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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微痕》老温---小温---老温(图)

 2015-10-07 11:45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编者按:本网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内容都是当事人在反右、文革等历次运动中亲历、亲见的事件。现将《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后陆续发表;应读者要求部份文章会重新刊出,以飨读者。

和老温相识已经有七、八年了。彼此都是阳谋鬼计的罹难者,也就没有详细了解他的情况。

老右都是被冤者,各有各的被冤法,没想到老温真是冤中有冤。

说起来我应该叫他小温。1955年我已经在机关工作了四年,他才刚从北京育英中学高中毕业。那时候他是班上“品学兼优奖”的获得者,青年团支部书记。高中毕业,根据“组织上”的动员,他考取了国防性质的哈军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了一年预科,就转入了本科飞机场建筑专业。作为一个青年学生,当时立志要为祖国的国防建设献身,正处在意气风发,前途无量的黄金岁月。

1957年,读二年级的时候,赶上了共产党号召全民帮助党整风。校方反复传达“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政策精神。在全校开展了大鸣大放的整风运动。

小温当时是团支部书记,当然得义不容辞地带头参加。按照他作为一个远离社会环境,生活在学生圈子里,社会知识有限,刚刚进入成年,年轻学生的理解,1949年以后经过了土地改革,哪还有地主?三反五反运动之后,私人工商业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哪里还有资产阶级?这种认识本来合乎其年龄特征,但在班级学习会上,他发言说:“现在没阶级敌人了,还能用阶级分析吗?”就成了政治问题。

接着有同学说:“匈牙利为什么会发生群众游行的反革命事件呢?”小温说:“很可能是匈牙利党有使群众不满意的问题。”有人谈到青年人犯错误是认识问题,还是立场问题?是教育问题?还是改造的问题时,小温说:“当然是认识问题,当然是教育的问题啰。”

这位天真的青年学生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这几句话竟然构成了“罪行”。在整风运动的后期,在班上挨了批判,还让他写出书面检查。团支部还给了他“团内警告处分”,(后来报到系里没有批复。)当他天真地暗自庆幸自己没被戴上右派帽子时,实际上“中右分子”的材料已经装入了他的档案,而且这材料要跟随他一辈子。

到了1958年的2月,哈军工党委召开大会,由副院长刘居英宣布:“经过反右运动,说明学员思想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需要改造。学员需要分期分批轮流上山下乡劳动锻炼,暂时把肩章摘下来,锻炼一年,锻炼好以后,再回学院继续学习。这是首批,以后还有二批三批,首批最光荣。”此时此刻,小温当然就得积极响应号召,争取第一批下去。三月份,院方决定368名学员需要下放改造。其中206名完全相信刘院长说的:“锻炼好了,还回学院学习。”的许诺,戴着大红花被下放到黑龙江的北大荒“友谊农场”当农民。一夜之间,这批国防科技的大学生,变成了二级农业工人。

另外的162名同学当时就识破了院方的阴谋,选择了另一条路——“回自己老家”。

年轻学生终究敌不过刘院长的老奸巨滑。哈军工当时是军队建制,回家时本该给他们办“转业证”,却谎称“地方工作需要”,成心给他们办了“复员证”,学院领导实际上就切断了他们回院学习的可能性。再说,他们这边回家,那边“组织上”早已通知了当地的“组织”。同时,在档案里又偷偷塞了黑材料,致使那些回原籍的同学长期找不到工作。极少数回到城市的,找到工作也是当工人。再者,因为“来路不明”,有运动就挨整,不是右派的也是右派。有的已经读到四年级了,却一辈子在农村。有的人直到改革开放了,83年和老温取得联系时,还当农民。一个学有专长的大学生,竟让他当了几十年农民,中国历史上哪个朝代有这等事?害得这一百多名军工专业的大学生终身处境极为凄惨。

按照当初院方的说法,下放到北大荒的这206名学生,学习锻炼好,是要回学院继续学习的。谁知1959年3月,学院派学员科科长李宝元到农场召开大会,突然宣布“一律就地分配”。实际上就是不许回院,叫你干啥你就得干啥。几年的军工课程等于白学。

