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死亡降临，这两种选择，你会怎么做？

两位老太太来自同一间病房、相邻病床，为了尊重隐私，姑且叫她们19床、20床。她们年龄相仿，一位78岁，一位81岁；病情相同，患晚期肺癌3年，一位发生脑、纵隔及淋巴结转移，一位则是肝转移；治疗都尽了力，不再适合手术、放化疗，就连分子靶向治疗也找不到合适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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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床是一位大学教授，因脑水肿入院。治疗后，脑水肿消退，我告诉她女儿莉（化名）可以出院。莉很吃惊：“癌症呢？不治了？”我委婉地表达了再做癌症治疗已无任何意义、病人进入生命的倒计时、爱她就回家陪伴她等几层意思，但莉的态度很坚决：“病治不好，绝不回家！”

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家属的偏执。后来，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

莉今年52岁，定居澳大利亚。3年前，因为母亲患癌，她辞了工作回国。她带着母亲到处看病，自己也满世界跑，曾跑到国际肿瘤会议会场，堵截一位美国专家。她看了许多医学书籍，一旦有什么新技术、新药物，就如同抓住一根救命稻草。

但专家的答复全是否定。莉并不气馁，她听说有一种“海参疗法”，可以抑制肿瘤生长，便从美国买回上好的海参。每晚，她在家炖好，次日清晨用保温桶拎进病房，让母亲喝光。那段时间，这对母女总在病房吵架。一次，19床偷偷向我求援：“莉天天逼我吃海参，不吃完就不许我吃早餐，还说是为我好，可我吃完浑身发热！”在我和一位中医的劝说下，莉只答应减少频次，隔一天吃一次。

一个月多后，19床发生多器官衰竭、呼吸困难，被转入呼吸内科病房。当时，她明确表示，不希望用呼吸机，不想受罪，更不愿浑身插着管子闭眼。但莉不同意，也不理解。很快，19床不再说什么，因为不能再说话——她的喉咙插了气管，面部罩着呼吸机，鼻饲管、导尿管等爬满全身。

端午节的中午，昏迷数日的19床来不及留下一句话，走完人生路。可是，莉不允许拔管，坚称母亲没死，胸口还有起伏。医生解释，那是呼吸机未撤的缘故。我被莉叫到呼吸科，她让我一遍遍地听听诊器。我说：“我用医生的名义发誓，心跳停止。”她不信：“你用母亲的名义、女儿的名义发誓！”最后，我照做了，她才同意拔管。此时，19床已死亡两三个小时，嘴巴僵硬地张着，热敷后才能闭合。

看着殡仪车带走母亲的遗体，莉抱着我痛哭：“金医生，我错了！我后悔没有带妈妈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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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20床的故事就简单得多。她是一名省直机关退休人员，因血性胸腔积液入院。我为她实施了穿刺引流，抽取积液，然后打了些防粘连药物，就建议她回家。她和两个女儿欣然接受。

出院后，她住到小女儿家里，每天还和大女儿通一通电话。除了呼吸有些困难，她的状况还不错，食欲正常，有时候早上出去晒太阳，晚上在小女儿的陪伴下散散步。偶尔睡不着觉，就吃一颗安定片。

这样的生活，她很知足。关键是，她的人生还在继续……理性接纳医学的局限性

作为医生，生老病死，司空见惯，但发生在19床和20床身上的事，令人唏嘘。

很多时候，我们把老、弱、死都医学化了，认为它们只是又一个需要克服的临床问题。然而，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医学也是有局限性的。

无论怎样小心翼翼地措词，仍有很多人觉得这个话题太残酷，如莉一样，会联想到这个社会准备舍弃病人。对于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来说，在监护室里度过生命的最后一程，完全是一种错误。虽然技术可以帮助病人在失去意识和连贯性后维持他们的器官，但过度的干预反而增加了对患者和亲属的伤害，让患者与临终关怀擦肩而过。

当然，有病人的原因，也有医生的原因，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恰恰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拒绝接受生命周期的限定性，我们的末期病人才会成为无效治疗和精神照顾缺失的牺牲品。