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微痕》从天堂到噩梦的巨大跌落 鳄鱼皮有多少层？(图)

 

编者按：本网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内容都是当事人在反右、文革等历次运动中亲历、亲见的事件。现将《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后陆续发表；应读者要求部份文章会重新刊出，以飨读者。

 

一、从天堂到噩梦的巨大跌落

21世纪的拂晓给人类带来的惊喜首先是信息之翼智慧之光对世界百年现代史的重要解密，诸多历史真相袒露于地球村，人类中被蒙骗的比例越来越小。基于这个时代大背景，我国思想界诸多论著已经一针见血刺破了一个症结点，扫开人为雾瘴而让世人从历史高度瞧清半世纪前中国反右运动的性质和真相，使人民懂得对于反右这个论题该做的事是两项：留下历史，拒绝遗忘；理清脉络，探究根源。不做到这两点，反右所衍生的恶果无法切除，中国的政治文明永远是空话。

被刺破的那个重要症结点是：欧亚大陆20世纪内出现的两场最大规模的政治试验都以天堂到噩梦的巨大跌落而终结。先是全球版图第一的俄罗斯1917年那场窃夺民主革命成果，囚禁立宪民主派，构建暴力专制的试验，自称为开创了人类历史新纪元。但它开创的是疯狂杀人史，吞噬它本国两千万民众生命的同时，竭尽全力维持和“巩固”了七十四年，连农业产量都无法恢复到沙皇水平。工业能力的90%以上都被用于扩军备战所需的军工生产，完全不顾人民死活。自吹GDP已达到美国的40%，其实不到人家十分之一。实践证明该体制在扑灭民主的同时也扼杀了经济文化的发展生机。这样一个罪恶体制，1991年终于黯然崩溃，俄罗斯人民在历史伤痛中理所当然彻底抛弃了斯大林模式，也抛弃了作为独裁暴力标志的列宁偶像，这样一来，使那些至今仍坚持旧图腾的人当然陷于尴尬。这就是第一幕天堂跌落的历史事实。

而第一人口大国的苦难中国“以俄为师”，学到的是两点，一是建政七年完成了政治资源垄断、经济资源垄断、文化资源垄断，构建了斯大林模式执政实体；第二是不允许进行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要公开召回秦始皇亡灵，召回的办法就是反右派，而且自称找到了通向共产主义天堂的金桥，自称已是世界革命中心，乃重新推行第三国际理念，其重要成果之一是用自己反右派的办法教会了波尔布特把他祖国柬埔寨五百万人口杀掉两百万。可惜这个革命试点的成果还来不及庆祝就崩溃。中国自己的反右运动以更大规模对一批又一批无辜公民实施残害，继之以大跃进人祸，三千七百多万饿殍横陈，天怒人怨，内讧互残，任何粉饰都无法挽救第二幕天堂跌落成噩梦。要讲成果，反右的成果就是捣毁了以诚信道义为核心的民族道德，正如文革的成果是毁灭中华文化。

文革倒是明确否定了，但是浅见的既得利益者只想草草包扎一下文革的伤口就去全力营建权贵资本主义，他们回避和掩盖反右历史以延续特权。要人民在忍耐和遗忘中“向前看”。

作为反右运动的亲历者，我们有责任发言。五十年实践检验，代价惨重而结论清楚：反右这场人祸是一起国家犯罪，用国家机器来作案，大规模诬陷和残害公民，从而把中华民族隔绝于人类主流文明之外。由于恶果严重，反右灾难在延伸21年之后才作了“半否定”，用不具备法理依据和政治内涵的“改正”二字来代替平反，特别是践踏宪法第41条而不作善后，公然在道义上和法理上赖账。

反右的维护者自己不敢正视历史和坦白历史，又最恐惧人民从噩梦中醒来。但是原生态的史实清楚说明，反右乃是一个跨越半世纪时空的系统工程，是暴力社会主义这个制度本身注定要采取的外在形式。并不是反右的一次邪风恶浪浸黑了这个政权，而是暴力政治体制所固有的毒液分泌出了反右运动。

历史不会因为决策者的犹豫而停止它的进程。“拒绝遗忘，留下历史”，已成为一切良知未泯的爱国者的呼声，这也是本文的写作宗旨。今日中国敢于发出坦诚呼声的孩子数以亿计，他们从噩梦深处喊出真话：“看哪，国王是个精屁股！”

二、云南特色的反右是“挖山药蛋”式整体围歼

反右运动在云南推行得为什么特别残忍和不义？为什么残害面无法缩小？为什么谢富治操办下的云南反右要采用“挖山药蛋”式整体围歼手段？说到底是因为他们认为，所确定要残害的对象是不可能接受“斯大林加秦始皇”专制体制的民主革命者。上世纪30至40年代末期崛起于滇桂黔大地的这一代知识分子是踩着抗日救亡的时代鼓点而走在历史前列的志士仁人。作为1911年反帝制的辛亥重九起义和1915年护国反袁运动的后人，作为五四精神的传承者，在卢沟桥事变的抗日号角中以百倍人数剧增。他们肩负着救亡图存民族振兴的重任，以西南联大和云大为精神中心，以三个省两百多所各级中学上万名莘莘学子为阵容，在中国第一流学者群体的熏陶哺育下成长为时代俊彦。蔡元培、熊庆来、梁漱溟、陶行知、邹韬奋、闻一多、朱自清、冯友兰、谢冰心、李公朴、费孝通、曾昭伦，这些灿若繁星的文化名人给予青年一代的智力启迪和精神感化，每个字都在教人提升人格和素质，而不是叫人毁弃文明追求残忍，去充当专制者的奴仆与爪牙。强权的刚性力量只能暂时阻滞而不能最终扼杀这些精神成果。