在哈军工两年半的学生生活中,小温当过防汛模范,立过三等功,学习成绩优异被通令嘉奖……如今,就因为几句话,竟然被骗到农场,骗成了农工。而且说不定永远被沦为半劳改的农工。多么可怕呀!一个率真的20岁出头的莘莘学子,他哪里懂得“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强权政治?从此以后的多少年,每每夜深人静,想起这悲惨的结局,小温常常不由得暗自悲伤,潸然泪下,以泪洗面。

毛泽东从青年时代搞《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始,就十分重视利用“地痞、流氓”。而后再经过多次运动的培植,形成了各个单位都保留一些靠运动往上爬,靠运动发家的家伙。这帮人干工作不行,一搞运动,他们就来了神儿,编造栽赃、无限上纲、献媚上级,陷害同事,不管干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运动结束,在“不许挫伤积极分子的积极性”的政策保护下,都不予追究。还落得个“升官发财”。因此,每次运动尽管都有宣布的政策,那不过是一种骗人的形式,实际上这帮人的话 就是政策,他们会变着法儿整人,而且是越“左”越好,最后都会被“组织上”认可。好人遭殃,坏人猖狂。到1957年,毛泽东执政八年,在单位、学校就已经培植了一批这样的人,也造成了当时的人文风气。

按照处理“右派”的政策,“中右”只是“暗入档案,控制使用。”并不随同那六种处理右派的方法一同处理,还要分配工作,只不过分配的条件差。可是哈军工这帮痞子领导,为了讨好上级,给自己领功,捞取个人好处,竟然把这206个学生“升级处理”,用“大红花”把他们骗到农场,搞成终身半劳改的农工。另162人则罚回老家,逼回原籍,作最受歧视的工作,改造一辈子!这可真所谓“何其毒也”!

在农场来说,小温毕竟是有用的知识分子。劳动了一年多,1959年3月,农场分配他到二分场担任小学教师。7月份接着又调他到七分场三道岗中学担任中学教师。

没想到换了新工作还引出了一桩难得的婚姻来。小温讲起他的婚姻来说:

我去中学之前,中学的上级-----总场文教科的徐某给学校打了个电话说:“今天马上要给你们学校调去一个老师,他是从哈军工犯错误下放的学生”。

接电话的正巧是刚从当地师范学校毕业,分配来不久的王莲滨老师。王莲滨心想,犯错误,肯定不是好学生,说不定是个穿着港裤、尖皮鞋,梳着大背头,流里流气的年轻人。

等到下午,一辆马车拉来的是一柳条箱书,一卷行李和穿着黄上装、蓝裤子,貌似空军军官的英俊青年。学校的老师,包括王莲滨老师,就觉得奇怪,大学生不在学校读书,跑到农场干啥来了。都用一种奇异的目光好奇地看着这位哈军工的大学生。

两天后,孙校长召开党的积极分子大会(当然小温没资格参加),向大家宣布:“新来的温广彦在哈军工犯过错误,是中右分子,大家要和他划清界限,帮助他改造思想。”

(按政策,”中右”是只由人事单位内部掌握,不公开宣布的。而小温则公开“被宣布”。看来这位孙校长也是一个不管政策,只会狠毒害人的家伙。)

那位王莲滨老师为人直爽,对反右运动也不甚了解,第二天她一到办公室就直截了当地问小温:“你在哈军工犯过错误?”

小温也坦率地说:“是的,是犯过错误。”并且把经过详细告诉了王莲滨。王对于温的“错误”有她自己的看法,她非但没有歧视温,反而在较长时间的接触中,认为小温实际上是个好人,他讲的是实话,算不上是什么错误。而且不顾别人的冷言冷语和被剔出党的积极分子行列的政治压力,竟然从同事又萌生了爱情。党团组织多次找她谈话,动员她和小温划清界限她都没有动摇。充分表现了她具有独立思考思想的坚决性。

她的家庭对她也很支持,王的老母亲说:“这是我们家的事,别人谁也管不着!”老太太多么“给力”的话语!

