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红冰：国际共产主义的入侵(图)

 袁红冰著《中华民国祭》（网络图片）

【betway必威体育官网 2016年02月27日讯】按语：《中华民国祭》出版之后，在国际华人社会引起广泛的反响和讨论。现特摘录第二章第一节以飨读者。海外欲购此书者可通过网购形式从金石堂、博客来等网络书店购买。——亚太政治哲学文化出版社

《中华民国祭》

袁红冰著

第二章血浴中华民国

——两柄入侵之刀插在东亚大陆的命运上

第一节国际共产主义的入侵

——精神和文化的亡国灭种之祸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共产党宣言》这句极具阴森神秘感的开篇语，是一种对人类宿命的预言，也意味着对万里之遥的东方古国，中国的鬼气森森的诅咒。

迄今为止，相关的课题研究，绝大部分都局限于从当时具体的历史原素中寻找共产主义的理论之根和社会因素之源——绝大部分研究者都把共产主义运动视为一种以近代史为根据的“涌现”，即一种新的历史命运的创生。然而，很少有智慧之士意识到，共产主义实质上乃是一种古老宿命的幽灵借尸还魂。

古希腊文明蕴涵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思想传统，以及精神多元的文化风格，借“文艺复兴”之名，冲破中世纪极权政治铁牢的禁锢，从囚禁在欧洲千年黑暗中的鬼魂，升华为时代的文化之王——这次辉煌的复活被奉为近现代的历史主题，甚至是唯一主题。之所以称其是“辉煌的复活”，全在于“文艺复兴”运动使人性摆脱中世纪神权的心灵和政治的双重奴隶的卑贱地位，成为高贵的自由人。

或许人类过分沉醉于人性复活的辉煌，从而忽略了共产主义的崛起并不是一种新命运的创生，而是黑暗的中世纪极权文化的幽灵在“文艺复兴”时代的复活。自由人性的复活和极权文化的复活，这两种互相否定的“复活”，形成近现代人类命运的矛盾主题。

如果从更具历史纵深感的角度审视，并运用黑格尔颇有宿命神秘感的“否定之否定”逻辑来表述，可以説中世纪神权政治从心灵到行为的全面专制，意味着对希腊文明的自由和理性哲学的否定，“文艺复兴”则是否定之否定；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则是另一次否定之否定的轮回——借共产主义之尸还魂的欧洲中世纪黑暗的文化之魂，要在人类大历史的宏观舞台上，演绎“基督山恩仇记”，对源于古希腊智慧的自由和理性哲学复仇，并重申他对世界的所有权，对人类心灵的主宰权。

琐碎的学者文人出于琐碎的智力水平，会把任何一项概念都搞得歧义纷呈；他们的“天职”似乎就是撕碎一切“共同性”，就像被宠坏的狗总是气哼哼地撕碎主人的沙发。定义“极权主义”就是琐碎文人显示其破碎智力的一个领域。在我看来，某种强权实施从心灵到社会行为的全面专制，就意味着专制的极端形式，即极权主义；或者更简单明确地讲：凡是要求绝对主宰心灵的专制政治，就是极权政治。

依照我对极权主义的定义，欧洲中世纪的千年黑暗，表述西方文化的极权主义传统从精神本质到现实政治法律形态的最终形成。。有人倾向于用“神权政治”表明欧洲中世纪的主要政治的特征。我认为，“神权政治”并非关键；关键在于对心灵的绝对主宰和对社会行为的全面控制——这才是欧洲中世纪政治的魔鬼之魂，神权政治只是那个时代极权主义披上的一件神圣外衣而已。

“文艺复兴”运动盛装舞步式的凯旋，使欧洲中世纪极权主义的魔鬼之魂，变成随黑暗之风徘徊漂泊的幽灵；魔鬼的亡魂寂寞两百余年，终于又通过共产主义运动再次复活。之所以指控共产主义是欧洲中世纪极权主义的复活，是因为我依据天啓的智慧发现，共产主义运动和欧洲中世纪神权专制，这两者的政治基因太相似了——共产主义运动就像古老铜镜中映出的中世纪神权专制的影子。