至今矗立在云师大校园，也就是当年西南联大故址上的部份大师塑像，保留着永远无法丢弃的学术传承和精神记忆。以这批数以万计的知识分子为基干，在时代风云中形成了14万多人的边纵队伍，他们在三省大地创造了辉煌，提供渡江后南方进军中“势如破竹”的胜利局面，但他们与30年代江西残杀AB团的恐怖教育和40年代延安抢救运动的奴化训练格格不入，因此在决心要建立斯大林加秦始皇体制的人看来，云南地下党边纵干部属于卸磨杀驴的对象，消化淘汰的异类分子，与其让这些具有五四精神和民主理念的人成为障碍，不如先行铲除之，这就是云南反右特色产生的背景时空。谢富治宗派势力倾其全力把反右运动当做一席盛筵来狂餐，一是残害忠良向主子邀功，二是疯抢席位壮大宗派，三是在施暴虐民的过程中巩固专制集权。借反右运动打掉一个虚构中的地方主义，而建立他们自己货真价实的地方主义，就成为云南反右的主线条。把人民视为工具、羔羊、垫脚石，把人民中稍有独立思考能力者视为敌人，这是一切专制极权思想的基石。

三、血痕命债发生地寻踪

滇东北，乌蒙山与横断山交接的这块红土高原，半世纪前称为昭通专区，辖11县：昭通、鲁甸、会泽、巧家、盐津、大关、永善、绥江、镇雄、彝良、威信。面积占全省14分之1，人口占9分之1，是省内一个大专区。1957年夏至1958年底，从在职干部和在校师生中“打出”右派分子614人，反党集团4个，反党分子、坏分子、阶级异己分子、阶级报复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新生反革命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等等各种帽子各种罪名的受害者1300人，总共1914人，统统推进“因右处理”的大型绞肉机。这就是广义的右派，本文所指的就是这个广义右派。

这1914人是1958年内分批处理的。按其人数规模作如下排列：1234名送会泽县马武寨集中营劳动教养，540名送彝良县大坪集中营劳动教养，120名送镇雄县摆柳坪集中营监督劳动，还剩20名送昭通县大山包新生牧场集中营监督劳动。但是由于会泽县马武寨农场容量较大，又由昆明、东川、以礼河、曲靖、文山等地押送了996名右派来劳动教养，这样马武寨右派就达到2230名。

作为右派集中营，这里简介一下其场地来由和基本状况。

1957至1958年，与反右运动同步，在全国刮起“政法大跃进”的血雨腥风，各地狱满为患。许多看守所虽作为关押未决犯的牢狱，一间20平米的囚室竟要塞进50名左右犯人，通铺的木板上和水泥地下全挤满人，拥挤和黑暗程度远远超过清代散文名家方苞《狱中杂记》中对他亲历的康熙年间监狱的描述。1958年各地新辟劳改企业、劳教农场和各地看守所成为紧急工程项目，省里指示各地尽速腾出一些老的劳改农场来囚禁右派。会泽马武寨和彝良大坪就是老劳改农场腾出来的。镇雄摆柳坪则是把120名监督劳动的右派连同900多名下放干部（实际是被暗中划为“中右分子”者）一起发配那里拓荒建农场。

三大集中营都有宽阔田野。马武寨处于会泽县金钟区平坝东侧，是1951年大镇反逮捕和判刑的犯人被派到这里开垦抗战时期军用飞机场而建成的农场，机场周边高出4至6米的坡地也囊括其中，耕地面积3万多亩。原有服刑人员3000多名调走2000多名至该县另一劳改企业五星铅厂，还留下1000多名服刑人员跟新押解进来的2230多名右派并肩做苦工，并肩进行脱胎换骨改造。

在滇东北三大右派集中营里，马武寨的客观条件最好，地势平坦，气候温和，交通便利，距会泽县城只有5公里。站在农场任何一处展望会泽坝子，真有一种“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的宽畅喜悦气概。如果执政者和管理者不是蓄意作恶而稍有一点做人的最低善意来办场，那么马武寨完全可以成为一个适宜于人类居住的良好农耕环境、绿色基地。对那些遭受巨大委屈的知识精英和建国良材即使不准他们施展任何报国之志和建国之才，只让其在此种植粮食蔬果，想来他们也大可接受。“士老林泉诚所愿”，这本来就是中国文人传统清高的思想境界，他们不会像整人者阶层那样一心沉迷于官瘾财瘾。但是1958至1962年底的5年时间马武寨整死右派156人，这是有人当时就细心区分出原有的劳改犯人坟与右派坟之后，如实记下的被整死的反右受害者人数，死亡率9.94%。这些人有的在月白风清之夜死于加夜班超负荷的劳累，有的在稻菽千重浪中死于扣粮饿饭，有的在从未停止过的批斗中死于摧残凌辱捆绑吊打。每年年底的“交黑心”学习，就是逼人自杀的高峰期。

