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君的一生并非悲剧的一生。然而，在古代的大多数文学艺术作品中，她却是以悲剧形象出现的。
昭君悲剧形象的历史回顾
现存最早的昭君题材诗作，是与昭君同时代的焦延寿《昭君守国》二首：“昭君守国，诸夏蒙德。”“交和结好，昭君是福”。对昭君出塞给予高度评价，全诗充溢欢庆气氛，毫无悲戚之情。
大约在昭君出塞后不久，民间也产生了有关她的歌舞。《唐书･乐志》记载有题为《昭君》的“汉曲”，并说：“汉人怜其远嫁，为作此歌。”可见其主调是悲叹的，但悲叹的原因是“远嫁”，即思乡念亲，并不涉及对昭君出塞的整体评价。
《琴操》中的故事
大约在东汉末又有讬名为昭君自作的《怨旷思惟歌》，此诗载于《琴操》，其基本内容可能是继承汉代昭君歌舞，但诗中更突出了她囚禁深宫之苦和对父母乡国的思念：“离宫绝旷，身体摧藏。志念抑沉，不得颉颃。虽得委食，心有徊徨。”“翩翩之燕，远集西羌，高山峨峨，河水泱泱，父兮母兮，道里悠长。呜呼哀哉，忧心恻伤。”
《琴操》还记载了当时民间的昭君故事，虽然故事框架与史实相同，但却把她的结局改为不愿从胡俗再嫁，“乃吞药而死”。这是出于对昭君的同情和爱护，从汉族道德观出发的虚构。
西晋石崇的《王明君辞》，在诗和序文中任意篡改史实：首先是把昭君出塞的背景写为“匈奴盛，请婚于汉”，从而把昭君出塞写成匈奴恃强逼婚的结果；其次是把昭君和亲比喻为“昔为匣中玉，今为粪上英”，“殊类非所安，虽贵非为荣”，把昭君和亲说成是民族耻辱；第三是极力渲染匈奴习俗的荒悖，把昭君再嫁视为最大侮辱：“父子见凌辱，对之惭且惊。”这样，全诗主旨就变成了宣扬狭隘民族意识，鼓吹民族歧视的“哀怨”之作。
不过，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们吟咏昭君的诗作基本上还是围绕“怜其远嫁”的。倒是在《西京杂记》（旧题刘歆或葛洪撰，实际可能是南朝梁吴均撰）中，昭君故事的演变值得注意。在这部笔记小说中，第一次把毛延寿等画工与昭君搭上了关系，虚构了昭君不肯贿赂画工，“遂不得见”的情节，对后世影响很大。
昭君创作的扩大
隋唐时期是有关昭君的创作进入全面繁盛的时代。不但作者、作品大大增多，而且视野广阔，思想活跃，题材和主题都大为扩展，由咏昭君故事扩大到咏昭君故乡，题昭君坟墓等，民间的变文、歌舞、绘画作品也很多。
五大类昭君形象及相关题材
这一时期的昭君形象和作品主题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继承汉代“怜其远嫁”传统，吟咏远嫁塞外的悲苦，设想她思乡念国的种种心绪。如李白的《王昭君》：“昭君拂玉鞍，上马啼红颜。今日汉宫人，明朝胡地妾。”“汉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关道，天涯去不归。”杜甫《咏怀古迹》之三：“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等等。
二是把批判矛头对准毛延寿，认为他是造成昭君悲剧的罪魁，如侯夫人《遣意》：“毛君真可戮，不肯写昭君。”崔国辅《王昭君》：“何时得见汉朝使，为妾传言斩画师”等等。
三是进一步追究造成悲剧的原因，指责皇帝昏庸和朝廷软弱，甚至谴责和亲政策，认为这是投降、妥协、屈辱的政策。如白居易《昭君怨》：“见疏从道迷图画，知屈那教配虏庭？自是君恩薄如纸，不须一向恨丹青。”徐夤《明妃》：“不用牵心恨画工，帝家无策及边戎”等等。
