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没有年代 中共教育体制写满“吃人”两字！（下）(图)

学生整天埋首于成捆的书本和学习资料中。（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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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资料车载斗量

大多数农民的孩子，读不起中小学的原因，除交纳不起昂贵的学费、集资费及生活费外，最主要的是进了学校的门槛，也买不起成捆成捆的学习资料，教书育人的学校，无处不散发令人恶心的铜臭味。

工人、农民家庭的学生，多数读到初中就被“淘汰”了，高中是个大门槛，孩子能够进入高中就读，孩子的家长已经被吃人的教育体系啃得只剩下骨头了，能够坚持到最后读高中的，除了成绩特别优异之外，几乎都是家庭条件较宽裕者。

因为分数是衡量办学品质的唯一标准，所以，高压式的学习方式是现阶段高中以下教育体制的普遍现象。学生提高分数的唯一办法，就是在教师的指导下不分白天黑夜地解疑难习题、钻研教学资料。到了高中阶段，学习资料每天都像雪片一样落满了学生的课桌。学生就像是抽足了劲的陀螺，每天神情紧张地埋头在书本和学习资料中。

制作、编印、销售高中学习资料、高考资讯，是现阶段书刊市场最为活跃、最见效益的行业。现在，很多出版社都改行印刷出版初高中学生的学习资料，各式各样打着《重点高考资讯》、《黄冈密卷》、《黄冈正卷》、《高考天下通》、《金榜考典》等等，每一个内容的资料数十种，而制作成各种模式的作文就更“丰富”了。学生们根本不用自己动手写，只要把各式各样模式的作文书背下就能考到高分了。《作文辞海》、《金榜妙笔》、《满分过关》、《模拟试卷》、《酷作文》、《优秀作文大全》、《语文重难点手册》，可以车载斗量。这些学习资料，价格昂贵，是普通书籍价格的两倍以上。印刷商、销售商、学校和老师织成了一张大网，将学生和家长网在张开的网里，三天两头地向学生兜售资料，学生永远也买不完“重点”学习资料及复习资料。这种成本高昂、奢侈的学习费用，在发达的西方国家都很难存在。

该买哪些学习资料，该应对哪些高考难题，学生不懂，家长更不懂，一切都在学校和老师的操作指挥下，而且大多是由学校直接“进货”，老师直接“销售”给学生。这一套资料还没学完，另一套资料又送到了面前。在销售资料方面，学校和老师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积极。昨天的资料是高考疑难解答，今天的资讯资料是高考猜题，学生也好，家长也好，哪能错失良机？哪能不掏钱购买？

笔者的小孩初中毕业时，留下了四大纸箱的学习书籍。高中毕业时，我在他的寝室里装回了五麻袋的各类印刷品资料。毫无例外，那些资料几乎都是学校老师发给的学习资料及复习资料，都是出了钱的。而那里面的有些资料还没有开封。我当时就想，即使孩子们长上四双眼睛，在三年的时间里白天黑夜不睡觉，也不能保证有时间将那些资料流览一遍！

印刷商、销售商、学校和老师形成的利益团体所瞄准的就是学生家长的口袋，而印刷商与销售商也好，学校、老师也好，实际上都是一群吸血虫，教书育人的道德观已逐步丧失殆尽。学生的成绩是否提高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口袋鼓起来了。

“大学城”遍地开花

高中教育体制如此，大学教育吃人的本质更加可怕。本世纪初悄然兴起的、借助于兴办教育而大量“开发”的“大学城”风起云涌，铺天盖地发展起来。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建和在建的大学城已有50多个，有的大学已办成“公园式”、“风暴式”的园艺区。高昂的学费和住宿费、生活费是无底洞。一大批品学兼优的学子将会被张着血盆大口的“吃教育”的人拒之门外。以办学为幌子、实以盈利为目地的经营商就是一群吸血虫，会将从农村、工厂来求学的孩子的家长榨干吸尽。在新兴的大学城里，教育的软环境的“改善”，就意味着教育体制的全面蜕化变质。

“名师授课”的伎俩

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是臭老九，邓小平时代，知识分子到处发牢骚，到了江泽民时代，知识分子才得以“扬名立威”，名利双收，特别是名师名教，大行其道，他们与教育部门默契地配合，张着血盆大口，都成了吃人不吐骨头的魔鬼。