彝良大坪农场客观条件特别是气候和交通就恶劣多了。这里乃是地跨大关彝良两县的滇东北最大的原始森林朝天马老林的东隅一角，是一块高原台地。险峻峡谷深沟巨壑包围三方，只留下西北侧一条狭路联通该台地到龙海乡上30华里的艰难交通，东北方位另有一条更陡更险更弯曲的下坡路插下25华里外的牛街古镇，那是位于白水江边始建于东汉时期的美丽小镇，但是这个小镇的任何一丝人间温馨丝毫输不到相隔不远的人间地狱。从白水江边仰首遥望山峦抬升的大坪农场，真有云锁雾封难见真面目的神秘感，只有身置其境才认得那霏霏阴雨笼罩下的集中营5年里的丑恶与血腥。

这里的被囚右派惨死的人数5年就达59人，如此短时间整死这么多人，超过历史上任何奴隶主的残暴程度。即使只当作跟牛马平级的劳动力看，土司头人也绝不故意滥杀毫无反抗力的农奴，他们懂得要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活资源。回溯大坪这块场地的最初开拓者，是在280多年前清雍正之初，云贵总督鄂尔泰在改土归流中为了扩权和贪功，曾在乌蒙（今昭阳区）、米贴（今永善县）和镇雄三地疯狂屠杀了数万名彝族人民，一位姓陆的彝族头人为了避难，率家小和不多的娃子从镇雄移往彝良地界在这里拓荒定居，这片林木阴翳的缓坡大台地遂成为陆姓领地，百年垦殖后又作迁移，到1949年时只留下楼房土碉的废墟空对冷风夕阳，也留下陆家大坪子的古老地名给后来的集中营作名称，这就是大坪农场的来由。

这块台地长宽各3至4公里，分为大坪、二坪两块，共10多平方公里面积。直到50年代，仍有大面积未遭砍伐的原始阔叶林、香樟树、松杉，证明这位领主没有对自然生态造成损伤。笔者本人1958年在龙海至大坪那30华里林间小路上背运包谷，除了时时有斑鸠和野鸡飞起外，还经常遇到野兔、狐狸、黄鼬和松鼠，印象最深的是一只金毛碧眼的麂子站在小路前方，眼神好奇而不惊恐，直到距我们不到10米才轻盈优美地跑开，这个镜头给我留下极美好的回忆，令我想见当年彝人狩猎的欢快。相比之下右派的命运比土司头人治下的农奴沉重多了。

1952年在此建劳改农场时就开始大量毁林，平毁陆姓原废墟来修建无产阶级专政的农场场部楼房，在场部俯瞰下用数千棵坚实原木密匝匝地竖直排列成为牢狱的围墙。1958年我们到达后不久就拆毁原木，因为所围面积太小。当时这里500多劳改服刑者被调到大关县罗汉坝农场归并劳改，大坪就变成同样人数的右派集中营，除了利用原监舍外还另有5处略小的囚禁点。1958到1963，这5年时段只占21年迫害期的4分之1，大坪集中营就留下44堆低矮凄凉的右派坟，连同抛尸在外的15人，共整死59人，占全场总数的11%。

镇雄摆柳坪面积为大坪农场的两倍，南至北8公里，东至西5公里，海拔高而气候冷，只能种植包谷洋芋。九月间就下雪，一年有大半年奇寒。天无三日晴，这是镇彝威三县气候的共性。云南省地图好似一只胖硕的雄鸡起舞，这三个县就是鸡的嘴，只是不尖，象征云南人言迟口钝。摆柳坪农场的120名右派和900多名“下放干部”一起，1958年2月出发去建场，从昭通先乘货运汽车经250公里土公路到贵州毕节，再背着行李步行90公里山路经镇雄县城到摆柳坪。农场在拓荒过程中建成9个居住点，分生产队居住。这里右派的处理叫做监督劳动，每月给16元生活费，交伙食后有几块钱买漱洗用品。由于劳动超负荷，特别是斗争会上的人格凌辱、随时发生的野蛮殴打，被打死的、被逼自杀的、饿死的、累死的共7名右派，在120人总数中占5.83%，是3个集中营死亡率最低的，但被打死的实况又是最残忍惨烈的，下文将作出陈述。

劳动教养与所谓监督劳动唯一的不同就是后者没有武装看押，而前者的马武寨农场驻守两排武警，大坪农场驻守1个排，统称“大军”，词语本义是极言人数之多规模之大，若移用来称呼单个的战士，就与那个“大”字产生逻辑矛盾。但是文化知识必须服从政治权力，顾不得字义和逻辑。那一声“报告大军”是造势者所需要的优越感，不断的重复呼喊正是精神凌辱的手段之一。

这样，我们对滇东北这三处制造死亡的地方作了掠影式鸟瞰。“命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一千年前苏东坡这滴血的诗句仿佛是为右派呐喊。

四、滇东北右派中的官员群体一瞥

本节专列受害者中的一部份官员，并不是说官员比百姓贵重，实在是因为谢富治宗派借反右而下毒手时主要是瞄准这些人的乌纱帽，这是他们最看重的战利品。

早在反右前的几年内，昭通籍或与昭通渊源较深的地下党边纵干部中地师级以上领军人物已被调离，但反右这张大网对他们既不遗漏也不宽容：

领导滇东北游击武装在四十年代中建立卓著功绩的的边纵六支队政委、建政后的中共昭通第一任地委书记李德仁，1951年调任北京铁道学院书记，1957年名列昭通籍右派榜首。第一任昭通专员李剑秋是1935年入党的资深革命领导，曾任云南省工委委员，1952年调任省税局副局长就已靠边，1958年划入右派榜。首任地委组织部长李长猛1958年在昆明划右，而名闻全省见诸若干史籍的地下党重要领导人费炳、浦汉英、孙志能，一齐打成右派。

