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群专栏】中国唯一两次被打成“右派“的思想者顾准之死

1968年4月8日，顾准的妻子汪璧喝消毒用的来苏水自杀，死状极惨。直接原因可能是她1964年在家中帮顾准销毁积存多年的手稿、笔记一事被揭发，因为她的遗书上有“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的字样。

大约是在1966年底，顾准收到一封寄自北京百万庄的薄薄的来信。信封中只有一纸简短声明“和顾准断绝父子关系。”下面是他的4个子女的签名（当时他长女不在家）。此前，妻子汪璧已向他提出离婚！

1974年11月11日，顾准被确诊为癌症晚期，肿瘤大如鸡卵、卡在心脏与气管之间，并已扩散。临终前，他唯一的心愿，是能见上子女一面。但前提条件是，必须在一张预先写好“我承认，我犯了以下错误……”的认错书上签字。经朋友们反复劝说，顾准含泪忍痛用颤抖的手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流着泪对吴敬琏说：“我签这个字，既是为了最后见见我的子女，也是想，这样，也许多少能够改善一点子女的处境。”然而，直到临终的那一刻，他的5个子女，没有一个来看他！12月3日，风雪夜，顾准含恨离世！

顾准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会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顾准的悲剧为什么会发生？

他是一个旷世奇才。12岁，到潘序伦创办的上海立信会计事务所当实习生；15岁，以其会计学方面的成就和造诣，在上海工商界崭露头角，被誉为“奇特的少年天才”；19岁，出版中国第一部银行会计学教材。20岁出头，在担任高级职员的同时，还在圣约翰、之江、沪江三所教会大学当教授；1956年到中国科学院之后，在经济学等诸多领域取得不同凡响的研究成果，被称作“中国的哈耶克”（奥地利思想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1935年，顾准加入中共，后又到“沙家浜”当专员，在延安当学员，在山东当游击司令。1949年5月，34岁的顾准掌管了远东最大城市上海的财政税务大权，当过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

（一）1952年“三反”运动中被撤销所有职务。

1952年，毛泽东发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顾准既不贪污，也没浪费，更没有官僚主义，却在“三反”中被打倒，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奇怪的是，顾准所受处分，在上海市委的档案里，没有任何记载，只有一份当年2月29号新华社电讯稿的几句话：“顾准一贯存在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屡经教育，毫无改进，决定予以撤职处分。”

顾准到底犯了什么错？其实，没什么错！就是他敢说真话。当时，中共财政部部长薄一波主张以民主评议的方式征税；而上海市财政局局长顾准却认为，上海企业一般都有健全的账册，完全可以依率计征。顾准在征税问题上顶撞薄一波，是他挨整不便言说的原因。而顾准才华横溢，使他早就成了那些妒嫉心极重的人的眼中盯，肉中刺，一天不拨掉，一天不舒服，这才是顾准第一次挨整的真正原因！

（二）1957年，第一次被打成右派。

1956年，顾准调入中科院经济研究所。1957年，他写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顾准写道：“那篇文章已经写起了，历史上第一次写东西没有像这一次这样费劲的……反复改稿，都更加强调价值规律的作用，直到它明确地与一切经济工作中都应该政治挂帅的指示相对立为止”。

1957年，顾准参加中苏联合考察团，就共同开发黑龙江水利资源与苏方专家谈判。对于苏方专家损人利己的做法，顾准据理力争。这些言行被时任黑龙江省委副书记陈剑飞记录下来，悄悄汇报到了北京。

顾准人还没有回北京，一份有关他的反动言论集已整理在案。公开见报的罪名是这样一句话：“现在，让老和尚出来认错已晚了。”顾准回京，立即新账、老账一起算，反复批斗。中科院范围内，还印发了辑录他的“反党言行”的专题材料（他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作用的言论也被辑录进去了），开过好几次批判会，然后正式戴上“右派”帽子。

之后，顾准先后被下放到河北赞皇、河南商城、北京郊区清河、河北商都等地劳动改造，承受肉体上的摧残和精神上的折磨。这样的摧残与折磨，在《顾准日记》中随处可见。挑砖、担粪、种地等繁重的惩罚性劳动使他变得脱了形：“我的容颜憔悴之至。镜内自望，都不认识了。”“精神折磨现象现在开始了。下午栽菜上粪时，思及生活像污泥，而精神上今天这个人、明天那个人来训一通，卑躬屈节，笑餍迎人已到极度。困苦、嫌恶之感，痛烈之至。”