高中教育成为一部分功利主义知识分子大发横财的地方。他们过去也许是这个制度的受害者，但是现在，很大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成了“害人者”。他们凭借自己的“一技之长”大肆敛财，与一些高中学校的官员及教师沆瀣一气，在学生身上打主意。

在一些培养音乐、舞蹈家、绘画、体育、建筑设计等等“特长生”的高中，学校请来的专家、教授，每授一节课，每个学生不交纳二百元以上的授课费，学校就不准进教室。一个省城的“专家”、“名教授”到县城高中传授45分钟的课程，就是万元的收入。学生到省一级专业教学部门授课和面试，各个关卡要交纳一万多元的“授课费”，才能“突出重围”、“脱颖而出”，专业课才能“合格”。

学校与专家教授相互配合的利益集团，都是打着教书育人的幌子行使骗术，大骗特骗学生家长的钱财。不管是真才实料的专家教授也好，还是鱼目混珠的水货专家教授也好，都能够有用武之地，钱财滚滚地流进他们的口袋里。在这个腐败不堪的社会里，他们的道德观、价值观几乎都镀上了铜臭味。要说教育体制是吃人的罪魁祸首的话，那些所谓的专家教授就是一群帮凶。

“定向生”指标的黑洞

能考上大学，是中国工人、农民子女人生的跨越，是劳作了半辈子的工人、农民五彩缤纷美梦的延续，但是，又有多少学子能实现这些美梦呢？

北京航空航太大学“十万元换取录取通知书”的丑闻曝光后，社会一片哗然。一些政客们拚命为这一事件遮羞，千方百计地掩饰这种黑暗的教育制度。然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学院又爆出猛料：河南省焦作市35名低分考生通过仲介机构用3.5万元换回录取通知书。湖北省教委的调查表明，此事系“个别学院领导”为了完成招生任务，私自与仲介人联系“拉生源”，“学院领导”将招生公章调出来，私自盖章发放了35个“录取通知书”；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兰州理工大学强迫内蒙古通辽市女生苗立新交纳三万元“点招费”的事件，将大学教育招生的黑幕暴露无遗。

苗立新在2004年的高考中，考了547分的理想成绩，比当地本科分数线高出54分。她当时填写了兰州理工大学，兰州理工大学最低录取分数线是550分，该大学有关人员指示她交3万元钱才发录取通知书。3分3万，这对于苗立新当农民的父母来说，无疑于泰山压顶，因为他们在供养苗立新读高中时，早已是被挤干了的牙膏——被现有的教育体制挤压的只剩下一个空壳。他们到哪里去找3万元给女儿交纳所谓的“点招费”、“借读费”或是“赞助费”呢？绝望的苗立新没有选择的余地，她向学校要求退档再报专科，但是，兰州理工大学既不退档，也不录取，本科上不了，想上专科又不退档，早已错过了录取时间，苗立新向有关媒体反映后，学校才被迫将其录取。

尽管北航、中南财经大学武汉分院、兰州理工大的乱收费问题解决了，但是，天下乌鸦一般黑，现有的体制能够全面解决大学录取环节的黑暗与腐败问题吗？据行内人员反映，全国数百所大学里，招生中的违规问题五花八门。他们不是通过定向生变相敛财，就是使用“机会指标”降分录取，从各院校的校长到校务人员，从招办公务员到数不胜数的仲介机构及掮客，都将贪婪的目光盯着高校招生这一块。

事实上，是漏洞百出的制度给了权贵阶层大做特做游戏的机会。高校招生的每个环节都充满了各式各样肮脏的交易。弄定向招生的指标，在学校春季开学初制订招生计划时就开始做手脚了。根据规定，定向就业招生计划要先与有人事调配权的定向就业单位签署一个“定向就业意向性协议”，而这个冠冕堂皇的假协议，生源并不由该企业组织，得到一些好处和实惠就办事的企业领导人只盖个图章而已，弄到计划的学校负责人在公开计划之前早已将指标瓜分了。除定向招生的指标外，让权贵们有机可乘的还有“机动”指标、“少数民族预科生”指标、“高水准运动员”招生指标，“特长生”招生指标、“补录生”招生指标。弄到其中的一个指标，权贵们就等于弄到了一大堆黄金白银。他们会选择高考分数较接近、家庭条件较富裕的学生家长下手，并做到“宰你没商量”。那些学生家长不仅要心甘情愿地将成捆成捆地钞票送上来，“赞助”七八万元甚至是十万元，还要永远地保持沉默。也就是“被吃”的人还要向“吃人”的人满脸堆笑。