四是依据史实，肯定和亲，认为昭君出塞是值得庆贺的喜事，是为国立功的好事。前者如王睿《解昭君怨》：“莫怨工人丑画身，莫嫌明主遣和亲。当时若不嫁胡虏，只是宫中一舞人。”后者如汪遵《昭君》：“猛将谋臣徒自贵，蛾眉一笑塞尘清。”崔涂《过昭君故宅》：“以色静胡尘，名还异众嫔。免劳征战力，无愧绮罗身。”这些诗尽管高度评价了昭君的历史功绩，但大多是从“静胡尘”的角度去看问题，并没有认识到对民族友好的重要意义。只有张仲素的《王昭君》以比较客观的态度肯定和亲：“仙娥今下嫁，骄子自同和。剑戟归田尽，牛羊绕塞多。”
五是借昭君故事抒发人生感慨，显示出“借昭君酒怀，浇自己块垒”的特点。如李白《于阗采花》：“丹青能令丑者妍，无盐翻在深宫里。自古妒娥眉，胡沙埋皓齿。”白居易《青冢》：“丹青一诖误，白黑相纷纠。遂使君眼中，西施作嫫母。”“祸福安可知，美颜不如丑。”都是借毛延寿丑图感叹奸佞谗陷、黑白颠倒、祸福难凭、同侪相妒等世事人生的，颇富哲理意味。
宋元时期，民族矛盾激化，民族压迫沉重，昭君题材作品除继承唐代上述各类主题之外，普遍借昭君故事抨击当局懦弱无能，进一步深化对和亲政策的批判；同时特别注意用昭君题材激发爱国主义感情，歌颂她的爱国情操和历史功绩。
前者如吕本中《明妃》：“汉氏失中策，清边烽燧频。丈夫不任事，女子去和亲。”黄庭坚《水调歌头･游览》：“堂有经纶贤相，边有纵横谋将，不减翠蛾羞。”李纲《明曲》：“甯辞玉质配胡虏，但恨拙谋羞汉家。”陆游《明妃曲》：“双驼驾车夷悲乐，公卿谁悟和非。”耶律楚材《过青冢次贾搏霄韵》：“延寿丹青本诳君，和亲犹未敛胡尘。穹庐自恨嫔戎主，泉壤相逢愧汉臣。”后者如刘子恽《明妃出图》：“羞貌丹青斗丽颜，为君一笑靖天山。西京自有麒麟阁，画向功臣卫霍间。”刘因《昭君扇头》：“一身去国名千古，多少君臣学妇人。”吴师道《昭君出塞图》：“一出甯胡终汉世，论功端合胜前人”等等。
影响最深与最具突破之作
影响最大，思想性和艺术性最好的，当数马致远的杂剧《汉宫秋》。《汉宫秋》是集前代昭君题材作品之大成，而又有大胆创新的充满时代精神的代表性作品，剧中虽然对昭君的爱国情操给予了热情歌颂，但这个形象的悲剧色彩却更为浓厚。由于《汉宫秋》的成功，王昭君悲剧形象已是妇孺皆知了。
宋元时期咏昭君诗作，最有突破和创新的是王安石《明妃曲》二首。诗中不但为毛延寿翻案，认为“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从而把批判矛头集中指向封建皇帝；更重要的是，作者认为：“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这种冲破民族意识藩篱，超越胡汉界限的惊人之论，这种把人与人之间的“知心”看得高于一切的全新视角，大大加深了昭君题材的主题开拓，是一种时代的超越。
此诗一出，引得欧阳修、司马光、曾巩、梅尧臣等名家纷纷唱和，此后也有不少人承袭此意，在某种程度上冲淡了昭君形象的悲剧色彩。
明清两代昭君题材作品数量很多，诗词之外，杂剧、传奇、小说、说唱文学成了主角。在多达三十余种的戏剧、小说中，虽然在某些方面比前代有所拓展，但总的看，由于当时社会步调逐渐改变，作者思想远不如唐代那样活跃，了缺少引人注目的创新，而“忠君”、“节”等思想几乎成为普遍现象。昭君悲剧形象也更加深入人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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