为确证“共产主义幽灵”就是以欧洲中世纪千年黑暗为墓穴的鬼魂复活，且请随我迅速审视一遍共产主义运动和中世纪神权专制之间精神风格和政治特征的相似之处。

其一，两者都设立一个超越永恒和无限的绝对权威，并以其作为世界和人类命运的创造者，同时，这个绝对权威不仅自命唯一的“宇宙真理”，否定精神多样性，而且向人类索要心灵的主宰权。不同之处只在于，天主教神权政治的绝对权威是属于当时天主教的上帝，而共产主义运动奉为绝对真理的乃是物性崇拜论。

其二，两者都设立一个终极理想，作为历史命运的幸福归宿以诱惑人类——真理往往是冷峻的，谬论和魔鬼才需要露出终极诱惑的微笑。不同之处只在于，天主教神权政治的终极理想是俗世之外的天国，而共产主义社会，这个“人类最美好的理想社会”，则在人类历史的地平线之上。当然，不须太多常识即可知道，“地平线”意味着永远无法到达的地方，可是，很多人似乎是常识之外的存在，竟然会一时痴迷于历史地平线上的理想，并以为能够把那个理想搂在胸前，就像相信能够搂住一缕紫霞，或者一阵秋风。

其三，两者都断言人类的历史命运不是人类自主意志的实现，而是由某种在上的，或者外在的力量所确定的不可改变的宿命。不同之处只在于，天主教神权政治视上帝的意志为人类历史宿命之源；共产主义理论则把物性逻辑，以及物性逻辑经典的社会形态，即经济规律，奉为人类历史宿命的决定者。

其四，两者都否定人的心灵的本体性，以及心灵在本体论意义上的主体性。自由本质上是属于本体的特权，所以，否定心灵的本体性与否定人的自由是同一回事。不同之处在于，天主教神权政治认为人的心灵源自上帝的创造，人的心灵这面智慧之镜的“天职”，只限于反映上帝的意志；共产主义物性崇拜论则认为，精神是物性的一种存在形式，人的心灵是物性逻辑的铁律展开过程中宿命地出现的现象，即心灵本质上归于物性。可见，两者都把心灵视为不配拥有自由的天生囚徒——或者终生囚禁于上帝创造人类的目的之中，或者是物性永恒黑暗中的死囚。

其五，两者都把仇恨，这种常常比爱更强悍的激情，当作历史发展的动力。不同之处只在于，天主教神权政治仇恨的对象设定为异教徒，共产主义运动则以“阶级敌人”，或者“敌对势力”，作为仇恨的锋芒所向。而且，这两者都表现出相同的倾向，即将仇恨神圣化——摧残异教徒是实现作为绝对真理的上帝的意志和权威；从灵魂到肉体彻底消灭“阶级敌人”，则是推动社会趋向“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的必然要求。

显而易见，天主教神权政治和共产主义运动具有共同的洞悉一项人性邪恶的智慧基因：人类总在寻找纵情发泄生命深处兽性的“道德理由”，而“神圣化”的仇恨的激情，正是这种“道德理由”的强有力表述。仇恨的激情一旦通过“神圣化”，演进成兽性汹涌的社会洪流，就会获得推动历史命运之轮的疯狂的生命能量——这正是天主教神权政治屹立千年和共产主义运动百年间便澎湃于世界的力量依据。

其六，两者都设立一个精神和政治的特权阶层，实现其对社会的全面控制。不同之处只在于，天主教神权政治的特权阶层由教士构成——据说这个阶层是上帝的直接对话者和神谕的宣示者，只有通过这个阶层，一般人才能聆听上帝的声音，并得到绝对真理的祝福；共产主义运动的特权阶层则叫作“共产党”——“共产党”自称是思想最先进、道德最完善的“圣徒”群体，是民众的救星和实现人类最美好社会理想的先锋队。不过，当年天主教神权政治的教士阶层的晦淫晦盗、放荡无度，今日中共千万贪官污吏权力腐烂入骨的堕落，仿佛是冥冥中的某种力量在对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施加羞辱刑。

其七，两者都追求经由对人类心灵的绝对控制，实现垄断对世界所有权的意志，而且，为绝对控制人类的心灵，都把文化性种族灭绝政策当作其征服世界野心的屠刀。天主教神权政治和共产主义运动，这两个以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为灵魂的历史命运，尽管相隔千年时间的废墟，却在世界性野心这个意志节点上，完全融成同一滴黑色的魔鬼之血，以致于它们关于垄断世界所有权的理由宣示，都相像的如同两只吟颂神圣誓词的蟑螂——天主教神权政治为使人类得到“上帝的救赎”而索要世界所有权，共产主义运动则声称以“解放全人类”为目的，并进而要求成为世界上唯一的绝对真理性的政治精神存在。

