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生共有26位秘书，最重要的有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叶子龙、江青等...其中江青是毛的妻子，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均在毛泽东在世时被打倒过，而最惨烈的是田家英。田家英是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有良心有正义感的知识份子。20世纪50年代后期，毛的“反右”、“大跃进”、“打彭（德怀）”等做法，让田家英非常痛苦。田家英也是毛秘书中最有文才的一位。最后，他以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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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田家英
延安时期，青年田家英投奔到“革命圣地”。他在抗大报上发表的抗日战争、历史、古典文学文章，毛颇为欣赏。后来，田家英被胡乔木、陈伯达等推荐给毛当秘书，毛让他写一份调查报告。田家英完成的调查报告，毛看后连声赞扬。这样，毛就启用了田。当时，田26岁。
田家英的才华，一个小故事足可以说明。1956年9月15日召开的中共八大，毛泽东要致开幕词。讲稿先由陈伯达写，但陈写得太长，又离题太远，毛就叫田家英重新写一个。田家英用了一个通宵就写出来。毛的开幕词有一句话：“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句话后来成了“毛主席语录”，作为标语写在全国大街小巷，流传甚广。然而，这实际上是“田家英语录”。
但是，田家英是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有良心有正义感的知识份子。20世纪50年代后期，毛的“反右”、“大跃进”、“打彭（德怀）”等做法，让田家英非常痛苦。借着毛让他调查的机会，他曾试图告诉毛社会真相。但毛不为所动。这样，到1963年前后，毛就不太信任他了。大约1966年前后，毛看中了戚本禹，也彻底放弃了田家英。这样，有了如下一幕：
在1966年5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时候，田家英也被划入批判对象，被停职反省。5月22日下午3点，在中南海的住所，安子文对田家英宣布了中央决定：第一，中央认为你和杨尚昆的关系不正常，杨尚昆已经被认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要就此作检查；第二，中央认为你一贯右倾，现在我代表中央宣布，你立即停职反省，交清你保管的全部文件，明天搬出中南海，秘书室工作交给戚本禹负责。当晚，田家英挨批判。别人还扣他一条“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
晚上开完会，田家英回家连夜清理文件。他对妻子董边说，“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坏人会有什么好下场！”正在这时，戚本禹打电话催促移交工作，激怒了田家英。5月23日上午，田家英在中南海内自杀身亡。他的临终遗言是：“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
可是，田家英的死显然没有唤醒毛。不久，在毛的亲自发动下，轰轰烈烈的文革开始了。
2、陈伯达
陈伯达是呆在毛身边最久的秘书，他当秘书时间长达31年。
陈伯达虽然比不上田家英那样有才，但也是一位难得的笔杆子。毛的七大报告，两次赴苏顾问、共同纲领宪法草案、八大报告、批苏共二十大文章、毛论十大关系、国际共运二十五条、七千人大会刘少奇报告、文革十六条等，都出自陈的手笔。
陈伯达的问题在于善于投机。对毛的一系列错误，起初他与田家英其实是认识一致的。但毛不愿意改正，陈伯达就立即转向，“效忠”毛。比如1959年庐山会议批彭之前，陈伯达在毛那里看过彭的信，当着毛的面就说信写得不错。几天后批彭开始，陈伯达、田家英等人都因为赞同彭德怀的信而“右倾”了。毛这时对陈伯达、田家英都不想失去，只不过借此敲敲他们的警钟。结果，陈伯达立即写文章，猛批彭德怀。
作为毛的秘书，不时会对政局产生一些影响。这样，到了文革时，陈伯达的政治权力上升到极点，成为毛、林、周后的第四号人物，即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文革中，陈伯达成了政治打手，有意无意根据毛的政治意图制造一些冤案。
1967年12月26日，陈伯达唐山演说：中共冀东地区组织“可能是国共合作党，实际上可能是国民党在那里起作用，叛徒在那里起作用”。陈伯达的这一番讲话，便成为有名的“冀东惨案”。之后，包括唐山在内的整个冀东地区的新老党员，上至领导干部，下至村中的普通党员，许多人被戴上了叛徒、特务、内奸、假党员的帽子，使8.4万余人惨遭批斗，2,955人被迫害致死。
只是到了中共九大时，由于周恩来、林彪、江青、张春桥、康生等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已是政治红人的陈伯达因自己的地位，不得不做出政治选择。他站到林彪一边。到了林彪逃亡之后，陈伯达就走进监狱，承担“林彪反党集团”的政治责任。
3、胡乔木
胡乔木，自1942年2月起担任毛泽东秘书，直至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发为止。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等文章，是经胡乔木整理、提供素材或润色才变得非常有文采的。