小温感慨地说:“在那红色恐怖的年代,她和她的家人都没有嫌弃我这个中右分子,1960年,我们终于在政治压力和饥荒的艰难岁月中结了婚。”

十年浩劫来了,小温一家被打成“反革命右倾翻案分子”。就因为土改时岳父家房无一间,地无一垅,成份定为贫农。文革一来,造反派随意又给改成地主。还毫无根据地说他岳父是日本特务。他们不服,告到县政府,就说他们是翻案。红卫兵给他和年迈的岳父戴上40多斤重,两米高的铁帽子游街。还被批斗了上百次。最后关进牛棚一年多。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只让他们回过一次家,那还是要他们回去陪造反派抄家,找翻案材料。回家一看,两个孩子衣衫褴缕,骨瘦如柴,照看孩子的岳母由于年迈体弱,承受了巨大的政治、经济、精神压力,生活极度不正常,面对此情此景,小温精神不免受到极大刺激。王莲滨老师回头看到五岁的二儿子,大冷天裤子膝盖磨破两个大洞,立刻心疼地抱起孩子,一边泪水盈眶,一边问孩子怎么会成了这样。孩子一边回头感伤地泪眼看看久未见到的妈妈,转身又用恐惧的目光看着那些凶神恶煞似的造反派,用一种似乎是成年人的语音发出一声“唉----”的叹息。这一声五岁孩子不寻常的叹息,像一把尖刀,刺在王老师的心上,王老师简直痛不欲生。她刚毅地为了不让造反派看到流泪,放下核子,匆匆走出小屋,强忍着眼泪,一直没回头,跑回了“牛棚”。

后来,夫妻俩从牛棚被放回来,两个孩子都已经患了肺门淋巴结核。听岳母说,他们蹲牛棚时,大儿子正上小学二年级,老师曾为他逃学找到家,当时岳母也不知道,直到他们回来问及,才知道因为父母都被造反派关进牛棚,还公开批斗游街,尽管孩子在学校品学兼优,却忍受不了从校方到同学的百般歧视。不但经常殴打、谩骂,学校一`出现所谓“反标”,学校领导总要把他留下来审问。对于一个八岁的孩子来说,身、心承受了大大超过了其年龄可承受的压力,孩子不得不隐瞒姥姥逃学,在山上远远地看到同学放学再回家。在十年文革期间,孩子从来不敢上街玩儿,只能兄、弟俩在院里玩。有时出去也从来都不敢说话。小温听了孩子稚气而沉痛的陈述,再加上这一年多人间炼狱的洗礼,对他刺激深重,感到这世界上的人简直是最可怕的动物。好久他都不愿意看到人。

1971年4月,落实政策,把小温夫妇从下面的分场,调到友谊农场总场教书。依然没有摆脱被歧视,该分给他们的房分给了别人,四口之家只让他们住在一间连厨房才九平米,常年不见阳光的阴暗小屋里。北大荒的冬季滴水成冰,屋子里却没有取暖设备,只能尽量靠烧炕取暖。室内的最高温度只不过偶尔达到13度。

小温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从他考取了哈军工,他给自己确定的理想目标就是专家、教授。然而面临的现实告诉他,理想已经破灭。他只得暗下决心,培养两个儿子实现他的夙愿。

当时,大儿子刚上初中,小儿子读小学。四口人真正的居住面积只有六---七平米。两米宽的“炕”上放一个小饭桌,四口人各占一角,小温夫妇备课,两个孩子看书写作业。谈论人生,讨论心得,研究功课,粗茶淡饭,都集中在这不足一平米的小桌天地间。当时正是宣扬“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他们夫妇却教育孩子,努力学习,好好作人,将来一定要成为一个有知识,对社会有用的人。多少年如一日,一家人就在那九平米的天地间,生活着,学习着,奋斗着,在长期艰难困苦中辛勤地追寻着未来。

谁也不会想到,就是这没有一平米的小炕桌,竟成了小温夫妇和两个孩子,这艰难的一家,艰苦卓绝,齐心奋斗,一步步战胜邪恶,走向理想的伟大平台!?