边纵在滇东北活动的中心会泽县是1949年4月插上红旗的全省首座县城，县委书记薛振华、县长陆子英是40年代大学在校时入党的地下党员，后以中学教师的掩护身份启动了民主运动和党团组织建设，在滇东北被誉为最优秀的中层干部，这两个人50年代初期从会泽调临沧降级降职靠边，1955年37岁的薛振华被逼自杀于一口深井，陆子英屡遭残害后1979年刚获平反就死于伤痛发作，只活到49岁。薛、陆二人论资历能力和真才实学，谢富治本人及其团伙中没有一人能与之相比。

未调走而在滇东北留任一些职务的边纵干部，已经是级别档次和影响力较低者，但是对于这些人，谢富治宗派哪里肯放过？《云南日报》1958年7月14日所载的谢富治爱将昭通地委书记王子贤文章宣布的所谓“昭通、鲁甸、盐津、威信四个反党集团”，其具体所指是：

昭通县委书记陈季伯，县长张保全，专署文教科长蒋永彬，汽车总站站长郭中正，劳改大队长陈礼昌，地建司工程师泰国权，以上被诬为反党集团。地委宣传部副部长钱在兴，专署秘书张家柱，财政局长李洪邦，服务局长胡原，人行行长戴德华，专计委秘书夏延算，昭通师范书记郑权，地建司书记王蔚然，合办处副主任陈兴中，公安处科长高泉、陈宗尧，检察分院秘书周和彬等。地县两级受害者300多人。

鲁甸县：县委副书记李春仁，组织部长袁成明，县团委书记周甫，县联社主任杨明媛，县委委员、桃源区委书记李秉坤，区委书记郭敖、陆荣茂、卯时能等，被诬为鲁甸反党集团。全县受害者120多人。

盐津县：县委副书记瞿增伟，组织部长何浩正，工业局长赵正荣，财贸部长罗文富，粮食局长徐天荣，以上被诬为盐津反党集团。此外还有县法院周仁平，百货公司经理杨春琼，县团委副书记晏华、秘书彭海钧以及黄明、刘成端等。全县受害者140多人。

威信县：县长吴之伯，组织部长杨曙，宣传部长王文，财贸部长崔汝益，被诬为威信反党集团。全县受害者150多人。

巧家县：前县长郭云谷，副县长龙树林，农工部长周天祺及妻子刘明卿（商业局负责人），宣传部长丁恩祝及妻子胥尚巽（县妇联主任），财政科长吴探奎，农水科长郑家奎，统计科长谢家贵，工业局长李应书，县府秘书吴培健，团委书记田映璧，法院副院长杨树藩，邮电副局长王寿昌，财办秘书罗云登，区委书记苏云山，县一中教导主任廖开元等等。全县受害者150多人。

大关县：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傅开仁，公安局副局长罗韬，县府人事科长陈国富，其妻县团委书记平兰芬，人行副行长李正隆，人行秘书代安平，文教科长杨文华，计委副主任杨崇舜，财委副主任潘志安，粮局副局长李德祥，计统科袁升毅，监委秘书谢显伦等，全县受害100多人。

永善县：县长张德钦，副县长韩礼福，检察长吴启耀，农工部长李兴儒，文教科长安祖英，农水科长汪子平，民政科长吴树才，粮食局长袁凡其，工商科长万美祥，供销社主任郑云武，妇联主任窦敏，工商联主任孙大彦，全县受害者180多人。

绥江县：县委组织部长龙祥林，宣传部副部长杨正举，县府科长段金富，法院陈晓岚等。其中最悲惨的是凌发熙，劳教5年多被送回绥江原籍交“群众管制”，在文革灾难年代因为生活无着，难以存活，弄了不到10斤天麻易地销售，被强加“投机倒把”罪名逮捕，因为是右派就叫做有前科，竟被处死枪毙。绥江全县的反右受害者120多人。

镇雄县：县长欧阳兴科，县府秘书周永福，县委秘书张在彬，财政局副局长曹厚光，公安局贺正富，县支行郭存英等，全县受害者120多人。

彝良县：县文教科长刘传玉，统计科长唐睿，农水科长段泉，财政科长唐佩昌，联社主任焦春武，人行副行长陈孝周。最露骨的一个做法是，叫孙安邦来顶替刚划右撤职的文教科长刘传玉，不料孙不听话，不肯对教师队伍下毒手，孙也就立即被打成右派。全县受害者250多人。

会泽县：自县委书记薛振华和县长陆子英调离会泽并在临沧遭受迫害后，会泽原籍干部深受震动，公开表示义愤，更多的人敢怒而不敢言，因此在反右之前已有不少人被撤被调。到了反右，受害的有：县长段建中，监察局长王才学，建设局长陆永邦，卫生科长刘艾芳及其丈夫王静国成为夫妻右派，与巧家情况相同。更多右派和各种帽子的受害者在中小学教师和企业人员中产生，全县受害者200人以上。

云南反右中，省委常委组织部长郑敦、副部长王镜如被诬指为反党集团，谢富治本人又在省委扩大会议上直接传授“要像挖山药蛋一样在地下党边纵中挖右派”，地方各级就把划右的对象都列为“郑王集团安在基层的钉子”来打，以便讨好和邀功。滇东北遂以1914名残害对象而超额完成任务。

