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毛泽东尸体“保鲜”,紧急处死一人做试验。(网络图片)
1976年9月9日,中共前党魁毛泽东死亡后,当局为永久保存毛的尸体,紧急处死一名犯人,以此做尸体“保鲜”试验。
在《十年一梦─—徐景贤文革回忆录》一书中,作者徐景贤披露了中共当局在保存毛泽东尸体当初,鲜为人知的内幕。
作者在书中披露,毛泽东死亡当天,毛的血管里首先被注射了福尔马林、醋酸钾、甘油和酒精等药物,作了基础性的防腐处理。
同时,中共中央要求立即向其它国家学习如何保存遗体的方法。毛死亡后的第三天,中方就派出由北京医学院院长林均才带领的六人代表团,飞赴越南学习胡志明遗体的保存方法。
当时,上海也成立了一个遗体保存的研究小组,由作者负责。有一天,当时的中共卫生部部长刘湘屏通知上海,“说是需要上海找一具新鲜的尸体,在死亡以后立刻把他的面容翻一个完整的石膏面模,以便永久保存、因为遗体保存需要一个可供对比的“标准体”,以便观察今后的变化。可是,在毛的脸上不能做翻模的多次试验,更不能对面容有丝毫损伤,所以,希望上海在新鲜尸体先走一步,取得实验结果。”
执行“注射”处死获得新鲜尸体
作者说,当时他们决定,“在法院已判决的死刑犯中立即执行一个,用死囚的新鲜尸体做试验。于是,我把市公安局的负责人老薛和成虎两人找来,布置了这项绝密任务。”
他们提出:如果执行枪决的话,流血以后面容会有改变,所以准备和法医等商量一下,改为注射针剂致死较妥。“充分准备以后,就和法院的人一起到监狱里去提出死刑犯,并不把他送到刑场,而是在押送车上就由医生用注射方法对死囚执行死刑,据说注射以后时间很短人就平静地死亡了。”
作者书中说,“押送车直接把尸体送到龙华火葬场,办完死亡手续,再通知上海第一医学院派人去火葬场按正当途径领取尸体,这一难题总算解决。这恐怕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使用药物注射执行死刑,但在当时是绝对保密的。”
关于遗体保存的反思
作者说,以后在天安门广场建造了“毛主席纪念堂”,代号叫做“一号工程”,国家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形成了一个遗体保存的规范化系统工程,并且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科研基地。“至于我所经历的遗体保存工作,只是极其短暂的一段和冰山的一角。但是,这段短暂的经历,使我知道了过去所不知道的一些事,也促使我思考了一些过去不敢思考的问题,比如:我知道了除了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遗体长期保存以外,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些党的领袖,做过遗体的长期保存,他们是:
季来特洛夫曾任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部长会议主席,第三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哥特瓦尔德曾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主席、总统;苏赫巴托尔曾任蒙古人民党领导人,人民军总司令;胡志明曾任越南劳动党主席,共和国主席;金日成曾任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共和国主席;福布斯.伯纳姆曾任盖亚那共产党领导人;阿戈斯韦诺.内图曾任安哥拉共产党领导人。”
作者反思:为什么这些被长期保存遗体的领袖,都是共产党人?共产党是最讲唯物主义的,长期保存遗体,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吗?缅怀自己民族和国家的杰出领袖,是人类的共性,那末,那些在科学技术和医药研究方面都要先进和发达得多的国家,为什么不搞领袖遗体的长期保存呢?
作者在书中说,“以上,并非我当时的想法,而是后来的思考。所以,现在如果问我对领袖遗体长期保存的态度,我的回答是:一、不赞成;二、已经保存的,由各国人民自己去决定。”
徐景贤(1933-2007)上海奉贤人。1967年2月至1970年3月为上海市革委会领导成员。1970年3月至1971年1月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1月至1976年10月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因“文化大革命”中犯有罪行,1976年10月被逮捕,1992年6月保外就医。2007年10月31日在上海病故,终年7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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