命运有时候也会眷顾好人。1978年赶上了高考。几年的辛苦换来了收获。大儿子考上了北京大学。外边一派萧索,家人和亲戚聚在家里,不具备物质条件,都不是诗人,此时高兴得却用作诗来庆贺。孩子的老舅在贺诗里有这样的句子:“悲过思悲悲难已,喜中闻喜喜欲狂。”考取北大的大孩子也激动得填了一首词《水调歌头》:“溯今昔荣辱,忆十年兴衰,谁知昔日鬼辈,怎敢笑开怀。出没瞠目讥语,孤身招架风雪,余寒昨尚在,冬寒犹可恨,贼风更为害。乾坤转,太阳近,春天来。烙印深深,方解国士早成材。不怕千难万险,只恨口难开。唯有奋斗路,为国献博才!”([注 ]此处的“口难开”是指孩子十年没有在外边说过话,一和人说话就“口吃”。)词填得虽显稚嫩,却也表达了孩子多年抑郁的心境。哥哥的收获给弟弟作了榜样。读初三的弟弟也感动得趴在炕上写下七律一首:“闻兄已经入北大,久旱逢雨乐狂然。小弟果然真无志?比兄更上一重山。廿寸小臂想揽月,三尺短腿要游天。请君等视余展翅,京城兴会更无前。”历史真让这个初三的有志孩子言中了。1981年,第二个孩子又考上了北大。

兄、弟双双考取北京大学的事,不但那友谊农场从来没有过,在北大荒三江平原也是绝无仅有,震撼人心的罕事。有了好事,自然也就来了“党的关怀”,友谊农场为此召开了庆祝大会。小温此时已经50岁了,心情自然激动,喃喃自语道:“这倒象神话中‘劈山救母’的故事,两个儿子劈去了压在我们头上二十多年的大山。”

时光又过了十年。他应国防科技大学邀请,参加了哈军工建校三十年校庆;也代表几百名“下放学员”要求补发本科毕业证书。那时,他和原三系丁仁正到张文峰副校长家,谈起当年下放他们,说还回校学习,却不让他们回校的问题时,张文峰副校长当时竟说:“那是骗人,那是欺骗!”究竟谁欺骗?应该由谁负责?没有下文。这就应了研究极权主义的德裔美国学者汉娜•阿伦特的说法:“有罪行”却“无罪人”的论点。这种问题在我们国家的确是一个开脱害人者,让受害者无可奈何的普遍现象。

然后他还应国家农垦总局、国防科技大领导的邀请,在他们机关里给“干部”作《怎样教育子女成材》的演讲。他在中学的科研成果也获得了黑龙江省的奖励。

1985年,他参加了民盟。担任了佳木斯市、双鸭山市人大代表,友谊县政协副主席。王莲滨老师成功地进行了作文分格教学实验和中学语文单元教学的改革实验,被评为特级教师。

1990年代初,刘居英院长千里迢迢到新疆看望当年被他下放的学员时说:“这件事干的缺德呀!”谁缺德?当年不是你干的吗?如今你没缺德谁缺德的?政治痞子就惯于演这种政治戏,他们惯于厚着脸皮把自己的责任一推六二五,永远装好人。这也折射出正直的中国人,经常面对的是一群什么玩艺儿。

1994年退休,夫妇在北京科利华教育软件公司工作八年,编写中学电脑家庭教师软件。

大儿子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

二儿子1987年在北大读研时,搞出来零电阻91K的超导材料,获叶企孙实验物理一等奖。受到时任总理赵紫阳的接见。后赴美读博,定居美国工作。

小温经过几十年的奋斗,自然规律终于把他变成了古稀老者,成了老温。他们搬来北京居住。只可惜王莲滨老师积劳成疾,2004年癌症夺走了她65岁的生命。现在,老温在闲暇时,得以操练业余爱好---书法和篆刻,过着消闲的养老生活。

平静生活并没有使老温忘掉不公的苦难,他仍然和那批哈军工的同学在追索他们被迫害时造成的经济、精神方面的损失。

中国人喜欢用牌坊表彰杰出的人物和事件。清朝末年,义和拳败于八国联军,曾经屈辱地要给一个德国军官修建牌坊。但不久,宣告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后来就用那份材料,在北京中山公园新建了一个为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的汉白玉石牌坊,上书“公理战胜”四个大字(后来,历史文物都要作些改变,“公理战胜”改为文痞郭沫若写的“保卫和平”)。有时候看到老温,我怀着钦佩的心情,头脑里总好像有一个构图:老温一家站在中山公园,老温戴着他喜欢的那顶巴拿马卷边帽,一家人的背后,是那汉白玉牌坊,牌坊上的四个大字,似乎不断地转换着------公理战胜------战胜邪恶-----公理战胜----战胜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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