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早有先见之明，留下《日记》以便洗刷自己的罪名。(网络图片)
伴虎伴君今古训，屈从虎穴暂栖身。
得留札记申明白，万岁三呼心内嗔。
“九一三”林彪折戟沉沙后，有人把“十年浩劫”的责任卸在林彪的头上，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们信以为真，成为他们的义务宣传员。而林彪早有先见之明，留下《日记》以便洗刷自己的罪名。
1.夺权
林彪在《日记》中写道：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一月革命，上海夺权斗争，是“B52”（林私下对毛泽东的称呼）授权眼镜蛇（林私下对张春桥的称呼）、婆娘（林私下对江青的称呼）搞的。全国各处，从上至下、天南地北展开夺权斗争。谁夺谁的权？婆娘代“B52” 到处放炮，到处打、砸、抢、抓、斗，到处埋下仇恨种子。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局势继续乱，二十五个省区告急瘫痪。动用武装部门、保卫部门武器参与武斗。双方都坚持忠于同一个神，同一 个魂，同一个旨。
“B52”对局势的发展开始感到不安。每天上报武斗伤亡数目数千人。提出军队下去支左稳定局面，如不行，实施军管。我说，是个好的决策，但军队下去要有个方向，有个时间表，军队本身有战备任务。
文革中的夺权是毛泽东未同文革其他领导人商量而独自发出的号召。以致陈伯达和周恩来在1967年1月1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誓师大会”上，先后讲话中都强调了反对“接管风”。此时说的“接管”，实际上就是夺权的另一种说法（后来才统称为夺权）。陈伯达明确指责说，接管风是走资派的“新花样”，让造反派接管，他们跑到台后，让我们社会秩序、经济秩序搞得不好，他们看笑话。他提出，除个别地点、机关外，应该大量采取派群众代表监督的方式。周恩来在讲话中也强调了不要形成接管风。
据王力回忆：陈伯达的上述讲话大会刚散会，毛主席马上知道了，马上开会批评陈伯达。毛主席说：就是要夺权，就是要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毛主席然后讲了一大篇的话，后来写成《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题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这就是号召夺权口号的背景，这是毛主席的系统的思想，是第一篇公开号召夺权的文章。
身为“副统帅”的林彪，面对统帅提出来的业己轰轰烈烈的夺权运动不能不表态， 1月23日，林讲： “无论上层、中层、下层都要夺。有的早夺，有的迟夺”，“或者上面夺，或者下面夺，或者上下结合夺”。可是“九一三”事件后，有人就抓住林彪“1月23日的讲活”不放，作为林彪“策划夺权”的罪证大肆宣传。
据王力回忆，在林彪讲话前即在1月21日，周恩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的讲话：“关于夺权，报纸上说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权，不是这样的能不能夺？现在看来不能仔细分。应夺来再说，不能形而上学，否则受到限制。夺来后，是什么性质的当权派，在运动后期再判断” 。王力还说：“这也有档案可查” 。并强调“周总理传达的毛主席这段话后果很严重”。
2.反击二月逆流
林彪在《日记》中写道：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五日：一批老帅闹了怀仁堂，是冲着“B52”的婆娘和几个得意忘形的先锋的，激怒了“B52”，下令叫老帅去休息。总理也给批了：搞折衷主义。文革帮取代了政治局，一场风暴会逼来。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居然说出“二月逆流是反林彪的”这样明显歪曲事实的话，真是天大的笑话。
老人们都还记得把1967年1月中旬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军委常委碰头会（即“大闹京西宾馆”），和2月中旬在怀仁堂召开的中央碰头会（即“大闹怀仁堂”）统称为“二月抗争”（即当年批判的“二月逆流”），在“大闹京西宾馆”中，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后来被称作林彪的“心腹大将”）的黄永胜，就公开发言提出：“希望中央文革多听毛主席的话，特别是江青同志要多听毛主席的话！”叶剑英把会议情况报告了林彪。林彪也表示对中央文革的不满，说：叫他们也来打倒我好了。他还把江青叫到毛家湾家中，大发了一顿脾气，盛怒之下把跟前的茶几都掀翻，还喝令叶群把江青赶走…… 毛泽东在听取江青等人关于所谓“大闹怀仁堂”的情况汇报后，大发雷霆，责令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人“请假检讨”，决定对他们三人进行批判。