讨论至此，相信凡理智正常者都不会反对得出下述结论：西方极权主义文化的核心内容在于，为得到世界所有权和主宰历史命运的权力，以绝对真理的名义，灭绝文化多元现象和否定精神自由，对人类实施从心灵到社会的全面专制。

作为一种系统完备的现实政治存在，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最终形成于欧洲中世纪，共产主义运动则是其近代的复活。当然，人类万年历史间，从来就没有在完全相同的意义上重复的命运循环；任何对人类产生巨大影响的文化命运，其复活既意味着历史的继承，又意味着一定意义上的新命运的涌现。尽管共产主义运动也表现出只属于自己的许多特征，但是，它仍然忠实地复制了上述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的核心内容。所以，就精神本质而言，共产主义运动可以恰如其分地被称为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的近现代遗嘱执行人；它同欧洲中世纪神权政治形异而神似——它继承了西方极权文化的魔鬼之魂。

不过，“还魂的鬼是丑陋的”。共产主义运动呈现出的，乃是西方极权文化传统粗俗而残忍的丑陋至极的形态。

中世纪天主教神权政治还承认，人本质上是心灵的存在。这样至少给生命保留下一丝属于心灵的神圣感和属于精神的诗意。只要生命还没有完全背叛神圣感和诗意，心灵就依然顽强地坚守人性最后的高贵。

共产主义以物性崇拜论为精神图腾，将物性必然逻辑视为自然历史和人类命运的起点与归宿。犹太奸商目光闪烁不定的眼睛里只燃烧着物性贪欲；马克思就是以一双犹太奸商的眼睛，阴郁地注视人性。当物性崇拜论将人的本质归结为物性，人就丧失了心灵的高贵、唯美的诗情和生命神圣感，沦为只听从物性贪欲召唤的本能动物——活着就是一堆灼热蠕动的物欲，一声粗俗兽性的百年长嗥；死后，则是一块腐烂的臭肉，一片注定被时间抹去的物性逻辑的呕吐物。

马克思的物性崇拜论，以科学理性的名义，使人这个概念，受到前所未有的凌辱、践踏。“人”是历史的起点、过程和归宿；“人”的哲学堕落，导致共产主义运动成为最粗俗、嗜血的历史进程——那是一条猩红的血河，喧嚣的血涛欲把人类命运送进物性的永恒黑暗。

以中华民国最终退出东亚大陆为止的中国近代历史，逐鹿神州、命运决战的主题之一，表述源自古希腊智慧的西方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文化传统，与西方中世纪极权文化传统的复活，即共产主义运动之间的生死之搏。中国命运竟成两种西方文化传统逐猎生命哲学和政治形态主宰权的木兰秋狩围场——对于中国文化精神，这毫无疑问意味着锥心刺骨之痛，国倾邦灭之悲。作为民族的智慧之镜，中国的知识分子应当对悲剧的发生承担主要责任。

如前曾述，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中有“中学为本，西学为用”之流派，希图为中华文化保留一丝血脉。其所视为文化本体的“中学”核心，竟是导致近代中国惨败于列强的文化原罪之一，即后秦政治儒学和道德儒学，颟顸至此，似欲用毒酒起沉疴，又怎能有望执时代精神之牛耳。

另有一派知识分子，欲效日本明治维新，君主立宪，以图变法救亡，坚守东方式的皇权的政治存在，作为文化不灭的象征。此派人士，多为君子，且慷慨悲歌，壮怀激烈，其情可悯，其志可嘉，其心可入诗。然而，可悲之处在于，他们不明大局，不识天意。灭满清皇权，以雪两百年民族之耻——这是当年中国时代精神的情感主题，而时代精神的情感主题就是天意。戊戌变法，一代君子，逆天意而动，除喋血刑场，青史留名之外，也只化为雄魂厉魄，作千古长哭。

至于诅咒中国文化以显示才华、作思想乞丐以乞讨真理者，大多冷血薄情，自私寡义；在最艰难的时刻，他们从中国文化命运上践踏而过。面对中国文人如此行色，历史除作秋风萧瑟之长叹，夫复何言。