以上是从横向角度展开，铺陈梗概。以下列举最典型的个案。

五、朱提江之魂

“盐津反党集团”5名成员中的赵正荣，27岁时就成为反右运动的祭品，全家由此陷入厄运。

盐津反右所讲的打出多少右派，是用暴力来落实一个“打”字。地委书记王子贤的爱将贾鸿斌时任盐津县委书记，以“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个绝对真理为行动依据，要求全县对于右派必须先毒打再批斗。县委副书记瞿增伟在第一次批斗会上就先被踢倒在地把鼻子砸得鲜血淋淋再批斗，瞿的妻子痛哭着跑昭通请地委下来看，被贾鸿斌派人从半路强行拦回。在血腥中反右，这就是贾鸿斌所需要的气氛。至于定谁为右派，纯属他个人特权。赵正荣这位会泽青年在五年内任过四个职务：县政府秘书、土改后的滩头区委书记、县人民银行行长、县工业局长。都是新建单位的开辟工作，都被他做得很出色，这是全县公认。

但是贾鸿斌书记指示要批斗赵正荣一段“右派言论”，赵正荣这段原话说：“我们党自身应该做到一元化，不搞亲亲疏疏，不拉山头宗派，不分军队党，地方党，地上党，地下党，南方党，北方党，而要真心团结，我们只有一个完整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如此光明磊落掷地有声的语言只可能出自磊落襟怀，随你怎么曲解，这段话在一万年后也无懈可击。但正因为这段阳光语言刺到人家宗派的阴暗处，心中有鬼的贾鸿斌硬要说这是含沙射影的恶毒攻击，说这是盐津右派中最大的毒草，据此给赵正荣强加极右分子和反党集团成员两顶帽子，殴打之后再批斗。

赵正荣是1948年春季作为18岁的会泽师范在校生参加革命加入民青，19岁入党的纯洁青年，建国前在白色恐怖的复杂环境中就不畏艰险前往火红乡开辟局面建立基层革命政权并主持工作，建国之初就从土改实践中脱颖而出担任了盐津县面积最大，距县城最远的滩头区的区委书记，他难道连坚持这点真理的骨气都没有？他义正辞严驳倒诬蔑，说明自己并未讲错，请求把原话提交全社会去鉴别，或者请中央鉴定。但是赵正荣的书生气遇到的是土匪气，越正确越倒霉，在野蛮权力的暗箱里别说你赵正荣，换成开国元勋彭德怀难道不是同样结局？

而在这种颠倒善恶的批斗之外，贾鸿斌书记还隐含着说不出口的一股强烈报复欲望。中国许多事情都是这样，在公开的、说得出口的原因之外，往往还有着更深层更重要但是说不出口的内在原因。1951年底，昭通地委宣布贾鸿斌以县长职务、赵正荣以县府秘书职务一起下盐津县，赵正荣还被指定为县府和公安局两个机关的支部书记，并且要教文盲县长贾鸿斌学文化。当了县长半年后的1952年，贾鸿斌就叫人把缴获土匪江灜洲财产中的一批优质狐皮拿来做成两件皮袍，而且把优质面料和做工叫县政府财务报账。一件由贾县长享用，另一件要给县委书记吕茂林，吕书记当时不在盐津，也不知道此事。赵正荣深感震惊，认为这是原则性错误，会使盐津群众认为新政权与恶势力没有区别，会毁掉人民政府形象。赵正荣当面向贾鸿斌讲清利害，严肃制止了此一做法，将皮袍归还国有。贾鸿斌在激烈争执后达不到私欲，怀恨在心以图来日报复，6年后终于遇上反右这个整人机会。这件事成了必欲置赵于绝境的内在原因。读者也可以由此看出谢富治这些爪牙究竟有几斤几两。

赵正荣被划右之后，惨祸接踵而至。赵正荣22岁的新婚妻子蒋武聪刚生育14天正在普洱渡乡下的娘家坐月子，突然接到所在单位百货公司的电话通知要她立即赶到县城参加大跃进出夜工。电话上说“知道你是在产假之中，但这是县委的指示，点名叫你立即赶来，这是政治任务，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如果反对三面红旗，就跟赵正荣一起处理。”在如此威压之下，蒋武聪只好忍痛背着刚生下14天的婴儿，两手还各提一只暖水瓶上路。50年前的盐津全县没有一寸公路，无人见过汽车，从普洱渡到县城要沿着朱提江岸走90华里的险峻山路，她在疲累之中几次跌倒在陡坡上，差一点滑落江中，用尽全身力气挣扎前行，终于在傍晚赶到县城。

此时她忽然感到一阵阵逐渐加剧的疼痛，鲜血顺着腿部流到脚背，原来是长途跋涉的挣扎和负重，生育不久的会阴尚未愈合而又被挣破，流血不止，背上的女婴在饥饿中不断啼哭。蒋武聪艰难走到县医院挂急诊，而大跃进背景下的医院则在一片慌乱之中极不负责任地给蒋武聪注射全身深度麻醉，未到次日天明她就惨死在毫无救助的冷漠之中。被监控行动的丈夫赵正荣帮助不了妻子，14天的小小婴儿撕心裂肺地啼哭着，幸得一位好心的农村产妇义务喂奶，才保住这条小生命存活于惨淡的人生。此事在盐津县的城乡传开，县医院声名扫地，有一个多月没有人敢来求诊，这已成为一个耻辱记录。