挂靠名校的民办大学学费猛于虎

也许有人会认为，高校正规录取的学生的学费就没有乱收费现象了，其实不然。大学里除了学杂费受到有关部门制约和局部的监督之外，其他诸如捐助费、洗涤费、公寓用品费、补课费、平安保险费，不仅是隐蔽性收费，而且是霸王条款，是明着宰。

民办大学、民办公助大学，是许多发达国家都采用的一种对公立大学不足的补救措施，从而缓解了一些学生不能上大学的矛盾。然而，中国的民办大学、民办公助大学并不是以教书育人为目的，而是以盈利为目的。且不说这些大学院校办学品质参差不齐，严重地误人子弟；仅从他们办学的方式方法来看，就是一场骗局。一方面，他们不另立招牌，而几乎全部挂靠当地的名校，以此来招揽生源，全国现在近百所私立民办大学，都成了公立名校的附属大学的分校；另一方面，这些附属大学收费狮子大开口，变着花样找学生收费，将许多学生家长逼得走投无路。

一些穷困生不仅为昂贵的学费发愁，而且为一日三餐填饱肚子发愁，除此之外，学校里还在平时变着花样收费。一些贫困的工人、农民家庭就读的学生，常常是拿不出更多的钱到食堂买菜买饭，“自开炉灶”煮白水面条充饥。在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面前，一些男生靠打工、靠当家庭教师来挣一点学费；一些女生靠当舞女、当三陪小姐、靠卖身来挣一点学费。他们的父母为了供养他们读书，早已是油尽灯枯了。

据《三秦都市报》报导，该报记者在西安市部分家庭了解到，由于教育体制普遍地乱收费成灾，学生从小学读到大学毕业的十六七年中，一个中等收入家庭花在一个孩子身上的教育费投入将近30万元。记者通过调查得出这样一组资料：即使就读普遍中学，六年下来费用最少10万元，就读重点中学，家长不掏出十四五万元，孩子就无法毕业。就读普通高校，每年花在学费、资料费、生活费上的总共达2万元，四年下来就是8万元，如果考上年收费上万元的大学，四年的各项费用就达12万元以上。这对于年收入不足万元的普通的工人、农民来说，即使不吃不喝，也难支撑孩子大学毕业。

助学贷款似乎给了一些贫穷生继续求学一线希望，然而，现在银行部门对于缺少信誉度的公立大学分校（实际上就是挂羊头买狗肉的私立院校）不给贷款，因为银行业对这些私立学校还贷能力不够信任，对他们担保不够放心，从而不愿意提供贷款。与此同时，国家奖学金、省政府奖学金等多项奖励给经济困难且成绩突出的大学生，也与私立学院无缘。最后，倒楣的只有穷困家庭出来的学生。

社会有多黑，教育体制才有多黑，教育体制目前的现状，不是孤立的存在，它是全社会政治、文化的集中反映。有了吃人的社会，才有了吃人的教育。正如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所写：“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孙守军老汉悄悄地走了，他是为不能供养儿子读大学而羞愧地死去。他的儿子现在已得到当地政府部门的支助而上了大学；辽宁省19岁的女孩夏梦雨以601分的成绩敲开了中国医科大学的大门后，为4,900元的学费和其他生活费而愁眉不展，她和她父亲利用上大学前的一个假期背完了6,125桶水，已换到了第一学期的学费；四川成都19岁的青年张强，以608分的高分考上中山大学后，为了筹措学费，他在一家酒店里打工烂掉了一双脚，血水不时渗出，脚板还裂开了几个小孔，一些地方组织和企业集团及社会上的好心人也慷慨解囊，从而圆了他的大学梦；吉林省梅河口市女孩夏文娟欲嫁求学的内幕曝光后，一些好心人伸出了援助之手，送她进了大学校门。这些似乎都是胡温对教育体制拔乱反正、正本清源的迹象。国家对贫困生的政策性帮助也已经启动，然而，从邓小平时代到江泽民时代的二十多年来积累的社会矛盾太多太多，上一任留给胡温的包袱太重太重，正所谓积重难返，现有的体制是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的。

2005年1月18日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