辛亥群雄，乃先秦古中华唯美人格之再现；大仁大义、大悲大悯、大勇大智，遂成一代英雄史诗，神韵风流百年。辛亥一代，以英雄人格临世，却并非思想大师。为一个古老的命运召唤壮丽的文化之魂回归，需要一个有能力同永恒和无限对话的思想大师群体——为大国召魂，是属于心灵如日月星辰的思想大师群体的事业。然而，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整体上似乎丧失了领悟天啓的精神灵性；即便有一二思想之圣，也只是被放逐于时代边缘的孤独者，而大部分文人的人格则已经蟑螂化。

大争之世，故国土地之上，中华文化却只能黯然神伤，退出历史，向隅而泣；悲情之余，中国精神亡国的大凶之兆已现。

近代西方列强中以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理性为法律精神的诸国，并不热衷于把中国命运纳入其理性的范畴，而只是在对中国的轻蔑斜视下，关注从东亚大陆攫取经济和政治资源。看来一个国家一旦沦为“只适于作奴隶的民族”之国，在国际政治中就不再具有平等的国格，并受到自由人才配享有的尊敬。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也将西方民主法治视为救亡图存之路，但是，西方列强加诸于中国的国格侮辱和通过不平等条约实施的掠夺，又使他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他们的“老师”，自私而冷血。

在主宰近现代中国命运的竞争中，上述西方文化自由民主理性哲学最初显示出的傲慢，显然会使其陷于不利境地。与之相较，共产主义运动却展现出下列两项优势。

其一，虽然马克思有言，“宗教是麻痺人民的鸦片”，但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组织，即共产党，却符合古犹太智慧创立的一神论宗教的全部特征。马克思只是适应科学理性时代的要求，从上帝手中夺过绝对真理的权杖，交给“物性必然规律”。政治组织一旦被注入宗教的狂热和忠诚，就会获得超越一切世俗组织的社会能量。共产党就是这样一个以征服世界和控制人类历史命运为终极目标的政教合一的组织；它所拥有的政治性和宗教性的双重能量，是共产主义运动磅礡于东亚大陆的基本原因之一。

其二，共产主义出现不久，很快就形成超越国家界限的国际组织，共产国际。这种对国家界限的超越，不仅赋与共产主义全球性战略目光和政治能量，而且使各国共产党在全人类命运层次上形成统一的政治宗教组织。马克思的天才之处就在于，他是踞于全球性和人类历史整体性之上，来构思共产主义运动，进而创建科学理性时代的“政治宗教”——这种天才只属于上帝或者魔鬼。很不幸，马克思应当归类为魔鬼，因为，他有一颗用“阶级仇恨”铸成的生铁之心，而供奉在“政治宗教”神殿上的“阶级仇恨”图腾，向人类索要滔滔血海、巍巍尸山的献祭，共产主义运动因此成为人类万年历史间戕害摧残生命数量最多的社会运动。

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东方支部而成立。马克思死后被奉为共产主义之神，掌控国家权力的苏共成为共产国际的“罗马教廷”，中共则是马克思和苏共在东方实施精神和政治殖民的代理人。当中共党人以令人肉麻的虔诚声称，其生命的归宿是“死后去见马克思”时，他们已经决意背叛养育他们的故国的苍天大地，作德国犹太人马克思和列宁的三姓家奴；当中共党人宣示“我们信仰的乃是宇宙的真理”时，等于誓言要彻底摧毁中华文化，推动文化性种族灭绝政策，让东亚大陆沦为共产党文化的一统天下。

回顾中国近代史，人们大多关注西方列强的军事侵略、领土肢解、经济掠夺所蕴涵的亡国之危，却很少智慧之士意识到，共产国际通过中共党人对中国的入侵，才意味着死无葬身之地的劫难。共产国际和中共党人追求的，不仅在于主宰中国现实政治命运，而且要主宰中国人心灵的命运——借诸摧残古中华文化精神，对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族群，剖腹开膛，为其换上马克思主义的魔鬼的灵魂。中国因此面临文化意义上的亡国灭种之难，之大劫难；文化乃一国之魂，魂灭神销，国格涂炭，国运湮灭，且万劫不复。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