板车拉来的。喝茶有规矩，堂倌把茶冲水盖上后，约两三分钟后才能举起茶碗，揭开茶盖，翻盖一浪，茶的香味直冲鼻孔，那白白的茉莉花瓣在水里翻滚，很是好看。
茶馆有高低贵贱之分，但茶肆布局基本一样，竹圈椅，小木桌，茶碗描龙绘凤，皆有“茶船”（即盛茶碗之小托盘），俗称盖碗茶。茶多是花茶，质低的一毛（折合现市价约一元人民币），高的五毛，冲茶的服务员称堂倌或叫么师。有些茶馆还有打帕子的人、送水烟袋的人，顾客只需一叫：“拿张帕子来！”打帕子的服务员就从很远地方用手往上一抛，那热乎乎的毛巾就像只白鹤凌空飞到茶客手中。需要吸水烟，叫声“拿烟袋来”，一根长长的水烟袋管便送到你嘴中，自有人为你装烟、燃火，你只需咕噜咕噜吸就行了。如你想掏耳、捶背、修脚，动动嘴都能达到目的。茶馆不卖吃食，有来去穿梭卖瓜子、香烟、糖果、白糕、油炸饼之类东西的小贩，包你饿不着肚子。茶馆是个花花绿绿的小世界，吃的、喝的、看的，应有尽有。只需花上几毛钱泡碗茶，便可悠哉游哉地消磨一天。
坐茶馆的好处是，既可交流信息，又能结识朋友，还可做成一笔笔生意，还可以发泄肚里不满，骂骂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或臭臭军阀与有势有钱的人。好像也没人告密举报，更不存在抓捕危险，只要你想骂就放开喉咙骂。这叫“吹牛皮不犯死罪”，也不必担心成为“右派份子”。正如思想旅行不需花銭一样，故茶馆生意火红，经年不衰，成了成都人最好的休闲娱乐场所，直到今天也是如此。
城里也有不少乞丐（地方话称叫花子）。他们都有帮口，划有地盘，这个地盘的乞丐不能到那个地盘去乞食，否则视为犯规。犯了规，帮口会出面处理，轻者赶走，重则下膀砍腿，再重者沉塘丢河，乞丐都不敢犯规。
乞丐有三种讨乞方式，善讨、强讨、骗讨。善讨，磕头作揖，叫爹喊妈，多是年老和残疾人；强讨，多为强壮之人，自幼好逸恶劳，逢单人过路或弱户人家，非得要对方施舍，不给不走；骗讨，把自己装扮得十分可怜，断腿缺手，流脓生疮，让人心生慈悲，给米给鈛。
还有一种是专门骗吃的乞丐，他们先去饭馆吃个酒醉饭饱，然后头顶板凳跪在饭馆门前叫喊：“善人、老爷，太太、小姐，大慈大悲，行善行好，我实在饿得不行，才去吃了顿饱饭，现身无分文，不能走路，求你们行行好，给我付了这顿饭钱，老天爷保佑你儿子当大官，女儿做皇后……。”一般叫上两三个小时，就有善人去解套。
窃贼也是划了地盘的，各有各的堂口，各个堂口有掌门人，管着窃贼，一旦犯事负责打捞，窃到东西要如实上交分肥，故没有野堂口的窃贼。大凡要人被窃，找着警察头目，头目找到窃帮眼线，就能很快物归原主。“警匪一家”，自来如此。抢匪也是一样，更有各自地盘。如要越境抢劫，必须经当地帮派老大同意，否则称为“不落教”。“不落教”会被黑办，剁尸或去手足。
此外，各街各巷有义务消防组织，备有水桶、铁钩、铁抓等器具，还有救火车。这种救火车实际就是是下面有四个轱辘的一个大圆木桶，上面加上铁制压盖梢条，再接上水管，到时候用人压水救火。遇上火警，义务消防队员就拉着它拼命向火场飞跑。一次华西大学发生火灾，就是义务消防队扑灭的。义务消防队员不要国家发工资，也不用单位供养，全是自愿参加的公益勇士。
如遇大热天久旱不雨，几条街的人便相邀玩水龙。水龙几十米长，龙体是草扎的，有十多节，用布联成一体。玩龙的人只穿一条短裤，站在街中任人泼水。当时各户门前都摆有清凉的水盆，用瓢舀水向玩龙的人泼去，近似傣族的泼水节。打金街有一个做皮箱的游伯伯，长得腰粗臂圆，玩龙能把龙头玩得风转，令人叫好不绝。
当年四川省政府在督院街，成都市政府在鼓楼街。市政府下辖八个区。我们所在的打金街偏东一带叫一区。区下是保和甲，一个甲大约管五六十户，十个甲为一保。保长相当于今天的居委会主任，甲长近似居民组长。保长甲长全是公推，多为地方上有钱有声望的人出任。凡地方上发生矛盾纠纷、打骂械斗等事，都由他们出面解决，少有动政府的。政府管的都是大事。
保长设有保办公室，有保丁和打更匠。保丁工资由保长管，打更匠工资由所在区域受益人户承担。打更匠每天晚上要打四次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一般二更时间是晚上十奌，三更是十二点，四更是凌晨两点，五更是凌晨六点。他一边打更还一边吼叫：“注意防火，注意防盗，关好门窗，睡好大觉。”保里有什么事，也由他负责通知。甲长协助保长处理本甲事务，没有办公室，只在自己住房门前钉一块标牌，以示不同于一般户主。
成都还有很多善堂，是有钱人做好事的地方。他们不把钱直接给穷人，而是捐给善堂，由善堂救济穷人。善堂起于何时不得而知，只知道穷人生了病可来此求医抓药，家里死了人可来此要棺材，寒天没衣穿可以来这里要衣服。逢年过节，还可以来这里要米票。因此，善堂不但调済了贫富矛盾，还安定稳固了社会，形成了一条人性的和谐纽带。
善堂毎年要做几次法事：三月十五观音会，七月十五于蓝会，九月初一玉皇会。逢做法事，要请来一些和尚或道士，穿上法衣敲锣打鼓，扬幡飘旗，祈福求安，寄愿上天。做法事时还要撒鬼弹子（即面团做的一种糖果），因而小孩最乐意来看热闹。除做法事外，善堂也搞些请神邀仙、扶乩显灵一类活动。我父亲就曾从善堂请回一幅关圣大帝显圣像，供奉了一辈子，却未保佑他交上好运。
善堂在成都市有上百家，解放后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共产党宣布取缔，说它是“一贯道”，属于“反革命”组织，堂主们逮捕的逮捕，判刑的判刑。自此社会上再没有善人和有钱人，大家参加劳动、工作，领取工资，“吃大锅饭”，谁还去行善呢？纵想行善也没有了地方！
成都的背街小巷有一种经済实惠、专供下力人的小食摊，专卖“牙牙饭”，又叫挨刀饭，就是一锅煮两三斤米的饭，煮好后用刀切成一牙一牙（即似月牙状一块一块）的等量，由购买者看着自选，明码实价，童叟无欺。我没有去吃过，因为吃不完那一牙，有点望而生畏。
成都还有“一景”值得一提，就是东南门城墙边的游民练习所。所谓游民，就是些扒手、小偷或不学好的烟鬼、赌棍，犯了事不够判刑，便由警察局看管起来，教他们做些工艺和轻微劳动，诸如扫街、运送垃圾等。为防止他们逃跑，每人脚上套一条铁链，走起路来叮叮当当，大家呼之为“嗯哥”（即鹦鹉）。只要他们一出来扫街，不少人便给钱、给烟、给吃食，以示怜恤同情，当作善事。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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