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发动的“大跃进”运动中的全民炼钢炉。(网络图片)
1958年2月23日～26日，北京市召开了农业劳动模范大会和市、区、乡、社四级干部会议，会上北京市农林水利局局长杨益民作了《北京郊区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奋斗纲要》的报告，报告分析了实现郊区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有利形式和条件。
市长彭真在闭幕会上做重要讲话，号召整好地、选好种、施好肥等“十好”和“比思想、比干劲、比指标”等“十比”，此次大会，拉开了北京市“大跃进”的序幕。
7月4日，谭震林在北京市郊区区委书记会上提出大跃进的具体要求：北京市郊区农业生产，是满足北京市全部副食品的需要；北京市小麦亩产千斤以上，玉米5000斤以上，谷子3000斤以上，高粱4000斤以上；把所有的工具改良一番，凡是带轴承能转动的都要安上滚珠轴承。
8月3日，某权威报发表了《年底算帐派输定了》的社论，引用了某些地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这个口号蔓延全市。农业生产中出现了很多脱离生产条件的瞎指挥及高指标、浮夸、虚报等现象。
当年9月，经过1个月的筹备，全北京市的18个郊区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公社体制为“一大二公”、“一平二调”。
一大，即公社大，如周口店区257个高级农业合作社合并为8个人民公社。
二公，即原各高级农业合作社的财产、社员的自留地、房基地、自养牲畜、自营山林等统归公社所有。
一平，即实行工分制，平均男劳力10分、女劳力8分、学生参加劳动6分。
二调，即平调各种生产、生活物资及劳动力。
人民公社推行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劳动战斗化，以几万人、十几万人大兵团作战形式，日夜奋战，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英雄气概和冲天的干劲进行农业生产。
当年，周口店区(今房山区)的农民付出巨大的代价，做了以下大事：
学习河北省定州安国县大棚种植棉花和白薯“立体栽培”，建小麦、玉米、白薯、大白菜等试验田8000余亩，放高产卫星62颗。其中一颗“卫星”是在2.7亩的耕地上试验亩产50万公斤小麦。
采取的方法是在2.7亩耕地的土地施粗肥100万公斤，再深翻1.67米，把深翻的土在耕地上堆成3个梯形的大土丘，在土丘的顶面和4个侧面播种小麦，共用种1500多公斤。在各土丘上搭高架，把水提到高架上喷灌浇水。由于种得密、肥重，且种在侧面的小麦的根系不能深扎，结果小麦只长植株，而且全部倒伏，最终只产小麦50多公斤。造2个万亩林，5个双万亩林。由于缺乏科学指导，造林质量低，很多地块林木成活无几。
建4个万头猪场，实际仅万头规模建设，均没有达到万头饲养量，最多猪厂存栏生猪约1000头。
各公社、大队、机关、学校等都分配了磨制加工滚珠的任务，在辘轳、碾子、磨、小推车、木轮马车等农具、运输工具上安装滚珠轴承，基本实现运转农具滚珠轴承化，结果是99%不能正常运转。
为完成全国1070万吨钢的生产计划，各个公社建起各种小高炉1060座，在“超英”、“赶美”的口号下，组织了多次炼铁“会战”，形成了“各个大队点火、村村冒烟”的群众运动，日参加“炼钢”劳动力最多达3万余人，共炼铁(铁渣)740吨。其中有800余人日夜轮流守护着100台高炉“炼钢”。还建了1座“超英炉”、1座“赶美炉”，在召开的现场会上，还有几名外国记者参观。
建公共食堂1437处，其中99%的农业人口免费在食堂用餐，有1.5万壮劳力参加密云水库建设。
11月3日，《北京日报》登载文章，批评周口店区一公社在复耕的1.1万亩白薯地里拣白薯块56.5万斤；在另一公社的408亩白薯地中拣回白薯6.9万斤。
这是由于兴修水利、炼钢铁、生产“北京十大建筑”所用白云石等，大批平调农村劳动力。玉米熟了不能及时收，又要抢种小麦，大批玉米果穗来不及摘。白薯、花生用犁杖耕，翻不出来的白薯就埋在土里，再加上生产上瞎指挥、农民吃饭不要钱，丢在地里的白薯、花生无人拾。
此次运动给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损失，也是1960年～1962年连续3年大灾荒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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