1961年初，毛泽东要胡乔木下去搞调查，目的是让胡带些实际证据来证明他的“反右”、“大跃进”是正确的。但是，和田家英一样，胡乔木交回的四份调查报告，其实都只能证明反右反错了，大跃进错了。毛很不高兴。恰在此时，胡乔木又多了一嘴，把刘少奇私下的谈反左的话说给毛泽东听。毛利用胡乔木的话做起他与刘少奇之间斗争的权谋文章，弄得胡乔木在两位政治人物之间里外不是人。胡乔木与田家英、陈伯达都不同。他选择的是逃避，请起了长病假。
文革中，从1966年12月前后开始。1967年12月6日，胡乔木被正式列人“周扬专案组”，进行专案审查。“周扬专案组”属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简称“中专一办”)，江青直接过问。此后不久，1968年2月，北京邮电学院造反派勒令胡乔木儿子退学，强迫胡乔木夫人谷羽签字。谷羽气恼、着急，中风半身不遂。
4、叶子龙
叶子龙，1935年年仅19岁的他就来到毛身边工作。从那时起一直到1962年，叶子龙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时间长达27年。叶子龙的麻烦源于所谓“窃听器事件”。
进城以后，叶子龙总想尽量地把毛泽东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叶子龙想到了录音。1956年以前，机要室没有录音设备。叶子龙向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提出要求，经周恩来同意就有了录音机。文革中，叶子龙所做的这事，被说成秘密搞“窃听器”，是在毛主席身边“搞特务活动”，是“为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搞情报”。
包括江青在内，毛的五大秘书都劫难重重。毛泽东的其他秘书，也多楚囚对泣。
按叶永烈的查实，毛一生共有26位秘书。究竟有没有遗漏，那是史学家研究的事。下面是毛秘书的一些状况，若已查实有过磨难，则简要说明之。其中江华、周小舟、王炳南等人的遭遇，尤为凄凉。或妻离子散，或自杀身亡，人生之不幸，莫过于此。
5、江华
文革前，江华已是浙江省委书记。文革开始之后不久，江华因病住院。1967年2月上旬，江华被造反派从上海华东医院里抓了回来，秘密关在浙江美术学院的“牛棚”里。
江华的妻子，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吴仲廉却被严厉迫害。当时江华夫妻分离，不通音讯。1967年1月19日17时左右，吴仲廉蹊跷地离开了人世。吴仲廉死后，法院内外大字报铺天盖地，说“吴仲廉畏罪自杀，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是走资派、叛徒、对抗文革……”
1月27日，省市造反派还在人民大会堂广场召开了所谓“声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吴仲廉大会”。江华1975年至1983年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期间审判“四人帮”。
6、其他秘书
李六如(办公室秘书长，1932一1938)，“文革”中受迫害，1973年含冤而死。著作有自传性小说《六十年的变迁》，被译成英、日等多种文字传世。
周小舟(1936．8—1938),1953年，周小舟任湖南省委书记。1959年在毛打彭中，因私下说了同情彭的话，立即被打成彭集团，批彭后变为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四人被打成“反党集团”。1966年，调入中科院广州分院的周小舟即开始被批斗。1966年12月26日早上，周小舟以安眠药结束自己的生命。
李一氓(1936)，文革期间，李一氓被江青和康生等人迫害，投入秦城监狱。
李井泉(1938)，曾任四川省委书记，三年大饥荒四川饿死人较多，原因在于他的极左思想。文革中李井泉遇到了比他更左十倍的红卫兵、造反派，被斗得家破人亡：夫人肖里在揪斗中头发全部被扯光，最后自杀；一个儿子因为反对中央文革，被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殴打致死。
王炳南(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文革前任外交部副部长，因被控“特嫌”受迫害，妻子自杀身亡。
李锐(兼职秘书，1959)，59年李锐被定为“彭德怀反党集团的追随者”，被开除党籍，不断批斗，遭受8年牢狱之灾。
戚本禹(“文革”初期—1968年初)，1968年1月被中共中央隔离审查，并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是中央文革小组“小三”王、关、戚中最后被隔离审查的。1980年7月14日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聚众打砸抢罪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张玉凤(机要秘书，1975年初—1976．9)，张玉凤曾是毛泽东专列的列车服务员，她正式调进中南海，是在1970年7月。后来，毛泽东与夫人江青分居，江青要见到毛，反而要哀求张。
（本文中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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