这个“反击二月逆流”又是毛泽东未同中共其他领导人商量独自作出的决定。在所谓“二月逆流”高峰的2月17日，谭震林怀着满腔忿恨给林彪写了一封信，痛斥江青“手段毒辣”、“丑化党”、“真比武则天还凶”。林彪无奈将此信转报毛泽东，说：“谭震林最近之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预料之外”。 林彪用“糊涂”、“堕落”这样的字眼，显然是在搪塞。据“林办”秘书张云生回忆，谭震林分别写了给林彪和毛泽东内容大致相同的信，“林彪和叶群在看到这封信之后，大受震动。林彪沉默半晌，表情灰暗，但他还是什么都不说。叶群则感到这封信将给自己带来一场灾难：林彪对之表态不是，不表态也不是。因此她赶紧把这封信从秘书手里收回去，一再叮嘱我们‘对谁也不要讲’” 。
“然而没过两天，林彪又把谭震林的信批给了主席。……主席阅后将原件退回毛家湾，林彪见到后将原件撕得粉碎，扔在纸篓里。后来叶群又背着林彪将这些碎纸片捡回，并将它贴在一张白纸上，藏在自己的文件柜里。这是林彪发泄对毛泽东不满的真实一幕……” 当毛泽东在2月19日凌晨召集严厉指责谭震林、陈毅等人的紧急会议时，本来通知了林彪参加，但林彪以“身体不好”为由请假，派了叶群作为他的代表…… 后来在“反击二月逆流”时，江青因“大闹京西宾馆”事非要压黄永胜作检讨，黄永胜在请示林彪后，始终顶住没有理睬。江青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可见，“林彪一伙”实际上直接（如黄永胜）或间接（如林彪）地参与了“二月抗争”。
3.武斗
林彪在《日记》中写道：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运动要失控：学校停课了，工矿企业大部分停顿了，农村也要革命了，党政机关都反了，全国都动了。
“B52”说：“乱一乱怕什么？大乱才能大治”。上海十多万人参加武斗，全市瘫痪。伯达问我意见，我意见很简单：“武斗不行。谁下命令都不行。是文化大革命，不是革命战争。我反对武斗、打人”。我问总理：“上海是不是那个眼镜蛇搞的？”总理告诉我：“一、很反对武斗；二、情况不怎么了解，要等最高指示”。
（按：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上海康平路事件是全国大规模武斗的开端。）
正当1967 年夏，全国到处爆发大规模武斗，许多地方出现了群众组织抢夺解放军枪支用于武斗的情况。毛泽东正在武汉，想亲自处理武汉问题，对抢枪武斗等情况居然持乐观、欣赏态度。7月14日，毛泽东在同杨成武、汪东兴、郑维山谈话中说：“我看湖南、江西九江、南昌、庐山、赣州经过大武斗，形势大好，阵线也分明了”。另据王力回忆：“主席在7月18日晚上说：‘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 。主席还夸奖钢工总在水院修筑工事好，还说自己要亲自去看一看”。另据“林办”秘书张云生回忆，当他把各地武斗情况向林彪汇报时，“林彪似也牢骚满腹。他自言自语：‘文化大革命，变成武化大革命喽’！”
7月下旬，林彪听到关于各地发生抢枪事件的汇报后，口述了给毛泽东的信，大意是：武汉事件后，亟待处理的一些问题正在处理。对于陈再道等人的问题，已按主席指示的方针办。……当前的问题仍然是两派对立，武斗升级；特别是少数群众组织抢夺部队枪支的事，已在南方五省发生，情况比较严重，因此急需采取一些严厉措施，否则……。两天后从上海带来了毛泽东的亲笔批示，说，对于群众抢枪的事，不必看得过于严重。所谓群众抢枪，有些地方实际上是部队向他们所支持的一派发枪。因此，对此事的处理似可不急，待时机成熟后再去从容解决。
8月4日，在上海的毛泽东以“润之”的署名单独写信给江青，认为全国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军分区以上的干部支持右派，因此要武装左派，决定发枪，“好像部队不可靠了，要搞第二武装”。
如此涉及军队的重大决策，毛泽东不与林彪商量，却写信告诉江青。此信“提出‘应大量武装左派’和实行‘群众专政’两个问题，称‘如此左派声威大振，右派气焰就压下去了’” 。 就在同一天，张春桥、王洪文指挥上海“工总司”向上海柴油机厂群众组织“联司”发起武力进攻，对“联司”一派实行了血腥镇压。而这一公开的大规模武斗就在毛泽东的眼皮下进行。没有毛泽东的首肯或默许，张春桥之流能这么胆大妄为吗？这可真是“左派声威大振……”啊！
8月25日由毛泽东批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开展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中，就按照毛泽东这一思想公开提出：“关于武装革命群众，必须在条件成熟的地方，由当地人民解放军弄清情况，通过协商，报告中央批准，然后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 。 毛泽东有关发枪武装造反派（即所谓“左派”）的想法，造成了给武斗火上加油的严重后果。“全国被群众组织抢去的部队枪支和民兵枪支共有多少？后来总参有关部门上报了一个大概统计数字：500多万！这就是说，被抢去的枪支恰巧与当时全军兵力的总数相等！” 然而，毛泽东对这一期间（1967年7、8、9月）全国各地爆发大规模武斗的“全面内战”情况居然给予高度评价：“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未完待续
──转自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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