被殴打批斗的赵正荣因亡妻之痛陷于昏厥，还得忍受不绝于耳的口号声侮辱声。他抱着婴儿找奶妈，但谁也不敢公开承担这点哺乳责任，只是本单位内外有些女同志经常在夜晚挤了奶水装进瓶子送来，或者买来奶粉馈赠，一切同情心都得冒风险。对于蒋武聪的惨死，不要说作为丈夫，就是一切知情者也必然发出两点质问，一是硬逼着产后14天的妇女在伤情未愈时挣扎90里山路来出夜工，这个残忍决定是谁作出、谁执行、谁通知的？该负什么责任？二是导致她死亡的全身深度麻醉这个重大责任事故该怎么追究和处理？怎么善后？这两个基本问题是本案的关键点，是盐津官方躲避不开的法律责任和道义责任，但在中国这是受害公民无权提出的问题，。制造惨案的恶棍有权幸灾乐祸，有权迅速把赵正荣武装押送200里外的大坪集中营，有权用21年的残害来捂住所有义愤质问之声。就在要押走的前夜，赵正荣到亡妻坟前诀别，就有看押者的好几道电筒光从远处射来监视。赵回宿舍，刚进院门就遭受6名恶棍的毒打，许多住户闻声惊起愤慨质问，打人者才狼狈逃离。

蒋武聪23岁的花样年华就如朱提江峡谷盛产的兰花凄惨凋谢在江边。恶势力掐死这株幽兰，撕碎这个家庭，用野蛮暴力来羞辱这块土地上深厚悠远的文明，宣告了历史的大倒退。这条江曾经有过辉煌历史。它在现代地图上被标名横江，俗称关河，但两千多年开发史的丰富内涵始终印证着它古色古香的朱提江原名。秦、汉时代的昭通就叫朱提郡，这里盛产的朱提银以其最优的质地而成为两汉四百年富裕昌盛的象征。朱提江300公里半径的扇形径流区聚集了朱提郡昭、鲁、镇、永、彝、大、盐7个县的溪流，到宜宾安边镇注入长江。为了拓展远程商贸，秦开五尺道与朱提江的航路并行，这就是著名的南方丝绸之路。濒临江水的豆沙关悬崖之上至今留存着僰人悬棺葬，以及唐德宗颁诏封赏南诏国主时，持节使臣袁滋亲题的摩崖石刻，这是国家级文物，是千余年前人文蔚起的明证，证明着唐朝廷是一个明大义而重人情的执政实体，那时候生产力再落后，也绝不至于强令一名产妇出夜工做苦役。

蒋武聪背着婴儿行程60里的这段江岸正值朱提江碧浪湍飞的主水道，汉代重要历史文物孟孝琚碑上用“凉风惨淋，寒水北流”八个字来抒写朱提文士孟孝琚不幸早死之后，他亲人眼里的这段江景。现在若是拂去文物上的岁月苔痕，那么“凉风惨淋，寒水北流”。就恰好贴切表达出滇东北受害右派的共同命运。两千年沧桑，竟恍若昨日一般默契。充满人文精神的朱提江萧瑟江风里，永远回荡着我们被摧折的小妹妹蒋武聪的义愤和泣诉之声，她水晶般纯净的一生回归江水，她是朱提江的凄美神韵和永存的灵魂。

她留下的女婴奇迹般活下来，名叫赵晓情，今年恰好50岁，是一个企业的普通员工。为纪念母亲，她又随母姓而取名蒋俊。从婴儿时代她就失去母爱和父爱，是外祖母和远在400公里外的会泽老家的祖母像传递接力棒一样在糠菜生涯中坚强承担了抚养责任。从学龄第一天她就知道自己是政治贱民。她的舅舅因株连而从县粮局失去了公职，回普洱渡当农民又被由集镇驱逐到乡间。她在会泽的叔叔被株连而从福州军区雷达兵被通知退伍回家待业，赵晓情本人以优异成绩完成了初中毕业考和升学考，就因为是右派子女，在当时“推荐升学”的教育体制下被株连而失去读高中的权利，随即又被强令将户口从县城转到迤车区头道河，在修河的劳动中被垮塌的岩石砸伤。

右派集中营里的爸爸每一笔辛酸惨痛都在孩子生命的年轮里烙下一圈圈锥心泣血的伤痕，滋养我们民族数千年的天伦亲情被反右运动一刀剪断。由于长期隔绝音问和官方不间断的蒙蔽欺骗与谎言灌输，年幼无知的后代误以为受害的长辈大概真的是坏人，幼小心田里既充满自卑又产生埋怨，如此恶毒残忍的心灵伤害填满两代人心，这是反道义的极致。但是历史事实终归证明了谁是谁非：1979年赵正荣从囚禁中改正复职后，任职中共盐津县纪委书记，其廉洁奉公忠诚履职为全县所公认。而赵晓情以勤奋刻苦而取得了统计师的职称。

赵正荣一家的痛史是中国反右运动历史的浓缩，从定罪时的颠倒是非到善良家庭的破碎，从白发老母倚闾盼儿归的昏花泪眼到亲属的21年受株连，哪一步没有从最深刻的意义上揭示反右运动与人民为敌的犯罪性质？