1959年3月至1960年1月，顾准下放到河南商城。从1959年秋冬起，4个月内，这里饿死农民近百万。他的日记中不断出现”哀鸿遍野”的字眼，记录了劳改队和农民被饿死，甚至全家饿死的情况。在精神和肉体都受到极大折磨的情况下，他在日记中写道：“（从现在起）潜心研究十年，力争条件逐渐好转，以利于我的研究工作。这才是我真正努力的方向。”“至少应该记下一个时代的历史，给后代一个经验教训。”

（三）1965年，第二次被打成右派。

1962年，顾准摘掉“右派”帽子，回到中科院经济研究所，但讲真话的秉性难移。他对欢迎他的家人说：“我不反对‘三面红旗’？胡说八道！我就是反对‘三面红旗’! ”

1964年，在经济所批判所谓“张（闻天）孙〔冶方）反党集团”的会上，当别人一边倒的或划清界限或落井下石时，顾准却站起身来，铿锵有力的宣布：“我自己顽固坚持自己的世界观和政治、经济思想”,“我等着挨整！”话音刚落，顾准便被当作“孙冶方的幕后狗头军师”、“张（闻天）孙（冶方）反党集团”的“黑干将”遭到批斗。

顾准有一外甥，在清华大学念书，在同学中组织了一个“马列主义研究会”。在学校清理思想运动中，这个研究会的头头主动坦白交待，引起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的注意。康生想从顾准的外甥下手，顺藤摸瓜，把同在中国科学院经济所的顾准、孙冶方、张闻天，打成有组织的反党集团。顾准因此被隔离审查4个多月。查来查去，没有查出顾准与孙冶方、张闻天有什么秘密的“组织”联系。但是，鉴于他态度顽固，1965年9月，顾准第二次被打成右派，而且是”极右派“！

第二次被打成右派后，顾准被下放到河南息县劳动改造。由于他是“极右派”，脏活、重活、累活都属于他。有一次，造反派在田头批斗他，说他“偷奸耍滑”。顾准就吐一口痰出来给他们看，痰里有血丝。他说，我这样干活，你们还说我偷奸耍滑，我就是不服。于是，好多人上去摁他的头，打他的头，打也不认，那就再打，一直打的他伤痕累累。然后，造反派揪住他，恶狠狠的问：“你到底服不服？”，顾准大声喊道：“我就是不服！”

（四）在苦难的沙漠中开出思想的鲜花。

顾准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没有被苦难压垮，“学术研究”和“复兴中华”这两个使命引领着他在漫漫长夜里，一直在积累、思考、升华。

他曾一再批评中国人正因为没有笨劲，懒得穷根究底，所以，“中国有天才，而没有科学上系统的步步前进，不停滞、不倒退的前进。中国人善于综合，都是根据不足的综合。”顾准是一个勤快人，他思想不停，记述不停，终于使自己的部分思想得以冲破网罗而留存于天地之间。

1972年回到北京后，妻子死了，孩子们都不理他，他的身体也每况愈下，自知来日不多的顾准，索性以北京图书馆为家，争分夺秒查资料，做卡片，写笔记，终于成就了《希腊城邦制度》等数十万字的论著。

1974年9月，弟弟陈敏之到北京，与顾准相处了半个月。顾准劝陈敏之，不要为时势所动，从头研究西方史、中国史，并商定了京沪两地的通信讨论方式。《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辑录的顾准思想，就是后来兄弟俩通信答疑的结果。

著名学者王元化说：“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清醒的反对个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想风靡思想界的时候，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顾准的学生吴敬琏表示，学识渊博、言辞犀利只是顾准的外部特征，作为思想家，他的内在特征是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五）顾准的悲剧为什么会发生？

在顾准去世10年后，他的儿女们终于有机会看到由他的日记和通信整理成的书稿。1984年2月，他的大女儿顾淑林写道：“我逐年追踪着父亲一生，1957年以后，他是一步一步从地狱中淌过来的呀！他的深刻的思索常常是在数不完的批斗、侮辱甚至挨打之中完成的，在他最需要亲人的时候，亲人远离了他，可是恰恰他的思索，包含着更多的真理。”

“为什么我们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愿意献身于比个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标而长期视为殊途？……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准则，为什么容不进新鲜的，可能是更为科学的内容？究竟哪一部分需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以后对亲人以至社会再做蠢事？”

为什么？只因为中共不许有独立思考的空间，不许有讲真话的环境，谁敢独立思考，谁敢讲真话，就打倒谁。1952年是这样，1957年是这样，1965年是这样，1999年至今，还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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