六、鳄鱼皮有多少层？

这里继续揭破又一层皮：制造盐津反右灾难和大跃进灾难，使盐津成为昭通专区11县中1959和1960年虚报粮食产量最严重，饿死农民也高居榜首的罪魁、县委书记贾鸿斌其人，原是山西省一名不务正业的社会痞子，在风起浪涌的抗战后期被时代大潮卷进八路军的队列当了个侦察兵，他自己在发迹后毫不掩饰当年把进出于烟馆妓院视为家常便饭的行径，津津乐道喜形于色。国共内战中，作为该师一个侦察连指导员，他径直向领导申请一名老婆，师政委薛韬也在高兴之余颔首同意，把俘获的一名敌军官的小妾作为战利品赏给贾鸿斌。入滇接管昭通专区后，1951年就从一个连级干部破格提拔到盐津任县长，两年后边纵出身的县委书记吕茂林调省委党校学习靠边，文盲贾县长变成贾书记，以占领者身份全盘掌控盐津，这才出现了上述令人发指的反右灾难和大跃进灾难。其直接上级先是薛韬后是王子贤，这两任地委书记全是谢富治的爱将，当然可以放任爪牙在盐津胡为。1958年夏，宗派势力借反右补课一手把边纵干部瞿增伟（县委副书记）、何浩正（县委常委、组织部长）以及赵正荣、罗文富、徐天荣这批科局级干部拿下以后，这位流氓成性的贾书记就迫不及待地把组织部长何浩正的年轻妻子占而为妾，强迫其长期姘居。书记此举达到两个直接目的：一、公开羞辱被迫害的同僚何浩正，向全县干部出示一个信息：不听话者只能落得你们组织部长的下场；二、让盐津人民见识：有了省委地委两级书记的恩宠，我就是本县土皇帝，全县良民就别在我这里讲什么道德、法律那一套吧。

盐津群众甚至议论说，老婆漂亮也是划为右派的标准之一，何浩正终于踏上林冲命运的路。还有人说，灭了江灜洲，来了贾鸿斌，一个比一个更肮脏。江灜洲是盐津普洱渡一霸，民国时代为全县首恶。群众毕竟只讲到切身感受为止，他们无法预测贾书记的霸道业绩具有延伸效应，六十年代来了一个同样残忍凶恶的鲍锦彬书记，让盐津人民见识了什么叫做斯大林加秦始皇。这个体制存在一天，鳄鱼皮就一层层换不完。今日中国权贵层中。最无耻的人之所以不时地念叨反右的所谓正确性与必要性，正是因为他们内心比谁都清楚自己接到手中的是一根血腥味最浓、流氓气最足的权杖，用这根权杖来谋私和反道义，效果最理想。

七、草菅人命岁月中的三个孩子

1958年春夏被押送大坪集中营的右派夫妻有好几对，其中一家五口的到来引起全场难友最大叹惋和最深同情，这就是年近40的蓝廷昆、刘惠卿夫妇和他们的3个孩子。蓝廷昆是1949年12月9日卢汉将军指挥下的云南起义部队的营长，和平解放时的那个密月期夸他们是光荣起义，蓝被分配在鲁甸县工作，担任一个企业第一线的最具体业务聊以糊口。到了反右和政法大跃进开始，光荣起义者的名称就变成了历史反革命。妻子刘惠卿，昭通第二中学英语教师，只因为她的长兄刘华昭曾任国民党昭通县党部最末一任书记长，是个改朝换代的过渡型人物而并无任何实权，1951年被收监判刑，其妹妹刘惠卿当然就叫做坏分子。夫妻二人一起作为敌我矛盾处理，就凭那股文质彬彬的气质风度被推进“因右处理”的绞肉机也毫不奇怪，众难友何尝不是如此？

到大坪时的刘惠卿老师身背全家五口的一捆行李，牵着6岁男孩蓝江的小手走路而来，当天行程就是上文说的从龙海到大坪那30华里崎岖山路，6岁娃娃已经累得挪不动脚了，刘老师与其说是牵，不如说是拼命提着他的小手而来。蓝江的4岁妹妹蓝红和2岁小妹蓝兰，则分别坐入两只箩筐由爸爸蓝廷昆挑着充军。箩筐底部叠起几件衣物给娃娃垫坐，这个细节让围观难友瞧见了天下父母心，也由此显出一个实情：2岁、4岁和6岁的幼儿实在是没有亲人来抚养照管了。到达大坪已是黄昏时分，细雨迷濛。李明山场长瞧见这么小的三个孩子也为之动容，他立即低声吩咐叫蓝廷昆自己去收拾出那间堆放杂物的6平方米的竹编泥糊茅草房做住处，在一张用树枝拼搭的床上栖息一家五口。开头的两年是逐日深切感到饥饿的逼近，因为劳动强度大，伙食不但饭少，而且严重缺乏油肉，孩子本应有的活蹦乱跳全然不见了。

场长李明山本来也是入滇接管的军转干，山西人，反右之前是专署交通科长，性格内向而心地善良，自然不够格做集中营的头子，所以1959年底调走，从公安处换来一名恶棍金玉做场长。此人深谙反右宗旨，深知精神和肉体双管齐下摧残之道。他到任就再降伙食标准，再加劳役强度，再烧批斗殴打烈火。他要用施压来压出点事儿再进行镇压，以显示能力并向上邀功。这是当爪牙的例行模式。金玉的到来，同出一门的周吉顺和马贤荣两位管教就自觉与场长保持高度一致，集中营的右派坟堆也就迅速增加。

金玉场长到任3天就责骂刘惠卿是带着娃娃来“吃闲饭”。因为有了这句话，金玉的儿子比蓝江小1岁，也就可以对蓝江任意欺负和殴打。金场长本人就命令8岁的小蓝江放牧一匹马，6岁的女孩蓝红随母亲喂猪。有一天菜地组的女劳教员正在地里劳动，突然看见对面张家湾坡上的小蓝江被惊起的马拖着狂奔。孩子已经倒地，却紧紧拽住缰绳不敢放，全身擦地，任坑凹土石磨破衣裤皮肉，那一刻真把目击者吓坏了。难友们大声呼喊叫蓝江丢开缰绳，蓝江却拼命呼喊回应：“我不敢放掉！马跑掉了我爸妈要挨绑起来去斗争！”这个8岁孩子是宁肯拖伤拖死自己，也不愿带害父母。

难友中的朱励阿姨丢下锄头飞快向着对面坡上跑去，决心冒险救助，此时那匹奔马大约已意识到被拖着的只是个孩子，它终于停了下来。朱励跑近时看到的小蓝江满脸是泥满身是土，裤腰到脚边已完全挂烂成了洞洞条条，破布鞋只有一只在脚上，一双小脚磨得鲜血淋淋，紧捏马缰绳的那只小手从指缝里不断渗出鲜血。但是小蓝江没有哭，余悸未消的脸上还带着几分庆幸，用激动的颤音说“这匹马还是没跑掉呀！”——在这副惨不忍睹的景象中，难友们看到面前站立的是个多么坚强的孩子！朱励阿姨拉着小蓝江带血的手，连人带马送到他母亲身边时，刘惠卿先是呆若木鸡，随即哇的一声痛哭失声扑上去抱住蓝江：“妈妈对不起你！”朱励也随之哭起来，大家都分辨不清是心疼还是义愤不平。

在随父随母当了政治贱民的悲惨岁月里，刚到学龄之年的蓝江和两个更小的妹妹那稚嫩心灵里充塞的不是阳光，而是捆绑吊打斗争批判和饥饿劳累出夜工挣命，这一代娃娃还要向血腥场面和恐怖镜头的理论纲领阶级斗争喊万岁。恐怖环境给孩子的精神惊悸造成的心理变形是终身性的，三个娃娃都会经常在夜梦中惊叫而紧抱大人。蓝江本人从被惊马拖伤后就造成恐高症、恐水症，60年代中期他随母亲返昭通原籍，生活无着，到会泽以礼河水电局做体力劳动重活，不幸在夏秋季节落入洪水，以17岁的未成年之身惨死。

到达大坪后的第一个寒冬，蓝家遭受了又一场令人发指的灾难，事情发生在两岁半女孩蓝兰身上。因为她太小，被勉强接纳于为农场干部娃娃而办的小托儿所，管托儿所的方老婆子是劳教员方育林的老妻。老方是北方人，昭通邮电局留用的旧职员，不知是何历史原因被送来劳教，因为他年逾60，被安排在农场小卖部售货，其妻就在托儿所看护娃娃。势利小人，当然不会出于爱心而一视同仁。两岁半的蓝兰怎么懂得照顾自己，在大坪集中营那高寒酷冷而又天阴雨湿之中，蓝兰冷得啼哭不止，小脚冻成紫色胡萝卜，站不住了，只会蹲在地上用小手摸着脚背哭。不知方老婆子是有意还是无知，她打来一盆烫水将蓝兰的一双小脚猛然放进去，只听得蓝兰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就顿时昏厥歪倒，待方老婆子把她的小脚从盆中拉出来，十个脚趾已经全部掉落在盆里，她脚背的前沿只剩下十个血红色的小洞。十指连心的剧痛和全家命运的委屈叠加在一起，孩子面前摆着的是最可怕的人生前景。一切天良未泯的人都会发出义愤之问：是谁给了害人者这样的犯罪权？

更大的灾难接踵而来，这就是三个幼儿的父亲蓝廷昆之死。在三年人祸的恐怖岁月，苛重劳役、缺粮和极度营养缺乏雪上加霜，大坪农场劳教员的死亡人数与日俱增，他们与全国三年内三千七百五十五万被饿死同胞一道成为饿殍，而当年的中国医生不敢说出饿死二字，只能奉命编造其他病名。医院必须服从政治。有位医师在水肿病人诊断处方上开出的药名是粮食二字，第二天下午就宣布为右派送劳教。饿死的多数人所呈现的症状先是水肿，肿而又消，消而复肿，在多番周折中痛苦地耗完自身全部体能，耗尽一切抵抗力免疫力，生命也就油尽灯灭。

许多单身汉尚且如此，蓝廷昆夫妇必须先顾娃娃，在鬼门关前他们凭着本能，选择了牺牲自己保住孩子，先让孩子吃饱，剩多少舔光为止。蓝廷昆作为男性和全劳力，体能消耗量大，当然就先死了。这位在卢汉将军带领下一心投奔光明之路的营长，凄惨地饿死在最不光明的右派集中营。可怜的小女儿失去脚趾而不知怎么失去，失去爸爸也不知怎么失去，她哭着用小手拼命抓扯摇动逐渐僵冷的尸体呼喊爸爸醒来。面对这惨绝人寰的诀别一幕，做妻子的刘惠卿先是决心自杀在这个寒冷的地狱，是孩子的哭声唤醒了她做母亲的责任，她咬破嘴唇硬挺起志气要把孩子抚养大。蓝廷昆之死增添了大坪集中营里又一座右派坟。这一切都在悄无声息中发生。直到1963年农场撤销，刘惠卿要带孩子们走时，三个娃娃还跪在蓝廷昆坟前哭着不走，恳求妈妈挖起爸爸的尸骨一起走。

害人虫们，上起反右灾难的肇始人，下至直接下毒手致人死命的爪牙恶棍，在这些凄惨后果的面前你们有没有半点愧疚？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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